民法调研报告多篇

【第1篇】人民法院队伍建设落实科学发展观调研报告

人民法院队伍建设落实科学发展观调研报告

人是工作的主体。在人民法院，只有全体工作人员具备了很高的政治、业务、道德素质，实现司法公正，提高法庭审判和执行效率才有根本保证。近年来，我院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先进的司法理念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严格的制度管理人，大力加强法庭队伍建设，努力造就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纪律严明、作风优良、品格高尚的法庭队伍

一、队伍建设的主要成就

我院按照“建一流班子，带一流队伍、创一流业绩”的工作思路，紧紧抓住队伍建设这条主线不放松，向管理用劲，在规范中提高，促进了全院各项工作。

一是法院队伍呈现新面貌。领导班子注重学习，团结务实，思路清晰，作好表率，激发干警工作热情；认真学习党的十七大精神，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解放思想、改进作风“主题教育和“大学习、大讨论”活动，干警的“五个意识”明显增强。、落实、政治学习制度，鼓励干警参加学历教育、岗位培训和司法考试，及时解决学习费用。仅去年就先后组织法官68人次培训，自20xx年国家开展司法资格统一考试以来，全院共8人通过，通过率名列全市法院前茅。全院本科学历达到92人，法官在全体人员的比例和职级配备进一步优化。坚持从严治院，从严治警，积极开展经常性的警示教育，强化“八小时以外”监督，落实领导干部“一岗双责”制，坚持通报，积极组织“效能建设”和“廉政文化”建设，强化干部监督。

二是司法能力有了新提高。去年，全院共办结各类案件1269件，从事审判执行工作的人员人均结案近30件，审判质量、效率均居全市法院前列。坚持“多调少判”，“案结事了”的方针，去年，民商案件适用调解方式结案864件，调解率为61.7%，刑事附带民事部分适用调解方式结案15件，调解率为97%，执行适用和解方式结案61件，,“四调”能力在司法应用中明显增强，维护了社会稳定，促进了社会和谐和经济发展。开展庭审观摩比赛和优秀司法文书评比活动，年终评选先进活动，干警驾驭庭审、制作裁判文书和理论研讨能力取得显著增强。明确各部门的岗位职责，赋予中层干部的管理权限和责任，干警管理协调能力得到提升；

三是司法管理取得新规范。修订完善了规章制度，规章制度进一步完善。建立了竞争激励机制，以目标管理责任书为抓手，对单位进行位次管理，对个人实行绩效考评，解决了干警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问题。从抓制度的检查、考核、落实入手，进一步规范办公秩序、环境秩序和生活秩序，培养干警自觉遵规守纪、按章办事的好习惯。严格考核落实制度，兑现各种承诺，树立制度权威，干警干事创业、争先创优的良好氛围已经形成。

四是群众满意度实现新提高。通过开展各种主题教育，全院干警司法亲民，为民、便民意识得到增强，关注民生、保障民生的力度明显加大。特别是在清理执行积案活动和去年“百日办案竞赛”活动中，全院干警放弃节假日，加班加点，不怕吃苦，清结了一大批案件。落实司法服务承诺，推行便民诉讼；开展巡回办案，方便群众诉讼；落实司法救助措施，去年依法缓、减、免诉讼费用13万元。

五是大局意识明显增强。在工作中，我们始终注意摆正位置，发挥审判职能，加强工作协调，服务县委工作大局，以有为之绩谋工作地位。刑事审判坚持“严打”方针，积极参与“扫黑除恶”和“两抢一盗”专项斗争，保持对犯罪分子的高压态势，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全县社会治安秩序稳定。民商事审判坚持“多调少判，案结事了”，努力促进_____社会和谐。妥善审理婚姻家庭、损害赔偿、劳动争议案件，促进家庭和睦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认真审理涉及“三农”案件，促进新农村建设；审理好各类合同纠纷案件，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依法审理国有企业改制案件，注重再岗职工的再就业安置。积极探索行政案件处理新机制，加大沟通力度，采取庭外协调，思想疏通办法，尽可能地把“官民”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实现监督、维护、协调的有机统一。加大案件执行力度，积极清理执行积案，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此外，我院还积极参与事关其他全县工作大局的活动，把审判执行置于县委的领导之下。

二、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

我院的队伍建设虽然取得了不少成绩，但在调研中我们发现还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与县委和上级法院的要求还有不小的差距。

第一，队伍素质不能完全适应工作的需要。一是高层次、复合型法官偏少。目前全院具本科以上学历干警已达92人，但真正高院全日制本科的却只有不到10人，综合法律水平不高。二是整体队伍素质参差不齐。有的政治素质高，但业务能力不强；有的业务能力高，但政治素质欠缺。三是大局意识不强。存在就案办案，孤立办案现象，不能很好地做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有些案件因 未考虑到其他因素，盲目适用法律下判，造成当事人上访或上诉，埋下不安定隐患。四是作风纪律涣散。个别基层法庭在抽查中出现“无人庭”；五是个别干警廉洁意识不强。存在办“关系案”，“人情案”问题，吃、拿、卡、要等行为还时不时在个别干警身上体现出来。廉政标准不高，仅仅满足于领导不批评、媒体不曝光、群众不告状、个人不出事。六是个别干警“名利”思想严重。横攀竖比，强调经济利益，对待遇和福利看的高于事业。七是创新工作方式能力不足。满足于原有的工作思维模式，停留在凭经验办案或单凭法律规定办案。在处理其他事务中，方式单一，思路不灵活，协调能力差。

第二，整体司法能力不能完全适应工作需要。一是法律水平不高，个别案件裁判不公，损害了法院形象。个别同志法律文书制作不规范，影响了司法的严肃性，法官的整体业务素质与社会期望存在较大的距离。二是案件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不认真学习和研究法律规定，出现个别适用法律错误或与法律规定相悖的处理结果；有的同一类型、同一性质的案件其判决结果不同；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没有得到根本扭转，有的案件开庭走过场，开庭准备不充分，审判人员对案情掌握不细不严肃，不按规定举证、质证和认证。三是办案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目前全院虽无超审限案件，但结案周期过长，绩效考核在全市排名有待进一步提高。四是涉诉信访案件的处理力度仍需加大。我院的涉诉信访工作目前走在全市法院的前面，但还有几个信访难案有待解决。

第三，司法为民不能完全满足群众的需要。一是公仆意识树的不够牢。个别干警存在特权思想和衙门作风，存在对群众“冷、横、硬、推”、“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现象。对当事人“冷、热”不均。在审判和执行中掺杂人情、金钱等权势的因素，自觉不自觉地将人民赋予的权力当成谋私、徇情的工具；联系群众不密切，向领导通报多，向群众汇报少；听领导意见多，听群众意见少，尤其听取一般群众意见少；作风不深入，深入基层了解情况、调查研究少二是调处力度不够大。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案件，未能妥善处理好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造成个别案件上诉或信访。三是对涉诉信访工作认识不到位。偏面认为涉诉信访工作只是立案信访的事，把自己与群众割裂开来，对群众反映的问题不闻不问；个别同志甚至认为上访的群众是“刁民”，既不积极主动与群众沟通，也不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造成群众走上信访路。在工作措施上，重治标，不治本，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造成信访人重复信访或越级上访；四是司法为民措施落实不到位。在落实为民措施的工作上，存在等靠思想，工作方式单一，思路不开阔。便民、利民、亲民的机制还需进一步完善。

第四，司法管理不能完全适应工作的需要。一是一些规章制度还不够健全和完善，需要加强调查研究，进一步补充完善。二是机关作风纪律抓得不实，措施不力，效果不好。个别同志纪律观念差，迟到早退，懒惰散漫，玩心重，事业心不强，工作不推不动，学习消极应付；个别同志只想当官不想干活，讲安逸图享受,只愿说好话办好事，不愿碰硬不敢较真，以致有效的制度没有充分发挥效能，有效的措施没有落实到位。三是内部管理还有薄弱环节，工作纰漏时有发生，整个管理还存在死角。部门与部门之间，人与人之间相互配合不够紧密，工作效能不能得到充分发挥。

三、加强队伍建设的意见

第一，以班子建设的核心，全面增强队伍的政治和廉洁意识。继续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深化“大学习、大讨论”活动，加强思想政治建设。采取多种形式，浓化学习氛围，使人人都学习，人人受教育，人人有提高。开展十个专题的大讨论，找准学习与改进工作的结合点和切入点，引导干警进一步强化“五种意识”，牢固树立“三个至上”的重要指导思想。进一步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继续坚持和完善“一岗双责”制度。凡队伍出现问题的，分管领导、部门负责人要检讨责任；出现重大问题造成恶劣影响的，要实行责任领导责任追究制。狠抓党风廉政建设。严肃追究存在违法审判、司法瑕疵问题等责任人的党政责任。

第二，以提高业务素质为目标，全面提高办案质量和工作效率。进一步强化全院案件流程监控和业务台帐管理相结合的制度，实行三分之二法定审限内结案的效率提速，开展办案竞赛，严格追究违法超审限。继续坚持审判质量“五级把关”制度，进一步强化“带长”法官的监管职责，严格裁判文书校核，杜绝低级差错，实行问题案件审查问责、差错案件剖析讲评，确保司法公正。严格庭审规范周检查、月通报制度，严禁侵害当事人诉讼权利，严禁内部说情和过问职务外案件，全程纠防审判瑕疵，最大限度地减少当事人对司法公正的疑虑。按照中院《关于规范审判执行工作的意见》的要求，进一步规范司法行为。狠抓案件质量，加强对一审案件审判质量把关，把每一个案件都办成“铁案”；发挥好再审的屏障作用，把问题和矛盾解决在法院内部。

第三，以增强服务群众意识为根本，努力实现审判执行工作案结事了。强化司法为民意识，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司法事业的人民属性，把人民群众是否满意作为加强和改进法院工作的根本标准，做到态度上亲民、爱民，方法上便民、利民，结果上维民权、保民安。强化调解，促进社会关系和谐。把调解作为处理各类案件的首选手段，作为办理案件的必经程序，整合内部资源，实行上下联动调解，整合外部资源，促进民间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与司法调解的相互衔接，妥善化解矛盾纷争。切实转变作风，积极推行和谐司法，高度关注民生，积极追求和谐的司法效果，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民群众满意。以落实“十件实事”为载体，进一步取信于民。坚持定期不定期召开当事人座谈会，虚心征询当事人意见，对损害法院形象的各种不良行为实行内部公示，并严肃查处，该调离审判执行岗位的坚决调离审判执行岗位，该作党政纪处理的坚决追究党政纪责任。坚决落实稳控措施，做好耐心细致的思想疏导工作，想方设法，理顺情绪，全力做好信访稳定工作。争取上访人息诉罢访；对情绪激烈、有上访苗头的，看死盯牢。出现恶性上访的，坚决追究责任。坚持大接访和院长值班接访制度，建立完善集中治理与源头预防并重的长效工作机制。

第四，以增强凝聚力为导向，进一步规范工作管理。按照建设规范型法院的要求，坚持科学、规范、高效、便民的制度设计理念，以绩效考评为龙头，修订完善以《目标管理责任书》为核心的配套管理制度，切实提高管理水平。搞好目标责任监控，要深入学习研究《目标管理责任书》，把党组决策精神吃透吃准。各监控单位要切实履行好职责，大胆管理。建立个人绩效档案，认真做好登记，确保在年终考评时有根有据，奖罚公正透明。进一步规范审判管理，继续完善案件评查机制，定期评查案卷，审查违法审判线索，考核通报调解率、服判率、上诉率、发改率等案件质量指标。进一步规范案件流程管理，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严格审限监控，狠抓审判流程环节提速，实现审判质量和效率的共同提高。规范司法行为，切实规范法官的行为、语言、礼仪和形象，防止权力失控、行为失范。建立健全合议庭工作规范，使问题发现在合议庭，矛盾解决在合议庭，裁判产生在合议庭，责任落实在合议庭，不断提高合议庭的审判能力、司法水平和工作效率。在强化庭审功能的同时，进一步规范司法文书制作，认真解决庭审笔录、审理报告、合议笔录简单应付，不能全面客观地反映庭审及意见的形成过程等问题。彻底根除裁判文书文字差错多和说理性不强的问题。全面落实审务公开制度，增强司法透明度，以公开得公正，以公正换民心。

第五，以树牢大局观念为前提，更加自觉主动地把工作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坚持党的领导是人民法院工作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政治保证。要主动向县委报告法院的重要工作意见、重要人事安排、重大工作举措、重大案件审判和执行，主动向县委报告上级法院的工作部署，主动接受县委政法委的领导、监督和统一协调，听从党的指挥，服从服务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同时，要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和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以及媒体、公众的社会监督，依法忠实履行职责，确保严格公正文明司法。发挥党组核心领导作用，党支部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共产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确保马克思主义法律观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对人民法院工作的指导地位，确保人民法院永远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法律、忠于人民。

【第2篇】县人民法院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调研报告

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不仅关系到人民群众对法治的信心和尊崇，事关和法律的全面实施，也是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全力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基本要求。淇县人民法院围绕影响和妨碍人民法院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研，并在进一步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现报告如下：

当前，涉诉信访可以说是各级人民法院谈之色变的老大难问题。随着人民群众的维权意识不断觉醒，信访、上访人员也在不断的增加。混迹在这些人员中的无理闹访、缠访者，动辄举条幅、呼口号公然诋毁法院裁判或法官声誉。本次调研结果，也表明涉诉信访问题是影响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的最大屏障。

生效的法律文书不能得到有效地执行，不仅会影响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实现，增加他们对法院裁判的不信任，还会损害司法的公信和权威。

近几年来，全省法院系统开展了一系列措施，如庭审网络直播、裁判文书上网、法院微博在线答疑等推行“阳光审判”。尽管这些举措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仍不能满足群众的要求，人们对法院印象还停留在“很神秘”的阶段。

秉承法律精神和公平正义理念，赋予法官在一定范围内的自由裁量权，是特定历史时期的客观需要，也是由法律的局限性所决定的。但是由于这种自由裁量权过大，必然会为司法专横和司法不公，提供温床。

排除目前法院普遍存在的案多人少和法律制度不完善、与政策相冲突等客观因素外，个案的实体不公正、程序不规范和办案效率低下，也是制约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主要因素。

“官官相护，清官少”、“人不和天斗，民不和官斗”这种在历史中存活若干年的糟粕法律思想仍然富有活力，甚至还发展演绎出了“大个帽两头翘”“有理无理，先送礼”等这样的谚语，在社会上流行。

司法公信力的提升，是一项长期、系统、浩大的工程，不仅需要我们一代又一代的法院人为之不懈的努力和奋斗，还需要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如果想进一步扩大司法诉讼程序在处理各类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作用，那么就必须设置涉法、涉诉信访一次性终结机制，完善信访流程管理，否则，司法公信力和权威性就无从谈起。

人民法院必须切实转变司法作风，以提高案件质效为抓手，不断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做到公开、公平、公正，才能真正赢得公信。

在原有司法公开措施的基础上，积极创新公开方式，扩大公民的司法参与度，保障司法的公开透明性，全面提升司法公信力。

目前，我国的普法宣传还停留在“以案说法”、“漫画说法”“法制标语”、“宣传板块”等一维宣传的层面上，可以说是法官、法院的独角戏，缺少互动性、及时性和灵动性，已经不能满足现代法治宣传的需求。建议在下一步的宣传工作中能够利用新型载体，融入现代精神，不断创新宣传载体，促进司法公信力的提升。

1、建立法院新闻发言人制度。针对社会和公众关注的热点案件，积极进行回应，解答疑问，寻求认同。

2、与新闻媒体、电台、电视台联系开办“法官、法学专家、公众大辩论”栏目，邀请知名法学家、社会学者、公众代表，参与对争议法条、热点案件、典型案例进行大辩论，宣传法律，解读诉讼。

3、谱写旋律优美、易于上口的法院歌、法官歌；拍摄以法院、法官为正面题材的电影、电视剧，务求立意新、情节引人；不断吸收现代新闻炒作方法，应用于法制宣传和树立司法权威，从而努力达到司法有公信、法律受尊重、人人都守法的社会新气象。

【第3篇】人民法院服务经济发展有关法律政策问题的调研报告

去年以来，全省(四川省)法院高度关注国际金融危机的演变及其对我省经济的影响。从目前的情况看，此次金融危机对我省的影响相对较小，但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和引起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已逐步显现。经济领域出现的新问题已在司法层面上得到初步反映。为主动有效应对金融危机，我院成立专门课题组。课题组组织全省三级法院和部分企业代表就法院在服务企业生产经营、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及面临的主要困境进行了专题研讨，在此基础上紧扣法院职能，提出法院工作促进经济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一、金融危机反映到法院工作中呈现的主要特点

（一）经济危机目前在司法层面的影响已初步显现

相关数据反映，目前，涉金融案件收案已呈现上升趋势。其中，部分增量是符合司法规律的正常反映，而非完全因金融危机所致。这主要是由我省所处区位（内陆省份）、经济结构（外向型经济相对比重较小）、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司法规律所决定。未来上升趋势将更为明显，可以预测，在xx年以及之后较长的时期内，金融危机的影响将大量反映到司法领域。

（二）所涉法院和工作领域较为集中

从所涉法院范围来看，目前大成都经济圈内的基层法院相对反映明显，已审理或正在审理的涉金融危机的案件较多，如成都市武侯区、高新区、青羊区等基层法院，而中、高级法院和其他市、州法院尚反映不明显，已审理或正在审理的涉金融危机案件较少。从所涉工作领域来看，在民事审判、执行领域已有明显反映，刑事审判领域也有一定程度的反映，行政审判领域目前尚不明显。

（三）五类案件明显上升

一是涉及企业破产清算案件明显增多。该类案件涵盖劳动合同、借款合同、买卖合同、土地使用费等多种纠纷。二是劳动争议大幅上升并出现新情况。xx年全省劳动争议案件同比增长102.95%，其中群体性劳动争议案件上升势头明显。三是房地产纠纷大幅度增长并出现新情况。xx年全省房地产合同案件同比增长78.48%，该类案件涵盖了建筑施工、劳动争议、商品房买卖、预售等多种纠纷。因社会整体经济低迷、房价下滑，出现了购房者按揭断供、开发商交房买方不接受、恶意毁约、违约等情况，这类纠纷敏感度高、易形成连锁反应的群体性纠纷。四是贷款纠纷大幅增长。如成都市青羊区法院xx年下半年贷款案件同比增长101.3%，信用卡透支案件增长360%。五是涉及中小企业的传统商事案件上升明显。xx年全省票据案件同比增长18.75%，股东权案件增长65.99%，证券案件同比增长642.11%。

（四）诉讼保全、执行工作呈现新动向

xx年全省法院诉讼保全和执行案件均有明显上升。银行要求收回贷款，以及因资金链断裂导致诉讼保全的案件均已显现。

二、当前人民法院在服务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法院自身面临的问题

1.个别审判人员对法院工作应对金融危机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个别法官认为金融危机是国家宏观经济管理职能部门的事，远离自己的工作生活，表现出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同时，对金融危机的危害性认识不足，认为金融危机主要是对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影响大，而对我国无甚影响或影响较小。

2.部分法院对如何积极主动服务企业促进经济发展思考不够、行动不力。部分法院认为法院只能被动受理案件，而后在审理、执行中才能服务企业，而不是主动积极地防范和化解社会矛盾及经济风险，服务经济发展。

3.对部分企业经营受损是否确属金融危机影响甄别不够。在金融危机中确有部分企业是因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而致资金紧张，履约能力受限。但也有一部分企业与此无关，而是借机恶意毁约、要挟、赖债及逃债等。调研显示，在过去的工作中，法院对该类情况的把握和甄别不够。

4.法院服务经济发展的要求与难度明显加大。与常态纠纷相比，在金融危机这一非常态背景下，涉金融危机纠纷面临着更多的突变性和非确定性，使法院工作服务经济发展的要求与难度明显加大。这就要求法院保持一种稳健和冷静的司法态度，一方面要加强对涉金融危机纠纷的预测研判，做好应对准备；另一方面要高度重视对相关问题的专题调研，确保司法应对能动有序。

5.司法解决纠纷面临的难度、风险和成本加大。灾后重建与金融危机背景下，各类纠纷所涉社会因素、政策因素与法律因素多重交织，司法的有限性表现得更为突出，单纯依靠司法解决纠纷所面临的难度、风险和成本进一步加大。如果法院不加分析，全然介入，不仅难以有效和顺利解决纠纷，还可能使矛盾进一步激化，加大解决问题的难度和成本的投入。

6.裁判标准的把握及利益冲突的平衡难度加大。由于地震和金融危机因素的介入，司法案件中的社会关系和争议焦点因此变得更为复杂、多样，突出反映在五方面：共性要求与特殊情形并存；法律问题与社会因素交织；历史原由与突变情势纠结；常态调控与应急处置交错；程序选择与实体裁量两难。针对具体个案，特别是广受关注的争议性案件的司法裁量一般化与个别化之间的潜在冲突有所加剧，保持统一的裁判标准、平衡利益冲突难度加大。

（二）相关规定不完善制约了法院功能的发挥

1.司法救助的范围有限。根据我国现行有关司法救助制度的规定，免交诉讼费的救助对象仅限于符合条件的自然人，而不包括企业。而受这次金融危机冲击较大的是中小企业。这些中小企业向人民法院申请诉讼费缓、减、免时，如果严格依法则不符合条件，即使符合条件也仅能缓、减，而不能免交诉讼费。

2.司法高效的要求与简易程序适用范围存在冲突。我国目前关于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类型已有明确规定，而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较为突出，尤其在这个特殊时期更显紧张。如成都市武侯区法院平时民事法官一年人均办案300余件，如要进一步提高司法效率，就需要扩大适用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

3.管辖权下放与基层法院办案能力存在一定矛盾。根据最高法院相关司法解释对经济纠纷级别管辖的规定，将原由中高级法院一审的85%以上大标的民商事案件下放到基层法院。这一规定虽有一定合理性，但基层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突出，且基层法院部分法官的司法能力有待提高，在此特殊时期矛盾更显突出。

4.《物权法》相关规定过于原则。调研显示，商品房地下车库的归属问题以及物业纠纷频发（这类纠纷处理不当易引发连锁性群体纠纷），但因《物权法》规定较为原则，相关实施细则及司法解释尚未出台，致各地法院在处理中把握尺度不一。

5.对“金融危机”是否属免责事由理解不一。因金融危机致不少企业签订的合同不能履行，出现了大量违约案件。但对“金融危机”是否可视为“不可抗力”或“情势变更”，目前尚存在不同认识，亟需相关政策或司法解释予以明确。

（三）司法政策影响了法院功能的发挥

1.清理执行积案专项活动与服务企业“过冬”需要进一步协调关系。中央政法委牵头的“清积”专项活动，目前正在深入开展，而在被执行人中有大量属于受金融危机影响的企业。因此，“清积”工作与服务企业“过冬”二者之间必然存在紧张关系。虽然在执行中法院会尽可能调整司法策略，创新执行方法，平衡双方利益，但在穷尽一切手段后，冲突仍有可能存在，法院应如何选择，需要较为明晰的司法政策指导。

2.维护金融安全与服务企业“过冬”需要进一步协调关系。二者均是中央政策的要求，但金融企业追收欠款所涉的一部分企业正好又是受危机影响的企业，法院在穷尽策略和手段后，部分案件间的冲突仍在所难免，法院如何选择，同样需要司法政策指导。

3.维护社会稳定与服务企业发展需要进一步协调关系。一方面，金融危机中人民群众对法院工作的效率、实效要求更高；另一方面，受金融危机影响的部分企业又是被告或被执行主体，需要给予一个喘息之机以安全“过冬”。法院工作一方面要考虑人民群众权益与社会和谐稳定，另一方面又要考虑企业的发展，致使法院工作面临两方面矛盾的协调难度增大。

三、人民法院应对金融危机、服务经济发展的对策路径

人民法院应密切关注金融危机走势，通过充分发挥法院职能作用，积极引导金融市场良性发展，推动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一）进一步转变工作理念，创新工作方法。一是进一步认清形势，增强工作的针对性。通过分析国际金融危机的后续发展、变化态势，以及对我国、我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影响，认清法院工作在化解金融危机影响、维护社会稳定方面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增强使命感、责任感，不断探索新的有效应对措施。二是转变观察和处理问题的模式。认真研究和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善于从政治上观察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做到变被动为主动。跳出法院没有案件就不能服务经济的狭隘意识，既处理好案件，又积极主动的参与防范、化解社会矛盾。三是打破思维定势，注重利益平衡。常态思维下，部分企业尤其是房地产、外向型等企业被视为强势主体，但在金融危机这一非常态社会背景下，部分企业转变为“弱势群体”，这就需要改变对案件的惯性思维与判断标准。在具体案件的处理中，要注重考量、权衡案件处理的利弊得失，既要权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又要权衡当事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四是创新工作方法。对一些涉及面广、成因复杂、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案件，在不违背法律和政策的前提下，坚持突破常规，特事特办，避免机械执法，就案办案，防止个别纠纷转化为群体性纠纷，防止民事纠纷转化为治安或刑事案件，防止非对抗性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矛盾。

（二）积极延伸审判职能，扩大司法服务空间。一是积极建立对企业进行定点法律援助的帮扶机制。为帮助企业安全“过冬”，切实建立对企业进行定点帮扶的法律援助机制，将部分影响严重的企业列为法律援助定点单位。通过对定点企业进行走访和调研，了解我省企业经营状况和亟待解决的法律问题，主动为企业提供法律服务。二是建立联席沟通机制。通过召开座谈会等形式，将企业因金融危机已经面临以及可能面临的法律政策问题逐一梳理，邀请相关专家、职能部门共同研究，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意见。三是积极提出司法建议。对于法院在服务经济、办理相关案件中发现的一些问题，积极采取司法建议的方式向相关部门提出，促使问题得以解决。四是适时开展专项活动。通过开展“进企业提供服务，帮助企业解困”等专项活动，切实帮助企业度过难关。

（三）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依法服务经济发展。一是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职能，保障金融安全。依法打击侵犯国有资产等各类经济犯罪和职务犯罪，最大限度保护国有金融债权。严厉打击金融犯罪活动，制裁金融违规行为，加大追缴赃款、退赔的力度，最大限度地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二是充分发挥民事审判职能，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依法最大限度保障国有金融债权，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依法保护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护非公有制企业在投资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与其他企业享受同等待遇。合理把握涉企业债务案件的审判尺度，妥善审理因资金链断裂引发企业债务的重大案件，防范和化解因企业资金链断裂造成的风险和困难。依法审理涉房地产、保险、证券、期货、信托、知识产权等类案件，合理运用破产清算、重整及和解制度，服务经济发展。三是充分发挥行政审判职能作用，为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依法支持行政机关服务经济的整治行为，遏制地方保护、地区封锁和部门行业垄断。加大征地、拆迁等行政案件的审理力度，促使行政机关正确履行法定职责。创新行政诉讼结案方式，大力推行协调和解，坚持保护与监督并重，促进法治政府建设。四是充分发挥执行职能作用，确保合法权益得以实现。大力加强金融案件执行力度，着力解决金融纠纷案件难以执行的问题。认真研究执行工作策略，积极探索灵活多样的方式方法，慎重使用强制执行措施。加强同相关部门的协调配合，不断完善化解“执行难”的综合联动机制。建立执行案件信息管理体系，推进执行救助专项资金的建立，妥善解决特困申请执行企业的困难，帮助企业安全“过冬”。

（四）建立和完善工作机制，确保法院功能有效发挥。一是建立纠纷甄别机制。各级法院在立、审、执的各环节建立纠纷甄别制度，区分哪些主体确属受金融危机影响，哪些是借危机为己寻利，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的采取应对措施。二是健全立、审、执“绿色通道”机制。对需要及时处理的涉金融危机纠纷、涉民生案件，适用快立、快审、快执的“绿色通道”，及时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三是建立重大案件报告制度。对于涉及金融机构、国有资产、企业改制、资金链断裂、投资者出走等产生的群体诉讼以及影响金融经济秩序稳定、社会稳定等特别重大的案件，各级法院实行逐级向上级法院报告制度。四是建立重大案件集中管辖制度。对于涉及当地行业龙头企业资金链断裂引发债务以及涉及群体性纠纷等重大案件，实行集中管辖，由省法院统一协调、指定集中审理和执行，统一裁判标准。

（五）加强组织协调，不断提升司法保障和法律服务的能力和水平。一是紧紧依靠党委的领导和政府的支持，依法处理好群体性纠纷案件。在处理群体性纠纷中，紧紧依靠党委的领导和政府的支持，加强与工商、公安、金融监管、劳动保障及相关经济金融政策制定机关、监管机关的沟通协调，将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途径有机结合，有效化解纠纷。二是在应对金融危机中提高法院队伍司法能力。着力提高法院队伍应对金融危机、服务“两个加快”、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坚持不懈地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认真执行最高法院的“五个严禁”及省法院的相关规定，提高广大干警廉洁自律、拒腐防变的意识和能力，维护司法廉洁，促进司法公正。三是加强调查研究和宣传工作。深入开展前瞻性调查研究，及时总结审判经验，研究制定指导意见。加强司法宣传工作，及时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典型案例、组织专题报道等形式进行法制宣传，教育和引导各类市场主体增强依法经营和风险防范意识，努力营造公平有序的经济秩序。四是加强组织指导。省法院切实加强对大要案件处置工作的监督指导力度，对可能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案件，注重认真研究、精心审理、及时总结经验，妥善化解矛盾纠纷，切实推动经济发展，服务“两个加快”。

四、促进经济发展的几点建议

应对金融危机、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通过国家和社会的各种力量，全面加强协调配合，修改完善相关法律政策，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共同做好有关工作，从而形成联动合力，为企业创造宽松环境，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一）针对实践中反映较为集中的法律政策问题，建议有关部门及时加以修改完善，确保法院工作有序高效进行。一是建议修改司法救助的主体范围，将确有困难的中小企业纳入免交诉讼费等司法救助范围。二是建议通过修改法律或司法解释的方式，扩大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范围，赋予部分案件当事人在级别管辖上享有一定的选择权。三是建议《物权法》实施细则尽快出台，对“金融危机”是否属民法上的“不可抗力”或“情势变更”尽快在法律上予以明确。四是建议出台相关司法政策，统一有关纠纷的应对思路和处理尺度。

（二）由省委政法委牵头成立应对金融危机的协调机构，加强组织协调。由党委、公检法、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企业、行业协会、基层组织等相关人员组成，定期交流，加强信息共享、法律研讨、工作经验交流及工作协作联动。在此基础上，建立快速反应机制、情况通报机制。

（三）建立健全风险预警机制，加强对金融危机的防范和化解。相关单位立足自身职能范围，进一步提高对集团纠纷苗头的敏感性，加大矛盾排查力度。对于有矛盾苗头以及有示范效应、可能引起连锁反应的事件，及时向本级及上级政法委与政府报送预警信息，做到早发现、早预防、早控制、早处置。

（四）由省委政法委牵头，推动川渝或更多省、市协商形成不同省、市司法机关之间的工作联动机制。切实加强各司法机关之间互通案件信息、司法工作协作、社会力量配合等方面的合作与协调，共同应对、妥善处理涉金融危机案件。

（五）各级政府在实施各项宏观调控措施时，进一步规范行政行为，减少行政争议。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设、拆迁、环境保护、房地产等领域，各级政府及职能部门要进一步规范行政行为，尽量减少行政争议的发生，更加重视通过协调和解的办法解决行政争议，帮助企业平稳过渡，安全“过冬”。

（课题组成员：陈明国，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沈茂国，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蒋敏，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徐旭，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

本文刊载于《人民司法》xx年第7期

【第4篇】县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工作调研报告

目前，__县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主要负责以下工作：

1、由于案件质量评查为事后监督，很多问题必须到案件审结后进入评查阶段才能发现，才能弥补，有些工作显得被动。如何将审判监督工作前移，充分发挥审判监督职能是目前面临的一个难点问题。

2、由于力量薄弱、水平经验等原因，评查工作不够细致深入，甚至深层次问题发现不了。

3、对评查结果的反馈运用效果不佳，解决了老问题，新问题又源源不断产生。一些细节性问题反复出现，屡改不止。

4、审判监督与审判管理职能交叉，职责权限不够明确，导致相应工作开展得不够细化深入。

1、对交付执行节点理解不一致，可能导致推诿扯皮现象。公安及检察院对交付执行节点的理解与法院对交付执行节点的理解存在分歧。

2、对符合暂予监外执行办理条件的审查认定标准法律规定不明确，比如说严重疾病应当提交哪些材料，哺乳期妇女应该提交何种证明材料，法律无明确规定，可操作性不强。

对暂予监外执行的执行考察方面法律规定可操作性不强。首次保外就医的委托鉴定，罪犯羁押在看守所的由看守所委托鉴定，罪犯在监狱服刑的由监狱委托鉴定。如果未羁押但应收监执行判决时就需要办理保外就医的，是由罪犯自己去做鉴定，还是由相关部门介入，法律也无明确规定。如果罪犯自己去申请鉴定，难免存在不妥当之处，如果需要法院介入又该如何操作？

另外，保外就医的鉴定有效期为一年，一年后需要续保的必须重新鉴定。但对重新鉴定的申请人法律也无明确规定，一年到期后，是原释放单位为暂予监外执行罪犯去做鉴定，还是罪犯自己申请鉴定机构鉴定，法律都没有明确规定。

3、对外国人在中国犯罪后符合办理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一些相关问题，法律并无规定，具体实践中多有不确定和不易操作之处。

4、对刑期较长的罪犯，在决定监外执行后长期不宜收监这种情况，应否在每年期满后办理续期手续的问题，法律无明确规定。而实际执行当中执行机关并不续期，以致托管漏管现象严重。

5、对具有《刑事诉讼法》第257条规定情形的，应当及时收监，但收监应采用何种程序或是何时收监才算及时，法律规定也不明确。对人民法院决定监外执行的，当发现具有应当收监的情形，因为执行机关为公安机关，执行过程法院并不介入，如收监是否还存在一个公安机关提请或通知法院然后由法院决定的过程？现行规定灵活性和可操作性都不强。

6、关于暂予监外执行相关文书的送达，法律规定也不够明确细致（__案）。《刑事诉讼法》第256条规定较简陋，也未规定应向公安机关送达文书。应该送达哪些材料，送达给哪些机关，保证人应否送达，送达是否有时限要求等法律规定均不明确。实际操作中可能因为上述原因导致工作衔接不及时、罪犯脱管失控等现象。

7、暂予监外执行执行监管不到位。由于监管职责权限不够明确，或者说有的虽然明确但落实不到位，常常导致被暂予监外执行的人名为罪犯，实则如刑满释放一样，无任何约束。以致出现应当收监而未能及时收监，应当延期而未能及时延期等情况，有的罪犯又开始、吸毒，甚至重新犯罪，__案即属于该种情况。

与原审相比，再审案件往往矛盾更深、审理难度更大，办案法官压力也会更大。因为部分案件当事人对再审程序存在着误解，认为既然启动了再审程序就说明原裁判确有错误，法院应当本着有错必纠的原则，改变原裁判。基于这种错误认识，当事人往往都比较固执己见，民事案件当事人通常直接就不愿意调解。而刑事案件即使判决了也需要做大量的判后答疑或是疏导工作，审理起来比较辛苦。

1、对基层法院办理案件的再审或发回重审，建议加强与基层法院相关办案人员的沟通交流。比如在发回重审之前与基层法院的案件承办人员交换意见，全面了解案件情况，合理作出判定。因为有些情况卷面无法全面准确反映出来，部分案子基层法院审结后当事人上诉，中院审理后发回重审然后又上诉；或者案件生效后当事人申请再审，中院再审后发回重审，基层法院审完当事人又上诉。这类案子的办案周期通常都比较长，从受理到审结往往需要好几年时间，然后矛盾越来越激化，最终案件办理完毕社会效果都不会很好。

2、对有争议的问题，比如暂予监外执行交付节点的理解，建议至少在州内统一标准，以便于基层法院顺畅操作。对患有严重疾病的鉴定以及生活不能自理的认定，能否进一步明确相关部门职责权限；对暂予监外执行的执行监管，也应当进一步明确权责，做好暂予监外执行的后续工作。对于严重不负责任造成危害后果如脱管漏管或是再次犯罪的，要明确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

3、总结推广好的经验做法，希望中院对审判监督等工作中一些好的经验做法总结归纳后在全州范围内进行推广，为基层法院提供有益借鉴或参考，同时对基层法院工作多给予指导帮助。

【第5篇】关于人民法院干部体制的调研报告

人民法院对老百姓来说是几乎遥不可及，下面小编带来关人民法院干部体制调研报告，欢迎阅读!

为了进一步深化工作改革，促进法院干部队伍建设，我院就干部体制分4个专题进行了深入的调研了解，现将调研情况汇总如下：

一、法院人员分类管理存在的问题和原因、改革措施和建议

法院人员分类管理是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的一个关键举措，是实现法官精英化的有效途径，但在现实中存在以下问题：

1、法院后勤部门对分类管理存在一定的忧虑心理，因为毕竟很多后勤部门的人员具备法官职务，只是由于工作需要而从事后勤工作，分类管理后不同人员心态不平衡，法官在综合部门不办案件有意见，办案法官任务重、风险大、待遇不高也有意见，法官助理、书记员工作积极性难调动;

2、基层法院案件比较多，息诉止争，化解矛盾是其中心任务，很多案件，均是烦琐的事实调研，有的并不涉及高深的法律知识，目前法院审判人员都比较紧缺，分类管理后，只有少数的人能被任命法官，这少数的法官能否承担如此大量的案件?法官助理的积极性如何调动?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的若干意见》第29条试行法官助理制度。法官助理是从事审判业务的辅助人员。由于法官助理的工作非常笼统，不好量化，最终又回到以前的审判模式：法官审理案件和拟写法律文书，书记员担任法庭记录和装订卷宗等，法官助理无所适从;如果让法官助理拟写法律文书，又因法官助理没有参加庭审，必然要通读卷宗，将会出现重复劳动;即使法官助理在法官授意下拟写法律文书，还存在一个责任心问题，因为案件质量的好坏和法律文书的优劣都由法官来承担后果，调动不了法官助理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对法官助理进行考核。又由于法官助理的心理调适有个过程，相当长时间内不能投入工作，以往与法官一样开庭审理案件，如今被剥夺了审判权，仅从事一些与审判业务相关的辅助工作，心理不平衡，工作带有情绪，不愿配合法官工作;而法官碍于情面，许多本应由法官助理做的工作现在都落在法官和书记员身上，法官助理形同虚设，法官压力大。

4、由于法院参照公务员管理，使法官管理也带有行政化色彩，从法官等级就可以看出，行政级别一定程度影响着法官等级的高低，这造成法官的晋升与其法律水平不挂钩，是由其年限、职务、职级决定的。

我们认为法院人员的分类管理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我国长期落后的法制现状造成的。任何一项改革无不受到本土法治资源的制约和影响，无不带有经济、历史、文化、意识的印记。而一项改革必定要以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由于我国长期形成的干部能上不能下的现象，使分类管理可能造成当不上法官的人很难有工作积极性。

对于分类管理，我们建议：

1、合理确定法官员额，制定具有可操作性比较详实的法官选拔条件，不以原来的行政职务、法官等级为依据，使选拔出来的法官确实具有比较高的素质，使人心服口服;

2、核定法官员额应允许司法行政处、办公室、政治部(政工科)、研究室等部及门具有审判员或助理审判员职称的干警参与竞争。因为这些部门的干警思想人品、法学功底、审判业务俱佳者并不罕见，由于轮岗交流、组织安排等诸多原因而未在审判业务庭工作。推行法官职业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吸引社会的精英从事法官职业，那么让这些法院的精英有机会从事审判工作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3、建立合理的法官助理向法官选升的制度，使法官助理明确努力方向，充分调动他们的上进心;

4、法官取消行政职级，以法官等级为晋升的方向，彻底摆脱法官的行政化管理，使人员分类管理落到实处，具有实际意义。

二、法官职业保障存在的问题和原因、改革措施和建议

由于我国长期的法治落后现状，使得我国的法官职业保障没有得到充分落实。首先是政治地位的不高。法官职业虽然在社会上比较让人崇敬，但事实上并未能深入人心，许多当事人对法官裁判不满意，随意对法官进行人身攻击、辱骂;法官依法独立办案不能得到保护，常受到各方面的影响和干预;其次法官经济收入偏低，使法官职业不能吸纳高素质的人才，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人才流失现象严重，影响法官队伍建设。

法官职业化就要求法官作为职业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而由于法院人、财、物都受地方党委政府管理，使得法官职业的保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和地方党委政府的关系。

为了建立有效的法官职业化保障机制，我们建议：

1、建立更为有效的法院进人审核和出人通气制度，使得不经过审核的进人地方财政拨不了款。现在法院系统已经建立了补充法院工作人员审核制度和出人通气制度，但问题是这两项制度都是形同虚设，即无论上级法院是否同意，进人和出人都已定局，因为法院人员的工资是地方财政供养的。

2、尽早落实法官等级的津贴。法官等级制度已经施行近8年时间，至今没有落实法官等级津贴，让广大法官感到失望。由于我国的国情，不可能大幅度提高法官待遇的情况下，应尽快落实法官津贴。

三、改革完善初任法官选拔、任用的改革措施和建议

初任法官的选拔是严把法官进口的有效手段，我们建议：

1、严格初任法官的资格条件，确保法官制度改革在新人上从严把握，加快改革步伐。我们认为，由于我国大学教育不太注重实践，即使通过统一司法考试的人，也不能直接担任法官审判案件，可以在担任法官助理若干年后，经考核合格方可任命为法官。从审判实践看，具有5年审判一线的经验，任命为法官较妥。从年龄来看，《法官法》中规定的23周岁偏小。

23周岁的法官很难具有丰富的司法实践经验和社会阅历，应适当提高担任法官的年龄。

2、适当改变现有法官选任方式来提高法官的素质。上级法院的法官应尽量从下级法院法官中选拔

。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负有指导监督的职能，客观上要求上级法院法官的素质高于下级法院，故从下级法院法官中选拔上级法院法官能有效保证上级法院的法官素质。初任法官则一般应从基层法院干起，不宜直接在上级法院担任法官。同时广开渠道，在选任对象的确定上采取开放式制度，改变目前法官任命基本上都是从法院现有干部中选用的做法。法官法第51条规定，对初任法官、检察官和取得律师资格实行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这使法律人才选拔考试有了一个统一的标准，也为法律人才今后的互动创造了条件。基层法官的选任应完全面向社会，法官编制一旦出现空缺，应当允许一定地域的符合法官任职条件的人参加竞职，不论现在是律师、检察官、法学教师，以直接改变法官队伍结构，提高整体素质。

3、将法官招录制度从公务员制度中剥离出来，单独实行招考，由最高院统一组织，报考人员必须是通过司法考试的人员。现在法院招录工作人员，统一纳入公务员招考，使得当法官必须经过两次考试，这样做造成的后果是，通过司法考试的同志未必能顺利通过公务员考试，而通过公务员考试的又未必一定能通过司法考试，使得选任法官举步为艰。

四、上级法院选拔任用法官的方法和相应实现机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的若干意见》第28条规定：逐步推行法官逐级选任制度。在确定法官员额的前提下，上级人民法院的法官职位出现缺额，逐步做到主要从下级人民法院的法官中择优选任。我市中院在2022年3月和2022年12月分两次从下级法院公开选拔了审判员1名，助审员3名，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从实践来看，上级法院选拔任用法官应通过以下途径：

1、公开选拔条件。对选拔条件应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制定相对固定的条件，使下面的基层法官明确努力方向，不能一年一个变化，一个领导人一个变化。

2、科学组织考试。为了确保选出真正优秀的人才，必须采用科学的考试方式。选拔法官的考试应单独组织实施，不再纳入公务员考试范围。

3、全面考察。为了保证公开选拔的效果，要对考试成绩合格者进行全面的考察，从德、能、勤、绩几方面了解情况，重点是政治表现和法律业务素质。

4、公示人选。每凡选拔，都要接受社会的监督和评价，确保选拔经得起监督和考验。

综上，由于法院并无完全的人事权和财权，所以，在很多问题的解决上更多地要依靠法院领导与地方组织部门协调，所以，要真正解决法院干部体制问题，还应该寄希望于完善法律规定，从立法层次上解决问题。

【第6篇】茂县人民法院党建工作调研报告

茂县人民法院党建工作调研报告

茂县法院党组、院支部在县委、县人大、机关党委和上级法院的领导、监督和指导下，学习上身先士率、带头提高；工作上以身作则，带头苦干；廉政上率先垂范、带头秉公执法；待遇上不搞特殊，带头艰苦奋斗；作风上不主观臆断、带头发扬民主。事事紧紧围绕法院的各项工作大局、求实创新、锐意进取、不断深化和探索支部生活的新路子、为努力造就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纪律严明、作风过硬、清正廉洁、秉公执法的干警队伍立下了汗马功劳，多次受到上级领导的高度赞扬。

一、 机构名称及党员基本情况。

机构名称：中共茂县人民法院党组。

中共茂县人民法院支部委员会。

茂县人民法院党组现由三人组成，其中院长1人、副院长2人，均为男性，年龄最大49岁，最小的41岁，三人均为法律大专学历。

茂县法院支部现有党员33人，其中退休人员11人。在职干警33人，党员干警22人，占干警总数的67%。其中本科3人，专科17人，中专（高中）2人；26至30岁3人，31至35岁1人，36至45岁12人，46至50岁4人，50岁以上2人。

二、 抓教育、不忘宗旨、把提高干警的政治思想素质放在首位。

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在市场经济逐步建立的今天，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上的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思想也有所抬头，不断冲击和侵蚀法官队伍。因此，当前做好干警的思想政治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党组、支部一班人充分认识到：思想政治工作是搞好审判工作的前提和保障，不能有丝毫削弱，应当加强。只有搞好思想政治工作，才能担负起“保护人民、打击犯罪、服务经济建设和促进社会稳定”的使命。没有过硬的思想政治工作，就不可能很好地完成审判任务，肩负起神圣的使命；没有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在不正之风冲击和侵蚀下一些干警就可能丧失职业道德，腐化堕落，甚至走上犯罪道路。为此，党建工作紧紧抓住思想政治工作这根“生命线”不放。近几年，茂县人民法院始终把思想政治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突出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院里在年初安排全年工作的一号文件中，对思想政治工作专门作出规定，并制定与之配套的文件，使这项工作全年有安排、阶段有部署，做到常抓不懈。其次是院党组书记亲自挂帅抓此项工作，其他院领导在着重抓好分管工作的同时，互相配合、协同抓好全院干警的思想政治工作。三是政治部设人专门抓。注重克服以往思想政治工作中的那种空洞的政治说教，积极探索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路子、建立健全了层层抓、层层管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

三、 抓学习、提高素质、紧密结合审判工作特点搞好支部工作

法院党组、支部根据党的中心工作，及时组织干警学习有关文件和邓小平理论和江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大精神，坚持每周五的政治学习制度，规定学习时间概不安排其他工作。努力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经常开展“百题党的知识问答”竞赛活动，特别是在重大节日将干警带出去过组织生活的作法，把学习教育活动寓于丰富多彩的活动之中，既丰富了干警的精神生活又提高了大家的思想情操，更达到了相互沟通、加深了解、促进工作的目的。结合年轻人的特点，开展谈心活动把政治学习教育与做好一人一事的思想工作结合起来，党组成员、支委们不但根据干警的思想实际，与一般干警、入党积极分子和党员个别交心谈心，而且提倡干警上下之间、相互之间经常开展谈心活动，不断沟通思想、融洽相互间关系。干警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不断增强。为此，向党组织递交申请的人不断增多，党员队伍不断壮大。特别是结合审判工作开展支部工作的作法效果良好。院支部坚持对干警进行职业道德、职业纪律、职业责任为内容的“三职”教育，制定了“三职”教育的具体内容。职业道德要求做到六个一样，即接待要热心不冷漠，地位高低一个样；听诉要专心、不烦燥，对生人熟人一个样；教育疏导要耐心、不厌烦，来谈次数多少一个样；调查要细心、不草率，案件影响大小一个样；调解要诚心、不敷衍，当事人态度好坏一个样；处理要公正、不徇私情、对远近新疏一个样。职业纪律要坚持贯彻《人民法院干警十不准》和公安部五条禁令。职业责任着重强调办案要及时、调查要全面、案情要真实、方法要灵活、处理要正确。“三职”教育有效地规范了广大干警的职业行为，改进了审判作风。

四、 抓廉政、拒腐防变、提高司法机关的崇高声誉。

茂县人民法院党建工作结合工作实际，针对热点问题有的放矢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首先，抓拒腐防变、教育干警过好“金钱关”。当前社会上拜金主义抬头，加之“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不良倾向的侵蚀，曾使个别干警思想产生波动。为此，党建工作始终把干警的廉洁执法教育作为政治思想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教育干警在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上金钱意识很浓的情况下，保持清醒头脑，在执法中忠于职守、秉公执法，拒腐不沾、决不拿法律当商品作交易。利用全省、全国政治系统正反两方面的典型教育干警时刻绷紧廉洁执法这根弦。其次抓为人民服务宗旨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过好“权力关”。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和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革命传统教育作为基础教育来抓、教育干警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杜绝权钱交易。引导干警摆正两个关系：一是摆正审判工作与为人民服务的关系。审判权是人民赋予的，是人民对法官的信任。人民法官只有忠于职守，为人民

用好审判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责任，没有以权谋私，凌驾于人民群众之上的特权。二是摆正个人利益与人民群众利益的关系。教育干警必须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重、秉公执法，通过审判活动维护人民群众的权益、维护法律的尊严，同违法犯罪作斗争、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其三抓党纪、政纪、法纪教育，过好“人情关”。教育干警讲法律不讲面子、讲原则不讲人情，要求干警处理案件公正第

一、绝不准拿法律与人情作交易、顶住说情风、真正做到秉公执法、不徇私情，由于工作细致、措施得力、方法适当、全院干警秉公执法、廉洁办案蔚然成风。

五、 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茂县法院党建工作十分注意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作风建设。坚持党内民主、建立和健全党员目标管理、支部工作目标、党内外监督机制，开好民主生活会，开展民主评议等活动。全院现有的22名在职党员都能长年保持旺盛的革命干劲和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处处起先锋模范作用。支委们更是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一边抓本职工作，一边抓支部工作，真正做到了两不误。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院党组、院支委和其他党员同志的带动下，全院上下你追我赶、讲团结、比奉献，加班加点拼命干，节假日、星期天加班工作是常事，超负荷地完成了各项审判任务。

茂县法院党建工作由于工作对路，全院干警思想稳定、

情绪高昂，全院上下呈现出风气正、干劲足、蒸蒸日上的局面。

二00三年三月二十六日

【第7篇】个人信息民法保护调研报告论文

1 个人信息基本问题概述

进入信息时代，我们的手机不时地会接到推销电话、垃圾短信；我们的邮箱不时地会收到垃圾广告。有的推销人员甚至知道你的姓名、生日、工作单位、家庭住址等信息，让人们深感不安。估计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有时在大街上会有人让你填一些个人信息的表格和地铁上扫微信码等行为，这些行为可能是导致我们个人信息泄露的原因之一。根据cnnic研究，90%的网民在填写这些调查问卷时会担心自己的个人信息是否安全，可以說互联网给个人信息带来的危机感是前所未有的。随着公民个人信息的在商业市场的流通价值越来越大，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侵害也越来越多，给社会和公民的生活带来严重的困扰。我国《刑法修正案（七）》、《刑法修正案（九）》及《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都明确规定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侵害为犯罪行为；我国《民法总则》《网络安全法》《消费者权益保障法》也针对个人信息做了明确的规定。个人信息是指与特定自然人相关，通过与数据的结合，识别该特定自然人的信息。一般包括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年龄、血型、婚姻情况、电话号码、银行卡号码、指纹、病例、电子邮箱、网络登录账号和密码等自然人的身份信息，涵盖了自然人的心理、生理特征、文化、家庭情况等方方面面。现阶段刑法、行政法等维护公共秩序的法律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要比民法、侵权法等民事法律更完善，《民法总则》第111条只是对自然人个人信息的收集、利用进行法律的保护，但并未规定为一种民事权利加以保护。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对个人信息的保护的可操作性不强。司法实践中一直用侵犯隐私权去维护公民的个人信息。但是，这与我国现阶段的立法体制不符。我国《民法总则》（第110条及第111条）明显将隐私与信息分别加以保护。

2 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的界定

隐私与信息虽然密切相连，但在总体上是还存在有明显的区别。单独的个人信息如一个电话号码、银行卡号在正常使用时不会对个人构成侵犯。但隐私信息就不一样，即使是正常的社会交往，每个人都有不愿意向外界透露的秘密。因此，将二者进行区分保护是必要的。

隐私与信息区分保护的“三分法”。隐私和信息在某些部分存在关联，如有些隐私要通过“信息”的形式表现出来。实践中为解决公民的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的区分问题，用“三分法”来区分隐私与信息还是比较可行的。“三分法”分为纯粹的个人隐私、隐私性信息、纯粹的个人信息。纯粹的个人隐私，即民法上规定的隐私权的内容，是指与个人的生活联系最为密切、与个人尊严和自由息息相关，一旦发生侵害，会给受害人造成物质和精神的损害，特别是对受害人的精神损害是无法弥补的。纯粹的个人隐私具体又可以分为空间隐私权和私生活秘密2个部分。隐私性信息，实际上是隐私与纯粹的个人信息交叉的部分，主要包括自然人的医疗信息资料、银行存款信息和其他财产性信息等，这些信息与个人尊严密切相连，与隐私的关联性也比较高，对这些信息的保护更接近于隐私权保护。纯粹的个人信息，包括自然人的姓名、血型、身份证号码、出生日期、家庭住址等。

隐私权与隐私性信息不具有财产性和支配性，《民法总则》第109条规定“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第110条则正面列举了这些权利。这引申出一个问题，隐私权和隐私性信息是否具有财产性和支配性？对此，王利明教授认为“隐私权是一种存在于人的尊严之上的人格权，虽然可以被利用，但其财产价值并非十分突出，即一是隐私权无财产价值，二是隐私权无积极支配性，仅能在被侵害时防御”。

从本质上看，隐私权或隐私性信息属于人格尊严是人格权的一部分，而人格权不具有财产性和可支配性。因此，从逻辑上应该赞成王利明教授的观点：隐私权和隐私性信息不应该具有财产性和可支配性。我国的人格权包括包含了隐私权，但个人信息权并未在人格权中有明确的规定，只是在《民法总则》中提到了，但《民法总则》的规定显然不能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因此还需加强立法，用以完善法律对个人信息的保护。

3 个人信息民法保护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民法总则》110条和111条明显地把隐私和信息做了不同的规定，110条把隐私权利化，规定为一种民事权利加以保护。而对个人信息只是从行为上进行规制，违反行为及违反民事法律。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存在交叉关系，不能把个人信息和个人隐私完全割裂。因为，广义上个人信息中与隐私权信息重合的部分已拥有其权利化的保护方式，个人信息中的隐私信息受到侵害时，可通过隐私权获得保护，这也为个人信息行为规制模式的保护提供了法律支撑。

《民法总则》用不同的条文将隐私权与自然人信息做出区分，因此正确区分信息与隐私具有重大意义。从受到侵害后的救济措施来看，二者存在明显的不同，比如对信息受到侵害可申请相关机关予以更正的权利，而隐私受到侵害就不能采取这种方式。尽管必须承认隐私与信息有时难以区分，但在我国立法保护模式的区分下，我们可以在实践中根据具体个案进行区分，从而确定请求权基础和救济措施，实现对自然人民事权利更好的保护。《民法总则》对隐私和自然人信息保护分别采取权利化模式和行为规制模式。行为规制是通过对行为进行规定如信息收集、加工、使用行为及禁止买卖等，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法律支撑。

实践中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侵犯个人信息的处理大都采取“一元论”的模式，即以隐私权对侵犯个人信息的行为进行保护，对隐私和个人信息不加以区。例如，（2022）京01民终509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庞理鹏被泄露的信息包括姓名、尾号9949手机号、行程安排（包括起落时间、地点、航班信息）等。法院以侵犯隐私权为由判决北京趣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向庞理鹏公开赔礼道歉。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的司法解释》第十二条也做了规定，近年来，一些明星的个人信息、私人行程信息屡遭泄露，这些信息是怎样泄露的，存在怎样的利益链是值得人们思考的。我国现阶段从刑法、行政法对个人信息加以保护，例如《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居住证暂行条例》等。在公法领域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要比私法的保护力度大一些。但笔者认为对个人信息保护应该加强对私法领域的力度。个人信息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个人信息泄露将导致我们的私人生活空间遭到侵犯。2022年8月山东“徐玉玉案”的发生给了我们一个沉痛的教训，我国加快了对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研究，个人信息保护出现在了《民法总则》当中，这也是立法的进步之处。目前，我国对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过于分散，规定也有些混乱，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标准。在信息时代，利用公民个人信息获利的现象也层出不穷，刑法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法益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犯罪嫌疑人受到刑事追究是否还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是否可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如果可以，提起民事诉讼的缘由是侵犯个人隐私还是公民个人信息。现行的《民法总则》对个人信息保护的法条还不太完善，实践中的可操作性不强。我们知道侵犯任何一种民事权利，都必须具备侵权责任的核心要件即侵权行为、损害事实、因果关系、过错，以及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但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民事责任，法律对此还没有规定。现行《侵权责任法》对于民事责任分为过错责任原则、公平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如何归责原则有待立法的进一步完善，使人民法院有法可依，做出公平的判决。

4 个人信息法律保护的重构

现今，法律对自然人信息保护范围的界定比较模糊。虽然有刑法、行政法等多部法律法规对个人信息保护的内容做了规定，但都不统一，这为司法实践操作带来了难度。同时，违法成本相对较低，执法力度也不是很强，致使违法行为人没有顾忌。有些法规将个人信息保护与社会诚信体系相连，但是由于目前整个社会的诚信体系还没有完全的建立，致使法律效力减弱，约束力不强。

现阶段应当加强立法，首先，应明确个人信息保护范围，提升对个人信息侵害的违法成本和执法力度，加强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其次，强化主体责任，对信息搜集的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使用权限进行明确规定，建立健全信息安全管理制度，对于通过违法手段获取的公民信息和不按规定使用公民个人信息的单位或个人要让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最后，提升行业自律管理，在有法律规定的同时，还要加强行业的管理。规范各行业中不规范使用个人信息的行为，加强对个人信息数据的维护，防止个人信息泄露，从而使公民个人信息得到双重保护。

5 结语

在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已成为社会的共识。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个人信息权”作为一种新的民事权利必然会被民事法律所规定，更好地保护公民的个人信息权不受侵害。

【第8篇】个人信息民法保护调研报告论文范文

1 个人信息基本问题概述

进入信息时代，我们的手机不时地会接到推销电话、垃圾短信；我们的邮箱不时地会收到垃圾广告。有的推销人员甚至知道你的姓名、生日、工作单位、家庭住址等信息，让人们深感不安。估计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有时在大街上会有人让你填一些个人信息的表格和地铁上扫微信码等行为，这些行为可能是导致我们个人信息泄露的原因之一。根据cnnic研究，90%的网民在填写这些调查问卷时会担心自己的个人信息是否安全，可以說互联网给个人信息带来的危机感是前所未有的。随着公民个人信息的在商业市场的流通价值越来越大，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侵害也越来越多，给社会和公民的生活带来严重的困扰。我国《刑法修正案（七）》、《刑法修正案（九）》及《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都明确规定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侵害为犯罪行为；我国《民法总则》《网络安全法》《消费者权益保障法》也针对个人信息做了明确的规定。个人信息是指与特定自然人相关，通过与数据的结合，识别该特定自然人的信息。一般包括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年龄、血型、婚姻情况、电话号码、银行卡号码、指纹、病例、电子邮箱、网络登录账号和密码等自然人的身份信息，涵盖了自然人的心理、生理特征、文化、家庭情况等方方面面。现阶段刑法、行政法等维护公共秩序的法律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要比民法、侵权法等民事法律更完善，《民法总则》第111条只是对自然人个人信息的收集、利用进行法律的保护，但并未规定为一种民事权利加以保护。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对个人信息的保护的可操作性不强。司法实践中一直用侵犯隐私权去维护公民的个人信息。但是，这与我国现阶段的立法体制不符。我国《民法总则》（第110条及第111条）明显将隐私与信息分别加以保护。

2 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的界定

隐私与信息虽然密切相连，但在总体上是还存在有明显的区别。单独的个人信息如一个电话号码、银行卡号在正常使用时不会对个人构成侵犯。但隐私信息就不一样，即使是正常的社会交往，每个人都有不愿意向外界透露的秘密。因此，将二者进行区分保护是必要的。

隐私与信息区分保护的“三分法”。隐私和信息在某些部分存在关联，如有些隐私要通过“信息”的形式表现出来。实践中为解决公民的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的区分问题，用“三分法”来区分隐私与信息还是比较可行的。“三分法”分为纯粹的个人隐私、隐私性信息、纯粹的个人信息。纯粹的个人隐私，即民法上规定的隐私权的内容，是指与个人的生活联系最为密切、与个人尊严和自由息息相关，一旦发生侵害，会给受害人造成物质和精神的损害，特别是对受害人的精神损害是无法弥补的。纯粹的个人隐私具体又可以分为空间隐私权和私生活秘密2个部分。隐私性信息，实际上是隐私与纯粹的个人信息交叉的部分，主要包括自然人的医疗信息资料、银行存款信息和其他财产性信息等，这些信息与个人尊严密切相连，与隐私的关联性也比较高，对这些信息的保护更接近于隐私权保护。纯粹的个人信息，包括自然人的姓名、血型、身份证号码、出生日期、家庭住址等。

隐私权与隐私性信息不具有财产性和支配性，《民法总则》第109条规定“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第110条则正面列举了这些权利。这引申出一个问题，隐私权和隐私性信息是否具有财产性和支配性？对此，王利明教授认为“隐私权是一种存在于人的尊严之上的人格权，虽然可以被利用，但其财产价值并非十分突出，即一是隐私权无财产价值，二是隐私权无积极支配性，仅能在被侵害时防御”。

从本质上看，隐私权或隐私性信息属于人格尊严是人格权的一部分，而人格权不具有财产性和可支配性。因此，从逻辑上应该赞成王利明教授的观点：隐私权和隐私性信息不应该具有财产性和可支配性。我国的人格权包括包含了隐私权，但个人信息权并未在人格权中有明确的规定，只是在《民法总则》中提到了，但《民法总则》的规定显然不能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因此还需加强立法，用以完善法律对个人信息的保护。

3 个人信息民法保护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民法总则》110条和111条明显地把隐私和信息做了不同的规定，110条把隐私权利化，规定为一种民事权利加以保护。而对个人信息只是从行为上进行规制，违反行为及违反民事法律。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存在交叉关系，不能把个人信息和个人隐私完全割裂。因为，广义上个人信息中与隐私权信息重合的部分已拥有其权利化的保护方式，个人信息中的隐私信息受到侵害时，可通过隐私权获得保护，这也为个人信息行为规制模式的保护提供了法律支撑。

《民法总则》用不同的条文将隐私权与自然人信息做出区分，因此正确区分信息与隐私具有重大意义。从受到侵害后的救济措施来看，二者存在明显的不同，比如对信息受到侵害可申请相关机关予以更正的权利，而隐私受到侵害就不能采取这种方式。尽管必须承认隐私与信息有时难以区分，但在我国立法保护模式的区分下，我们可以在实践中根据具体个案进行区分，从而确定请求权基础和救济措施，实现对自然人民事权利更好的保护。《民法总则》对隐私和自然人信息保护分别采取权利化模式和行为规制模式。行为规制是通过对行为进行规定如信息收集、加工、使用行为及禁止买卖等，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法律支撑。

实践中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侵犯个人信息的处理大都采取“一元论”的模式，即以隐私权对侵犯个人信息的行为进行保护，对隐私和个人信息不加以区。例如，（2017）京01民终509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庞理鹏被泄露的信息包括姓名、尾号9949手机号、行程安排（包括起落时间、地点、航班信息）等。法院以侵犯隐私权为由判决北京趣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向庞理鹏公开赔礼道歉。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的司法解释》第十二条也做了规定，近年来，一些明星的个人信息、私人行程信息屡遭泄露，这些信息是怎样泄露的，存在怎样的利益链是值得人们思考的。我国现阶段从刑法、行政法对个人信息加以保护，例如《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居住证暂行条例》等。在公法领域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要比私法的保护力度大一些。但笔者认为对个人信息保护应该加强对私法领域的力度。个人信息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个人信息泄露将导致我们的私人生活空间遭到侵犯。2017年8月山东“徐玉玉案”的发生给了我们一个沉痛的教训，我国加快了对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研究，个人信息保护出现在了《民法总则》当中，这也是立法的进步之处。目前，我国对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过于分散，规定也有些混乱，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标准。在信息时代，利用公民个人信息获利的现象也层出不穷，刑法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法益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犯罪嫌疑人受到刑事追究是否还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是否可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如果可以，提起民事诉讼的缘由是侵犯个人隐私还是公民个人信息。现行的《民法总则》对个人信息保护的法条还不太完善，实践中的可操作性不强。我们知道侵犯任何一种民事权利，都必须具备侵权责任的核心要件即侵权行为、损害事实、因果关系、过错，以及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但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民事责任，法律对此还没有规定。现行《侵权责任法》对于民事责任分为过错责任原则、公平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如何归责原则有待立法的进一步完善，使人民法院有法可依，做出公平的判决。

4 个人信息法律保护的重构

现今，法律对自然人信息保护范围的界定比较模糊。虽然有刑法、行政法等多部法律法规对个人信息保护的内容做了规定，但都不统一，这为司法实践操作带来了难度。同时，违法成本相对较低，执法力度也不是很强，致使违法行为人没有顾忌。有些法规将个人信息保护与社会诚信体系相连，但是由于目前整个社会的诚信体系还没有完全的建立，致使法律效力减弱，约束力不强。

现阶段应当加强立法，首先，应明确个人信息保护范围，提升对个人信息侵害的违法成本和执法力度，加强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其次，强化主体责任，对信息搜集的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使用权限进行明确规定，建立健全信息安全管理制度，对于通过违法手段获取的公民信息和不按规定使用公民个人信息的单位或个人要让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最后，提升行业自律管理，在有法律规定的同时，还要加强行业的管理。规范各行业中不规范使用个人信息的行为，加强对个人信息数据的维护，防止个人信息泄露，从而使公民个人信息得到双重保护。

5 结语

在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已成为社会的共识。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个人信息权”作为一种新的民事权利必然会被民事法律所规定，更好地保护公民的个人信息权不受侵害。

【第9篇】人民法院干部体制的调研报告

为了进一步深化工作改革，促进法院干部队伍建设，我院就干部体制分4个专题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了解，现将调查情况汇总如下：

一、法院人员分类管理存在的问题和原因、改革措施和建议

法院人员分类管理是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的一个关键举措，是实现法官精英化的有效途径，但在现实中存在以下问题：

1、法院后勤部门对分类管理存在一定的忧虑心理，因为毕竟很多后勤部门的人员具备法官职务，只是由于工作需要而从事后勤工作，分类管理后不同人员心态不平衡，法官在综合部门不办案件有意见，办案法官任务重、风险大、待遇不高也有意见，法官助理、书记员工作积极性难调动；

2、基层法院案件比较多，息诉止争，化解矛盾是其中心任务，很多案件，均是烦琐的事实调查，有的并不涉及高深的法律知识，目前法院审判人员都比较紧缺，分类管理后，只有少数的人能被任命法官，这少数的法官能否承担如此大量的案件？法官助理的积极性如何调动？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的若干意见》第29条“试行法官助理制度。法官助理是从事审判业务的辅助人员。”由于法官助理的工作非常笼统，不好量化，最终又回到以前的审判模式：法官审理案件和拟写法律文书，书记员担任法庭记录和装订卷宗等，法官助理无所适从；如果让法官助理拟写法律文书，又因法官助理没有参加庭审，必然要通读卷宗，将会出现重复劳动；即使法官助理在法官授意下拟写法律文书，还存在一个责任心问题，因为案件质量的好坏和法律文书的优劣都由法官来承担后果，调动不了法官助理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对法官助理进行考核。又由于法官助理的心理调适有个过程，相当长时间内不能投入工作，以往与法官一样开庭审理案件，如今被剥夺了审判权，仅从事一些与审判业务相关的辅助工作，心理不平衡，工作带有情绪，不愿配合法官工作；而法官碍于情面，许多本应由法官助理做的工作现在都落在法官和书记员身上，法官助理形同虚设，法官压力大。

4、由于法院参照公务员管理，使法官管理也带有行政化色彩，从法官等级就可以看出，行政级别一定程度影响着法官等级的高低，这造成法官的晋升与其法律水平不挂钩，是由其年限、职务、职级决定的。

我们认为法院人员的分类管理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我国长期落后的法制现状造成的。任何一项改革无不受到本土法治资源的制约和影响，无不带有经济、历史、文化、意识的印记。而一项改革必定要以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由于我国长期形成的干部能上不能下的现象，使分类管理可能造成当不上法官的人很难有工作积极性。

对于分类管理，我们建议：

1、合理确定法官员额，制定具有可操作性比较详实的法官选拔条件，不以原来的行政职务、法官等级为依据，使选拔出来的法官确实具有比较高的素质，使人心服口服；

2、核定法官员额应允许司法行政处、办公室、政治部（政工科）、研究室等部及门具有审判员或助理审判员职称的干警参与竞争。因为这些部门的干警思想人品、法学功底、审判业务俱佳者并不罕见，由于轮岗交流、组织安排等诸多原因而未在审判业务庭工作。推行法官职业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吸引社会的精英从事法官职业，那么让这些法院的精英有机会从事审判工作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3、建立合理的法官助理向法官选升的制度，使法官助理明确努力方向，充分调动他们的上进心；

4、法官取消行政职级，以法官等级为晋升的方向，彻底摆脱法官的行政化管理，使人员分类管理落到实处，具有实际意义。

二、法官职业保障存在的问题和原因、改革措施和建议

由于我国长期的法治落后现状，使得我国的法官职业保障没有得到充分落实。首先是政治地位的不高。法官职业虽然在社会上比较让人崇敬，但事实上并未能深入人心，许多当事人对法官裁判不满意，随意对法官进行人身攻击、辱骂；法官依法独立办案不能得到保护，常受到各方面的影响和干预；其次法官经济收入偏低，使法官职业不能吸纳高素质的人才，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人才流失现象严重，影响法官队伍建设。

法官职业化就要求法官作为职业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而由于法院人、财、物都受地方党委政府管理，使得法官职业的保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和地方党委政府的关系。

为了建立有效的法官职业化保障机制，我们建议：

1、建立更为有效的法院进人审核和出人通气制度，使得不经过审核的进人地方财政拨不了款。现在法院系统已经建立了补充法院工作人员审核制度和出人通气制度，但问题是这两项制度都是形同虚设，即无论上级法院是否同意，进人和出人都已定局，因为法院人员的工资是地方财政供养的。

2、尽早落实法官等级的津贴。法官等级制度已经施行近8年时间，至今没有落实法官等级津贴，让广大法官感到失望。由于我国的国情，不可能大幅度提高法官待遇的情况下，应尽快落实法官津贴。

三、改革完善初任法官选拔、任用的改革措施和建议

初任法官的选拔是严把法官进口的有效手段，我们建议：

1、严格初任法官的资格条件，确保法官制度改革在新人上从严把握，加快改革步伐。我们认为，由于我国大学教育不太注重实践，即使通过统一司法考试的人，也不能直接担任法官审判案件，可以在担任法官助理若干年后，经考核合格方可任命为法官。从审判实践看，具有5年审判一线的经验，任命为法官较妥。从年龄来看，《法官法》中规定的23周岁偏小。23周岁的法官很难具有丰富的司法实践经验和社会阅历，应适当提高担任法官的年龄。

2、适当改变现有法官选任方式来提高法官的素质。上级法院的法官应尽量从下级法院法官中选拔。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负有指导监督的职能，客观上要求上级法院法官的素质高于下级法院，故从下级法院法官中选拔上级法院法官能有效保证上级法院的法官素质。初任法官则一般应从基层法院干起，不宜直接在上级法院担任法官。同时广开渠道，在选任对象的确定上采取开放式制度，改变目前法官任命基本上都是从法院现有干部中选用的做法。法官法第51条规定，对初任法官、检察官和取得律师资格实行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这使法律人才选拔考试有了一个统一的标准，也为法律人才今后的

互动创造了条件。基层法官的选任应完全面向社会，法官编制一旦出现空缺，应当允许一定地域的符合法官任职条件的人参加竞职，不论现在是律师、检察官、法学教师，以直接改变法官队伍结构，提高整体素质。

3、将法官招录制度从公务员制度中剥离出来，单独实行招考，由最高院统一组织，报考人员必须是通过司法考试的人员。现在法院招录工作人员，统一纳入公务员招考，使得当法官必须经过两次考试，这样做造成的后果是，通过司法考试的同志未必能顺利通过公务员考试，而通过公务员考试的又未必一定能通过司法考试，使得选任法官举步为艰。

四、上级法院选拔任用法官的方法和相应实现机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的若干意见》第28条规定：“逐步推行法官逐级选任制度。在确定法官员额的前提下，上级人民法院的法官职位出现缺额，逐步做到主要从下级人民法院的法官中择优选任。”我市中院在XX年3月和XX年12月分两次从下级法院公开选拔了审判员1名，助审员3名，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从实践来看，上级法院选拔任用法官应通过以下途径：

1、公开选拔条件。对选拔条件应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制定相对固定的条件，使下面的基层法官明确努力方向，不能一年一个变化，一个领导人一个变化。

2、科学组织考试。为了确保选出真正优秀的人才，必须采用科学的考试方式。选拔法官的考试应单独组织实施，不再纳入公务员考试范围。

3、全面考察。为了保证公开选拔的效果，要对考试成绩合格者进行全面的考察，从德、能、勤、绩几方面了解情况，重点是政治表现和法律业务素质。

4、公示人选。每凡选拔，都要接受社会的监督和评价，确保选拔经得起监督和考验。

综上，由于法院并无完全的人事权和财权，所以，在很多问题的解决上更多地要依靠法院领导与地方组织部门协调，所以，要真正解决法院干部体制问题，还应该寄希望于完善法律规定，从立法层次上解决问题。

【第10篇】县人民法院提高司法公信力调研报告

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不仅关系到人民群众对法治的信心和尊崇，事关宪法和法律的全面实施，也是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全力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基本要求。x县人民法院围绕影响和妨碍人民法院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研，并在进一步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现报告如下：

一、影响公正司法、司法公信力提高的突出问题

(一)涉诉信访、上访是最大的屏障

当前，涉诉信访可以说是各级人民法院谈之色变的老大难问题。随着人民群众的维权意识不断觉醒，信访、上访人员也在不断的增加。混迹在这些人员中的无理闹访、缠访者，动辄举条幅、呼口号公然诋毁法院裁判或法官声誉。本次调研结果，也表明涉诉信访问题是影响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的最大屏障。

1、涉诉信访制度与司法权威之间存在冲突。信访制度本来是为当事人提供一条表达诉求的合法渠道，但由于从上到下实施“信访一票否决制”，部分领导只关心信访、上访问题是否解决，而不关心信访途径、信访理由是否正当。部分信访部门工作人员缺乏责任心，只要来访就给登记、下批件，甚至出现一起案件多头下批件、重复下批件的情况，破坏了司法的独立性、终局性和权威性。

2、对无理闹访、缠访打击力度不够。在信访大军中，有一部分人利用法院害怕信访的心理，通过闹访、缠访或在交通要道、政府党委门前举条幅、呼口号等方式，恶意诋毁法院裁判、诬陷法官，以达到其非法目的或利益。目前，由于缺乏有效地制止，这种现象已在社会上引起了蝴蝶效应频频上演。还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故意扩大信访功能，传授缠访、闹访的方法，指引上访路径，散播相关领导住址及联系电话，怂恿当事人不进诉讼程序，不走合法途径，煽动群众到相关部门集体上访，严重影响正常的信访工作秩序和审判公信力。

(二)执行难是明显短板

生效的法律文书不能得到有效地执行，不仅会影响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实现，增加他们对法院裁判的不信任，还会损害司法的公信和权威。

1、案多人少影响执结率。本院执行局现有执行人员六人(含一名临时聘用人员)每年都要受理大量的执行案件，人人都倍感疲惫，很少能拿出耐心和精力规劝当事人主动履行和组织当事人进行执行和解。由于长时间的高负荷工作和精神极度紧张，消极怠工思想逐渐滋生，面对不断增加的案件缺少勇气和“杀气”。

2、执行标的范围扩大增加了执行难度。处于经济转型期社会矛盾纠纷凸显、新类型的案件层出不穷的今天，对法院的执行工作来说，也迎来了巨大的挑战。案件执行标的从过去钱款执行为主，向动产交付、不动产变更登记、子女抚养权交付为主转变，而执行这些类型的案件，往往需要投入更大的人力、财力，有时还要在执行过程中处理好各种诉讼程序，如举行听证会、联系座谈会等，为及时、全面地执结案件造成障碍。

3、当事人缺少对司法裁判的尊重和支持。案件进入执行程序之前，败诉当事人都已经做好了应对强制执行措施的准备，规避执行手段层出不穷，如转移、隐匿财产规避执行，举家搬迁、外出打工逃避执行，寻找借口推脱执行，甚至公开肆意对抗执行。在社会诚信体系尚未完善前，申请人很难提供出被执行人有效的财产线索，加之，现有的常规执行手段已不能满足执行工作的需求。想具体完善细化各种执行措施，又缺少相应人力、物力、技术等方面的支持，以至于执行工作处在申请人情绪激愤、社会舆论强压、承办法官作难的尴尬境地。

(三)司法公开力度不能满足群众的期盼

近几年来，全省法院系统开展了一系列措施，如庭审网络直播、裁判文书上网、法院微博在线答疑等推行“阳光审判”。尽管这些举措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仍不能满足群众的要求，人们对法院印象还停留在“很神秘”的阶段。

1、公开裁判结果不如公开裁判过程。裁判过程是法院审理案件的机密，尤其是合议过程和审委会讨论过程。可能是基于“密之所存、奇之所在”的原因，人民群众、法学专家、新闻媒体对裁判过程的兴趣远远大于裁判结果。而探究、揣测裁判过程中，“暗箱操作”、“司法不廉洁”、“徇私舞弊”等等这些妄语应运而生，并在以讹传讹中，破坏了法院形象和司法权威。

2、卷宗内容不愿公开引发诟病。法院的各类卷宗材料是当事人起诉、应诉、举证、参加庭审，法院依法审理案件，在各个诉讼环节中的记录凭证。法律规定了当事人或诉讼参与人可以查阅、复印相关卷宗材料，但法院卷宗是否应向社会公众开放，开放到什么程度，法律没有直接规定。在面对新闻媒体采访、专家学者采集案例而请求阅卷时，法院总是遮遮掩掩，引起他们的不满。

(四)裁量标准不统一同案不同判

秉承法律精神和公平正义理念，赋予法官在一定范围内的自由裁量权，是特定历史时期的客观需要，也是由法律的局限性所决定的。但是由于这种自由裁量权过大，必然会为司法专横和司法不公，提供温床。

1、法律自身不完备。由于我国是大陆法系国家，不允许法官造法，案例仅有指导审判的作用，不是法律的正式渊源，而成文法相对原则性和滞后性，导致法官在具体裁判中适用法律缺乏统一的操作标准。目前，新型矛盾纠纷不断涌进法院，法官往往只能依据法律原则和相似法条进行裁判，同案不同判也就显得正常不过了。

2、当事人的举证能力上存在差别。司法诉讼讲求“打官司就是打证据”，当对同一案情的案件，如没有证据支持，别说同案同判了，恐怕输赢都很难保障。

3、法官个体素质不同。由于每个法官都有自己的经历、思维方式、价值取向、思考习惯，造成法官个体对法律的熟知程度、运用方法、审理模式上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反映在同一问题甚至同一案件上，就是作出不同的裁判结果。

(五)案件质效有待提升

排除目前法院普遍存在的案多人少和法律制度不完善、与政策相冲突等客观因素外，个案的实体不公正、程序不规范和办案效率低下，也是制约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主要因素。

1、重实体轻程序，引起当事人的不必要误会。只关注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得到实质性解决，忽视程序的作用，久拖不决、久调不决、不按期送达、接见当事人不规范、简易审合议判、合议庭成员未及时告知当事人等诉讼瑕疵，使法院裁判公正性遭受不必要的怀疑。

2、法官业务素质、宗旨意识、责任心有待提高。有些法官在工作中缺乏进取心，不注重学习新颁法律和探究立法精神，缺乏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遇到有点难度的案件就拿不准，判不明;还有一些法官心中存在官本主义思想，宗旨意识不强，只看领导脸色行事，对群众生、冷、推;个别法官对工作缺少责任心，对待当事人提供信息不果断采取措施，错失结案良机，对待审判流程管理不屑一顾，总是致使案件超审限。

3、对行政权制约力度不够。权力需要制衡和监督，这里的“权力”还包括相关领导。群众打官司时都会在心理对诉讼走势做一个预判，如果对方是权力机关或相关领导的话，他们就会对司法的公正性持有怀疑，当裁判结果正好印证了他们的猜测，裁判不公正就会在社会上传播，司法公信就会遭到质疑。

(六)影响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的其他因素

1、针对民众存在疑问的社会热点问题，缺少积极地回应。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信息资讯行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法院审判的案件已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由于社会大众不具有专业法律知识，对他们存在的疑问(如“李昌奎案”和“药家鑫案”为什么不同判?又如，这个官员贪污几十万被判无期，那个贪污上亿元才判几十年，为什么?)承办案件的法院没有站出来进行解答，以正视听，而是放任他们利用媒体一再炒作，蚕食了民众对法院裁判信任和尊崇。

2、糟粕文化仍影响着司法公信力的提高

“官官相护，清官少”、“人不和天斗，民不和官斗”这种在历史中存活若干年的糟粕法律思想仍然富有活力，甚至还发展演绎出了“大个帽两头翘”“有理无理，先送礼”等这样的谚语，在社会上流行。

二、提升司法公正，司法公信力的途径和建议

司法公信力的提升，是一项长期、系统、浩大的工程，不仅需要我们一代又一代的法院人为之不懈的努力和奋斗，还需要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一)建立信访终结程序、完善信访案件流程管理，树公信。

如果想进一步扩大司法诉讼程序在处理各类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作用，那么就必须设置涉法、涉诉信访一次性终结机制，完善信访流程管理，否则，司法公信力和权威性就无从谈起。

1、建立信访一次性终结程序。所谓信访一次性终结程序就是指信访案件在经过办理、复查与处理后，信访问题中的合理诉求已妥善解决、信访理由不成立已得确认的，信访人不得再次信访，如仍然缠访、闹访，各级信访部门将不再受理登记和签批交办，对于涉及犯罪的和恶意煽动群众集体上访、信访的，还要主动移交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打击。

2、完善与诉讼程序相衔接信访流程管理制度。信访部门应对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建立实质审查制度，甄别案件性质分别作出处理。如正在诉讼中的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的信访部门坚决不予受理，引导信访人转向诉讼程序;对已经走完了所有的救济程序仍然不服的，经审查确因裁判错误而导致信访人的信访，则应依法交由具体司法机关处理。

(二)转变司法作风、提高案件质效，赢公信。

人民法院必须切实转变司法作风，以提高案件质效为抓手，不断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做到公开、公平、公正，才能真正赢得公信。

1、积极改变司法工作作风。人民法院要不断转变工作方式和工作作风，强化干警的服务意识。一是要变被动司法为主动司法，充分发挥司法能动性，定期到辖区乡村、社区，向广大干部群众宣传法律、解答疑惑、引导人民群众在法律规定的尺度内正确表达自己的诉求，依法解决矛盾纠纷;二是切实转变工作作风，教育干警学会与当事人换位思考，在接待、询问时杜绝冷、横、硬、推的现象;三是强化巡回审判，督促干警走出办公室，走进田间地头，就地立案、就地调解，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四是不断延伸审判职能作用，深入到百姓家中，掌握第一手资料，切实了解群众的所需、所想、所求，切实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2、努力提高审判质效。“努力让每一个当事人感受到公平和公正”。公平公正是法院工作的生命线，如果不能在个案中实现公平正义，司法为民、司法权威也就无从谈起，更不要说赢得群众的理解和信任。一是建立完善案件质量评查长效机制，如建立“月案件质量评查”、“发回、改判案件评析”、“疑难案件讨论”等;二是加强干警法律知识、业务技能培训力度，不断提高案件质量;三是由中级人民法院对辖区内案件归类，发布指导性案例，统一当地裁判标准。

3、坚持强化队伍建设。只有把司法价值凝聚到法院队伍建设中去，作为核心内容来抓，才能为公正司法，全面提升司法公信力奠定良好的基础。一是加强政治学习，提高干警政治素质，为审判、执行工作提供思想保障;二是组织干警学习新颁法律、法规，提高干警业务素质;三是强化廉政教育，加强对正反典型的学习，使广大干警始终保持清醒头脑，时刻筑牢防腐拒变的思想防线;四是全面推进法院文化建设，要不断满足一线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物质装备和生活文化需求，努力营造风清气正、拼搏争优、勇作“铁项法官”的良好工作氛围。

4、不断完善便民措施。在细节上下功夫，不断完善、增设便民新举措，重塑法院在群众心中的形象。一是结合“法官下基层，法律进乡村”活动，督促干警定期到企业、村镇“大下访”“大排查”，为他们提供法律咨询意见、指导他们正确签订合同、及时处理排查出的潜在问题，努力将矛盾纠纷解决在诉前;二是在立案阶段，对下岗工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提供“一站式”服务，为困难群众、企业缓减免诉讼费，让他们打得起官司，不因经济困难而将他们拒之法庭大门之外，确保他们合法权益能够得到有效地维护;三是审理过程中，要做好接待和审理工作，要耐心倾听、悉心释法、费心调解、贴心服务，公正裁判，让当事人无时无刻都感受到司法的关怀;四是在判后答疑时，注重以情释法，要站在当事人的立场上，耐心解答当事人提出的问题，帮助他们理解法律规定，纠正他们的错误认识，引导他们正确行使自己的权利。

(三)扩大司法公开，提公信。

在原有司法公开措施的基础上，积极创新公开方式，扩大公民的司法参与度，保障司法的公开透明性，全面提升司法公信力。

1、不断扩大司法公开的范围和力度。除了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证人保护、有碍法官人身安全等特殊情况不予公开外，其他有关案卷信息，只要征求当事人同意，即应及时、全面地公开。

2、不断创新公开方式。利用现在已发展成熟的电子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制作电子数据档案，以便诉讼当事人和社会公众随时随地都能查询到相关案件信息。

3、不断丰富社会参与司法的形式。可以通过组织社会公众、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陪审团旁听庭审，参加有关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形式，参与诉讼、监督诉讼。

(四)改革普法宣传，促公信。

目前，我国的普法宣传还停留在“以案说法”、“漫画说法”“法制标语”、“宣传板块”等一维宣传的层面上，可以说是法官、法院的独角戏，缺少互动性、及时性和灵动性，已经不能满足现代法治宣传的需求。建议在下一步的宣传工作中能够利用新型载体，融入现代精神，不断创新宣传载体，促进司法公信力的提升。

1、建立法院新闻发言人制度。针对社会和公众关注的热点案件，积极进行回应，解答疑问，寻求认同。

2、与新闻媒体、电台、电视台联系开办“法官、法学专家、公众大辩论”栏目，邀请知名法学家、社会学者、公众代表，参与对争议法条、热点案件、典型案例进行大辩论，宣传法律，解读诉讼。

3、谱写旋律优美、易于上口的法院歌、法官歌;拍摄以法院、法官为正面题材的电影、电视剧，务求立意新、情节引人;不断吸收现代新闻炒作方法，应用于法制宣传和树立司法权威，从而努力达到司法有公信、法律受尊重、人人都守法的社会新气象。

县人民法院提高司法公信力调研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