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原理论文【通用多篇】

美学原理论文 篇一

一、美学教学的现状与问题

审视时下大学美学教学的现实情况及其所表现出来的问题，一般而言，有如下诸方面：

1.教学观念

目前大学美学教学基本上是以知识性的传授为教学观念，即美学教学的目的是传授给学生一系列相关的美学学科的知识。具体而言，这些知识则是一些相关的原理命题、美学历史、概念范畴、体系架构等美学学科的基础内容。这般专重知识传播的教学观念完全忽略了美学学科的人文属性及其价值意义。

2.课程设置

中国大学美学课程的设置比较特别：一是在哲学系院完整的大学设置美学课程，其教学内容一般分为美学原理、中国美学史、西方美学史；二是在中文系院成熟的大学设置美学或文艺美学课程，其教学内容一般分为美学原理、文艺美学。依据当下美学界研究人员的分布，一般都是在大学中文系院从事美学科研与教学，故美学与文学、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有相互交叉的现象。并且，相当一部分大学的美学课程并非是专业必修基础课，而是以专业选修课形式设置。这种课程设置现象因中国大学办学理念、学科认识而显边缘化、混乱化。

3.教材选择

目前大学美学教学所选用的教材，基本上是国家统一定制的教材。此一类教材的编写是国家遴选的一批专业人士集中协作完成的成果。而编写此一类教材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其美学思想里的基本原理命题亦是马克思主义美学问题，即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义）美学基本问题。近些年，亦有一些学者自己编订美学教材，并在自己从事科研与教学的大学使用。此一类教材，一部分亦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完成的，另一部分则是从自己的美学思想出发来完成的。此一类教材虽有一定的个性特色，但并不一定为学界所完全认可接受。此不单是时代的社会因素，亦有其学说思想的精致与粗糙、周延与疏漏等因素。

4.课堂教学

中国大学美学教学主要采取的是课堂教学，即主讲老师讲解国家统一版本或自己编订版本的教材内容。其讲解的内容亦主要是知识性的学科基本知识点，缺乏基本知识运用于具体审美活动的内容，亦缺乏对原理命题及知识点之间逻辑关系的清晰梳理，还缺乏对原始经典的介绍与讲解。其授课的形式一般是满堂讲解，期间鲜有师生互动等相关内容。此般专重知识点传播的课堂教学，既不能培养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亦不能培养学生活学活用、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能力，还不能培养学生认识、了解、阅读原始经典的能力，更无法实现美学作为人文学科的审美教育意义。

5.考核方式

目前大学美学教学考核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期中考核，以开卷或论文写作的形式进行；二是期末考试，以闭卷的形式集中统一定时完成试卷。中期考核方式与内容相对较为灵活，由任课老师自己根据实际情况执行。期末考试方式与内容则是全年级统一定制的试卷。因为教材是统一的，期末考试试卷是统一的，所以每一老师课堂教学的范围与主要内容也须是统一的。如此一来，课堂教学则失去了教师与学生的双重个性与创造性。

二、美学教改的探索与方法

针对上文对时下大学美学教学所存在的问题而作的分析，下文尝试探索性地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1.转变观念

美学作为一门学科，当然有其独特的知识性内容。课堂教学亦需要传授学科基本知识。但这并不是美学教学的主要内容，更不是其全部内容。美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性质的学科，自然具有最终必定指向人文价值关怀的意义。在美学学科及其教学实践里的具体表现就是审美教育的人文化这一项内容。此即是说，学习美学的最后目的是指向通过美学理论的学习与应用来教育受教者如何培育一颗审美的心，如何完整自己的人格结构，如何完善自己的人性品格，如何升华自己的情操格调，以期使其成为一个全面健康成长的人。美学作为哲学的下属学科，是一门理论性质的学科，自然秉有哲学的基本性质：周延的逻辑性，严密的思辨性。因此，在美学教学实践里，不仅仅要罗列说明一系列相关的原理命题、概念范畴等知识性内容，更要阐释清楚这些命题是如何论证出来的，以及概念范畴之间的逻辑关联是什么等理论思维问题。之所以如此要求，是因为以此为案例可以教会学生如何进行理论思维，而令其受用一生。

2.完整课程

美学作为一门学科，自有其诞生的思想语境及发展的思想历史。因此，美学课程的设置需要从其自身的学科实际出发，一方面讲解一系列相关的原理命题、概念范畴，另一方面梳理美学历史的内在逻辑脉络，尤其是伟大哲学美学家的基本美学思想及其起承转合的逻辑关联。承上文，美学又是哲学领域里的人文学科。因此，美学课程的设置还需以审美化育为终极人文指归。基于美学学科如上的实际情况，大学美学课程的设置一般应有美学原理及美学历史两门课程，而且美学历史课程因其自身理论的系统性及时代关怀的人文性而更显重要性，故需将其置于与美学原理课程同等重要的位置，或置于其上尤佳。正是在此意义层面上，若因办学机制的学时限制而只能二者取一，笔者认为概论性质的原理课程可舍。

3.原典教材

承上文，美学课程的设置需以其历史课程为主要内容。依此课程设置理念而选定的课堂教学教材，亦当是美学历史类的著作。但不能以美学发展简史或通史作为课堂教学教材，而应该以美学历史上里程碑式的美学家的基本美学著作作为课程讲解的基础文本。为什么不能选取美学发展简史或通史类的著作作为教材？因为此类著作亦如概论性质的原理教材一般是泛泛而谈者，给学习者脚不着地的不踏实感。为什么只能选取经典美学家的经典著作作为讲解文本？因为这样可以完全真实地经历美学家思考论证问题的完整的思维过程，从而系统完整地训练学习者的理论思维能力。

4.经典解读

承上文，美学教学的教材当以美学历史上经典美学家的经典美学著作为依据文本。对于经典美学著作的讲解，亦不能如概论性质的知识性讲解一般，而应是精细完整地讲解。即一方面要逐字逐句地讲解字面义、文本义、引申义，另一方面要说明字词句段之间的逻辑关联，最后则从篇章的层面来把握美学家对一具体问题的提出、分析、解答的完整思维过程及逻辑结构的层级性。在完成原典文本导读之后，再展开史论的讲解，而实现以点带面、以史导论的教学模式。此教学模式还可以培育学习者宏观的历史思维能力及发散性的创造思维能力。

5.记忆运用

美学教学改革的最后一项内容则是考核方式的改善。美学作为一门学科，有自己特有的学科基本知识性内容；作为一门理论性质的学科，又有逻辑思辨及辩证思维的特性；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又必定具有人文价值关怀的意义指向性。因此，对美学学习者的考核须兼及上述学科特性。就知识性内容的考核而言，可通过闭卷的形式定时定点定量地完成书面试卷。就理论性及人文性的考核而言，其方式比较灵活，但一般而言可采取开放型的论文写作方式，此只需规定论文的篇幅、文献的引证数量及研究对象的范围；或可采取短文写作方式，此需规定统一的时间地点论题。论文方式重在考核学习者系统地提出、分析、解答问题的完整思维能力、阅读范围及质量；短文方式重在考核学习者理论资源储备情况、应急思维能力。此需说明的是，无论哪一种考核方式（不含统一地选拔人才的考核方式），都应由任课老师根据其教学的实际情况展开，以充分个性的教与学来实现师生的创造性发展。

三、美学教改的语境与意义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现代化的时代，而现代化时代背后的思想语境是宏大的现代性叙事。因此，对大学美学教学改革的反思与探索，自然无法跳离现代性的宏大语境，反而，更应该从时代的现代性语境来反思探索大学美学教学改革，这样才更加切实，更显时代意义，更具学术价值。

1.现代性语境

以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为标志性事件的现代性思潮关注与彰显的核心问题是作为主体的人之知性功用。此一思想将人的知性思维功用无限地强调并放大，其具体表现就是以科学技术所主导的工业文明无处不在，已经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正面来看，科学技术的发展确实带来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光辉灿烂的工业文明，而辉煌的工业文明又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丰富的物质生活与便利的生活设施及生活条件。然而，由现代性催生的现代化技术在给人类带来便利与享受的同时亦带来了苦痛与灾难。即现代化技术在向自然索取以满足人类的同时将人类带向了其自身的对立面：人为科学技术所支配，而成为碎片化不完整的人，进一步说，人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心灵无处安放而滑入精神虚无主义的深渊。

2.审美现代性意义

承上文，现代化技术已经全然统治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人在这样一个技术化的世界里失去了终极价值意义的信仰与守护。然而，作为人文学科的美学的终极指向性意义即是切实地关怀人自己的心灵应当安放在何处。在上文，我们主张美学教学最后必定指向审美化育的人文价值关怀的意义上。这就是说，美学教学的目的是帮助受教者在人性完满、人格完整、情操升华方面实现全面健康的成长。在美学教学实践里，通过审美化育可以培育受教者有一颗健康安然的审美心灵。健康安然的审美心灵是一种安宁祥和平静寂然的状态。在这样宁静曼妙的心境里，现代化科学技术给人们带来的紧张、麻木、僵硬、扭曲、畸变的生命情态得以化解，而回到踏实、充实、永恒的生命自身。依此而观之，美学教学实践里的审美化育确可担负起化解现代性异化的审美现代性意义。正是在此意义层面上，直接地正视大学美学教学的困境及其所衍生出来的问题，是大学美学教学回到真实自身的一个切实的入口处。这正是当下大学美学教学改革急迫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

美学原理论文 篇二

【关键词】 童心说 超越性 超越特征 经验性超越

李贽的童心说美学思想，诞生于明代中后期的特殊时代文化背景下，具有独特的美学内涵和美学价值。童心说美学思想以“童心”概念为核心，其内涵包括：人心的本然状态、思想情感表现的真诚无伪和个体自我意识的萌芽。以此为基础，童心说美学思想强调私心、真情和自由、激烈的情感力度，重视主体意识和情感内容在审美活动中的作用，并把它们作为衡量文学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的标准，肯定了小说这种新文体在美学上的地位，在美学理论内涵和文艺实践现实两方面体现出了童心说的超越性特征。而这种超越性特征的本质以及这种本质的文化根源都是什么，它们拥有什么样的合理性和局限性，这种本质特征显示出来的美学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又有哪些。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全面研究李贽童心说美学思想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有助于我们实现对童心说美学思想乃至整个中国美学史的独特面貌和本质的真正了解。

一 童心说：一种经验性的超越

李贽的童心说美学思想显示出来的超越性特征，体现了它独特的美学价值。童心说从“童心”概念出发，重视个体私心、私欲的价值，在此基础上强调真情的真实展现，并以私心、主体和真情为前提，提倡在文艺作品中淋漓尽致地表现真实、激烈的情感。这在“童心”内涵的内在逻辑上构成了一条以“童心”概念为起点的不断演进的脉络，从而形成了童心说美学理论，构成了李贽美学思想的核心，以及晚明美学思潮的重要内容。而这种超越性，作为童心说美学思想的一种整体性质，它的特征与文化根源将是我们在本节要进行探讨的内容。

1. 童心说美学思想超越性的特征：回归原初状态

从超越方式上对童心说美学思想的超越性特征进行考察，就会发现它在个人与社会、情感与伦理的关系中，选择了以回归到原初状态的方式来实现对高度甚至畸形发展的群体和伦理因素的颠覆和超越。具体表现就是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中，以强调个人价值的儿童之心去对抗代表社会权威的成人之心的异化状态；在情感和伦理的关系中，以真实纯粹的感性情感去反抗封建理法的压迫。首先，李贽提倡的“童心”，在他看来是一种最初之心，也就是儿童之心：“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焚书》卷三《童心说》）儿童之心同成人之心对比，最大的特征就是“真”，包括思想不受沾染的纯净之“真”和自身欲望情感的天然之“真”。儿童之心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它是最初的本原的心理和思想状态。同被“闻见”、“道理”所异化的成人之心完全不同，它代表的是更接近于人和人心的本来面目的状态。如前所述，李贽深受道家“初心”思想的影响，《老子》中有“圣人皆孩之”的说法（《老子·四十九章》），李贽吸收并发展了这种思想，把最初之心的价值同圣人所能达到的境界统一起来，在他看来，在认识方面处于原初的真实状态的儿童之心比社会伦理教育熏染下形成的成人之心更重要、更有价值。而认知上的纯净的真实只是儿童之心“真”的含义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是它的“私心”意味。受到庄子反对“异化”的思想影响，李贽重视儿童那种自然天性和欲望情感的价值。儿童拥有最原初的心理状态和思想状态，其生理欲望是天然存在、可以不受道德伦理约束的，具有一种天然的合理性。一个儿童最大的自然就是“穿衣吃饭”，这就是他们的“人伦物理”（《焚书》卷一《答邓石阳》），除此之外，再没有成人心中所谓的“人伦物理”。儿童之心的“真”的这一层含义使童心说尊重人的天性自然和欲望情感的合理性，而反对伦理矫饰。针对当时集体审美意识中极端强化个人与社会关系中社会、群体一极，以“闻见道理”沾染最初之心，以社会的伦理教化约束个人的情感欲望的状况，李贽找到了“童心”概念，把它作为整个童心说美学思想的起点，以儿童之心那种最初的、本原性的“真”，去对抗强大的成人之心的异化状态，突出了个人作为审美主体的主体性价值。其次，李贽的提倡的“童心”，强调“真情”的含义，重视情感在审美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在处理情感与伦理的关系时，以真实纯粹的感性情感去反抗伦理礼法对审美情感的压制。“真情”是童心说核心概念“童心”的另一个重要内涵，也是在“真心”基础上分化和发展而来的。李贽重视情感真实的审美价值，认为：“盖声之来，发乎情性，由乎自然”，认为文艺创作的动力来源是表现天性自然的情感，而不是可以凭借伦理礼法“牵合矫强而致”的，所以应该“以自然之为美”(《焚书》卷三《读律肤说》)。传统美学注重伦理礼法影响在人心中形成了后天的理智状态，而李贽重视的却是原初状态的先天感性情感的价值。针对当时文艺创作和审美实践中以伦理原则压制人的感性情感的极端状态，他试图以强调恢复人“真情”这种原初的感性情感来突破当时以理学为思想基础的伦理礼法对文艺创作的控制。以儿童之心对抗成人之心的异化状态，以感性情感反抗童心说对于前代和当时的美学思想的超越，二者都是以回归原初状态来实现超越的，这就是童心说美学思想选择的超越方式。李贽重视的儿童之心和感情情感，不只是完全意义上的复归，他也赋予了它们以新的时代特征，即近代性质的思想因素，这些因素就具体表现在童心说超越性的近代色彩中。然而，就其超越方式的整体性质来和思维方式来说，仍然属于一种回归原初状态的超越方式。

2． 童心说美学思想超越性特征的本质：经验性超越

童心说以儿童之心对抗成人之心的异化状态，以情感反抗伦理的压迫，这种回归原点的超越方式，是李贽立足于现实生活经验，注重个人的心理过程和情感体验的结果。李贽的“童心”概念的内涵受到了儒家（心学）、道家和禅宗思想以及前代文学美学思想的影响和启发，然而，这一概念毕竟是李贽以自身的思想架构为基础，并由他第一次提出的，明代中叶以后独特的社会现实背景赋予了李贽关注现实和世俗生活的特点。李贽的思想具有异端色彩，一方面与他狂傲孤高的个性和圣人情结有关，另一方面则是关注市民阶层发展带来的世俗生活、肯定现实生活的感性价值的结果。如前所述，李贽一生思想丰富博杂，晚年甚至剃发，生活在佛寺之中，然而其本人却一直以儒者自居，秉承着儒家关注现实的人生态度。在关注现实的同时，他也敢于跳出传统礼法的限制，以客观的态度看待当时的社会状况，这也使得他有可能从现实的感性生活之中吸收新的营养，建成自己的思想体系。《童心说》中对于文体演变的看法就体现了他关注现实发展，注重新的文艺现象的思想态度。“童心”概念的现实基础是晚明社会丰富、复杂的现实生活，尤其是作为新的时代力量出现的市民阶层的感性生活。对于现实生活和现实生活中人的天性情感欲望的合理性的认同，是李贽推崇“童心”，把“童心”作为其美学理论起点的前提。重视和关注现实生活感性特征，决定了“童心”概念是建立在感性直观的观照方式之上的，无论是儿童之心还是感性情感，都来自于现实生活的感性层面，对于它们独特价值的发现，是通过直观感悟的方式实现的。直观感悟不同于理性判断，它不经过逻辑的分析、推理，而是凭借对现实经验的直观把握和概括总结来获得对客观事物特征和规律的认识，这种认识无法通过逻辑推理来加以判别、证伪，而要在实践应用中体现它的合理价值。直观感悟的关照方式的结果就是在最终得到经验论性质的结论。童心说美学思想采用的回归原点的感悟直观式超越方式，决定了“童心”概念及童心说美学思想的超越性特征的经验性性质。童心说美学思想以回归原点的经验性超越方式来反抗当时的美学现实对于人的审美主体价值和文学艺术的审美本质的扭曲和伤害，实现了对于前代和当时其他美学思想的超越。

3． 童心说美学思想的经验性超越特征的文化根源

童心说美学思想的经验性超越性特征，根植于中国古代的文化土壤之中，是中国传统的文化结构、文化精神及其影响下的思维方式的产物。童心说美学思想的经验性特征的文化根源，是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传统，以及建立在这种传统基础上的经验论思辨特征。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源于中国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和血缘宗法制度，“人与自然，个体与群体的顺从、协调关系”成为了“天人合一”观念的现实历史基础。[1]然而这种观念在天人关系上却因“天”的概念的多意性而显示出了模糊的面貌。这种整体的模糊性特点，在先秦时代天人合一思想成熟之后被保留了下来，在董仲舒建立了天人感应的有机整体宇宙图式之后，更是显示出了它的巨大影响。汉初董仲舒为了适应大一统的封建帝国统治的要求，以儒家理论为基础，吸收了阴阳家的五行理论，建立起了他的天人宇宙图式，“从而使儒家的伦常政治纲领有了一个系统的宇宙图式作为基石”。[2]这种具有系统性的五行图式，随着儒家思想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的确立，不断塑造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并对他们的心理结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它与人们的抽象思维方式的关系。天人合一思想体系中的宇宙图式具有一种早熟的系统论性质，一方面使得它显示出了功能与结构的复杂关系，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人们长期“满足于这种封闭性的使用理性的系统，既不走向真正的科学的经验考察、实验验证，又不走向超越经验的理论思辨和抽象思维。”其结果是“中国的思维传统和各种科学（甚至包括数学）长久满足和停步于经验论的理论水平。”[3]在天人合一的思想传统影响下，中国人习惯于一种感性直观的认识方式来对事物进行把握，这决定了它的认识结果的经验性思辨特征。就大的文化背景来看，李贽生活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成熟总结阶段，以儒家为主、兼具道家和禅宗的中国传统思想，仍然是李贽思想体系的重要渊源，这样的文化传统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李贽美学思想的经验性思辨特征。童心说试图以“童心”概念来反抗伦理教化对审美主体的异化和对文学艺术审美本质的扭曲，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中，以强调个人价值的儿童之心去对抗代表社会权威的成人之心的异化状态；在情感和伦理的关系中，以真实纯粹的感性情感去反抗封建理法的压迫。通过回归到原初状态的方式来实现超越，这种超越方式所凭借的直观感悟观照方式，让童心说显示出了经验性特征。这种特征的中国文化气质，在童心说美学思想同西方相似理论的比较中，可以更加明显地体现出来。马斯洛作为西方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代表人物，因其需要层次说和“自我实现”理论而被人们了解，他在讨论“自我实现” 问题时提出的“第二次天真”理论，是一种具有美学性质的思想。这种理论认为在文艺创作中的创作主体的心理过程是二级过程和原初过程的综合，前者处理的是意识到的现实世界的问题，后者则只出现在精神病患者和儿童身上，负责处理无意识、前意识的问题，文艺创作既有成人的理性因素又有儿童非理性因素的参与。体现了“健康的儿童性”的“第二次天真”状态使文艺创作的主体心境“既是非常成熟的，同时又是非常孩子气的”。[4] “第二次天真”理论与李贽的童心说都重视儿童的心理状态在文艺创作中的重要作用，都试图通过它来解决审美主体的异化和文艺作品审美本质的扭曲问题，以实现超越。然而，“第二次天真”理论与童心说最大的差别，就在于它提倡儿童心理状态的审美价值是为了将理性和非理性因素结合起来，从而使人们对审美创作主体的心理结构和心理过程的认识更加符合审美活动的本质规律，进而更好地指导文艺创作的实践。“第二次天真”理论在处理文艺创作中非理性的儿童心理状态和理性的成人心理状态的关系时，并不没有偏废现象，它在反对原有的只重视理性现实意识的做法的同时，也要求人们要看到儿童代表的非理性心理状态在审美活动中的重要价值，是一种批判之后的补充和否定基础上的继续发展和完善，体现出了理性上升的超越特征。相比之下，童心说理论对当时审美现状的批判则是建立在感性经验直观的基础上的，没能经过理论分析找出它的弊端所在，进而寻找一种更加符合审美活动本质规律的新的概念和理论去实现对文艺现实和前代美学思想的超越。这与当时的时代仍处于中国封建时代的晚期，新的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仍然不够成熟、无法提供真正有价值的新的审美因素有关系，另一方面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结构和思想传统及其思维方式对中国人的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的结果。天人合一思想传统使人们满足于原始系统论的天人和谐，“模糊”成为了“中国文化理论特色”[5]，培养出了中国文化的经验性思辨特征。李贽在《童心说》中对于童心说美学理论的论述，主要集中在“童心”概念的涵义和“童心”对文艺创作的价值方面，对于“童心”概念现实和逻辑基础并没有涉及，这显示了童心说理论的模糊性和不完整性。同时，童心说把向感性现实层面回归，将感性的儿童之心和情感作为对抗极端强调成人之心和伦理因素的文艺创作现实与美学思想的武器，也体现了天人合一思想传统造成的经验性思辨特征。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传统及其经验论思辨特征影响，使得童心说及其超越性在文化精神上体现出了典型的中国特征。

转贴于 二 童心说美学思想经验性超越方式的合理性局限性

中国的天人合一思想传统及其经验论思辨特征使童心说及其超越性在文化精神上体现出了典型的中国特征，独特的文化根源既赋予了童心说经验性超越方式很大合理性，也使它显示出了一定的局限性。

1． 童心说美学思想经验性超越特征的合理性

童心说美学思想的以“童心”概念为理论起点，重视私心和情感在文艺创作主体心理结构和创作过程中的作用，以儿童之心和感性情感超越宗法伦理对人心和文学艺术的审美本质的异化，它的理论建构是基于直观感悟的观照方式之上的，其超越性具有经验性特征，而这种经验性超越方式与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传统造成的普遍的经验论思辨水平有关。童心说所代表的，正是一种传统的中国文化模式下带有中国文化精神和思维特征的美学理论，它的经验性超越方式的合理性因素，也就是中国美学思想的合理性的体现。童心说美学思想经验性超越方式的合理性，主要表现在它对于审美主体的心理结构和审美活动本质特征的复杂性的合理把握方面。中国古代的农业生产方式和血缘宗法制度造就了天人合一的思想传统。一方面，“中国文化‘天人合一’及文化的连续性发展，使得中国传统美学能够在二元对立世界之先，在更为始源的状态下思考美的本质问题。”[6]李贽以直观感悟方式把握的“童心”概念，就是符合中国传统美学的“更为始源的状态”的。对于儿童之心的原初的情感和心理状态的重视，造成了童心说以人的生命本体为美学本体的独特面貌，使它思考了审美活动之于人的意义和价值问题，在内容上更加切近了审美活动那种融合了感觉、知觉、想像、情感和思维等审美感受心理形式的复杂面貌和本质规律，显示出了“简单”的深刻性。另一方面，天人合一思想传统以及作为这种思想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五行宇宙图式，影响和塑造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使中国文化中的具体思想理论呈现出模糊的面貌特征。“模糊性就是不能用公式定义表达出来，不能给予形式化，不能让人明确地检验其对错。”[7]这种理论和思维上的模糊面貌，主要体现为轻工具、重心灵的文化特征。天人合一宇宙图式的系统性和超前性使中国人较早地认识到了工具的局限所在，而没有走向重工具的技术之路，因而也就避免了西方文化中工具理性的局限。同时，与轻工具相适应的就是重心灵，即“强调经验、体验和直觉，对外物仰观俯察，用整个心身体验，指导悟出最精微处”。[8]不依赖具体工具的中国人选择了用整体的心灵去把握天人合一的世界的奥秘，试图使人的心理在最深的层次上与宇宙万物相通。这与那种审美主体与客体相融合而产生审美愉悦的状态是相通的。童心说就是以直观感悟式的整体心灵和情感，去挽救审美主体心理的异化状态和解决文艺创作的非审美化问题的，它的经验性超越性质的直观感悟和整体心灵的把握方式，是一种中国式的审美观照，强调以整体心灵去把握复杂的宇宙万物，以有限的审美体验去获得超越时空的永恒、无限的心灵自由。在这种注重心灵的中国文化特征的影响下，童心说美学思想重视人作为审美主体的审美心理结构和心理状态的复杂性特征，而没有把文艺创作的价值简单地降低为传统的伦理教化功能。“童心”概念，体现出了李贽对于审美主体的心理结构和审美活动本质特征的复杂性的把握能力，使童心说比起强调文艺创作的伦理价值的前代美学思想，乃至强调明晰的同时代西方美学思想，都更符合审美活动的本质规律。虽然选择了回归原点的经验性超越方式，童心说却因为它独特的中国传统文化根源，而在美学思想领域显示出了一种“简单”的深刻性和原初意义上的合理性。

2． 童心说美学思想经验性超越特征的局限性

天人合一的思想传统，造就了童心说美学思想直观感悟式的认识方式和经验论的思辨水平，使它选择以归原初归状态的方式，来实现对当时审美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的反拨和超越。这也造成了这种美学思想在经验性超越方式上的局限性，使它在超越了前代及当时其他美学思想，启发了当时和后世的审美实践的同时，也缺少了一种进行更深层次的反思、不断进行自我提升的超越态度和继续向前发展的内在动力。童心说美学思想的经验性超越方式的局限性，主要体现为它由文化根源及其思维特点决定的历史性晚出和理论性“浅薄”上。首先是它的历史性晚出。在中国历史上，早在宋代就出现了新的经济发展特征，坊市制度解体，商人地位开始上升，市民阶层出现，他们倾向于提出自己的精神文化要求。然而，至明代中叶李贽提出“童心”概念，开始将人们的注意力从群体转向个人、从伦理转向情感，中国文化发展中的这种新动向才得到了确认和肯定。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童心说的出现是一种历史的胜利，然而却是一种迟到的胜利。用于指导和引领文艺创作的美学理论的晚出，限制了新的文化因素在中国美学中的发展，也就限制了中国美学本身的发展。李贽童心说美学思想的历史性晚出，正是其文化根源造就的经验性超越方式的结果。农业生产、宗法血缘和天人合一的文化模式，塑造了中国人的着眼于整体功能的思维方式和具体思想理论的模糊面貌。模糊的理论思想不重视认识明晰的意义和工具的作用，一方面使人们不会把事物从整体系统中孤立出来加以考察，避免了形而上思维方式无法把握整体的缺陷；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我们对于天人合一的宇宙模式及其思维模式的长久遵从，无从反抗，只能在这一思想传统之下对事物的认识只能做“表层的超越”[9]，由此引起的对文化发展中的新因素的不敏感，或不能对这种新因素的意义进行及时、合理的认识，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各种思想理论在诞生时间上的滞后性。美学思想领域的变革缓慢，代表的市民阶层的文化要求的童心的“人欲”涵义的历史性晚出，就是受到了这种模糊理论面貌限制的结果。其次，童心说美学思想经验性超越方式造成了它在理论性方面的“浅薄”。李贽所处的时代，市民文艺繁荣发展，然而这种现实并没有受到士人阶层的重视，他们仍坚持以封建正统的诗学理论规范当时的文艺创作，甚至在面对文艺创作萎靡衰颓的状况时，主张以复古的方式实现超越。李贽的童心说同他们相比显然具有进步意义，却也没能最终摆脱强大的传统文化根基的影响。“童心”概念是建立在李贽对于现实生活进行的直观感悟基础上的，直观感悟的把握方式一方面使童心说更加适应审美活动的复杂性和整体性特征，帮助它以儿童之心和感性情感实现了对当时文艺创作中存在的问题的超越；另一方面，童心说美学思想也因为这种符合天人合一思想传统及其经验性思维特征原则的回归原点的超越方式，不可避免地显示出了经验论思辨水平的限制。这种局限，在童心说美学思想同西方美学史中的现象学美学理论的对比中，表现得更为清晰、具体。“现象学是代表二十世纪西方哲**流的三大主要哲学流派之一”[10]，它的巨大影响波及到了美学领域，对当代西方美学产生了重要影响。现象学的奠基人胡塞尔主张以“现象学还原”的方式来弥合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对事物的本来面目的割裂，现象学美学思想就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现象学美学和童心说美学思想都重视事物的感性现实，试图通过对事物原初状态的把握来获得的最终的真实，实现对事物审美本质的把握。然而现象学美学又与童心说美学思想不同，它是建立在西方哲学和美学中抽象思维和理性思辨高度发达的前提和基础上的，是对形而上的思维方法和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割裂整体、遮蔽真相的局限的反思和反抗，目的在于克服它们的缺陷，达到真正的“真实”。现象学重视的感性现象，强调的原初状态是经历了由感性到理性再到更高的感性的否定式上升的结果。而童心说则是回归到感性的情感和欲望、童心和人的原初心理状态，以童心对抗成人之心，以感性对抗理性，以对混沌一体的整体的直观把握来现实对审美本质被遮蔽的问题的“超越”。缺少理性反思往往会削弱反抗的力量，缺少明确的新美学要素的理论建构也常常显示出不够明晰和深刻的特点。中国传统文化模式和思维方式影响下的童心说美学思想，因模糊的思维惯性而形成了历史性的“晚出”，因缺少理性反思和新要素建构而显示出了理论性的“浅薄”，这些共同造成了童心说美学思想在超越性方面的局限。

三 理解童心说美学思想经验性超越特征的意义

对童心说美学思想的内涵和超越性特征进行特殊性考察，理解童心说美学思想的经验性超越方式的特征及其文化根源，认识它的合理性和局限性，对于美学史研究和观照当前文艺创作实践都具有重要的价值。研究童心说美学思想经验性超越特征具有美学史和现实的双重意义。

1． 美学史意义：认识中国美学思想的独特面貌和本质特征

理解童心说美学思想的特征，有助于通过它来认识中国美学思想的独特面貌和本质特征，这也是研究童心说超越性特征的美学史意义所在。在独特时代背景、社会现实与文化根源，以及这三者影响下的李贽本人的知识结构和思维特点的共同作用下诞生的童心说美学思想，拥有独特而复杂的超越性特征，在晚明美学乃至整个中国美学史上都拥有独特的地位。童心说美学思想的中国文化熏染痕迹和典型的中国思维方式的特点，使人们对于童心说美学思想的经验性超越方式的特征及其文化根源的理解，具备了重要的美学史价值和意义：帮助我们理解中国美学史的本质特征，进而更好地处理民族美学和世界美学之间的关系问题。通过对童心说美学思想超越性的经验性特征及其文化根源的具体考察，可以看出中国古典美学是根植于中国文化的大环境之中的，农业生产方式、血缘宗法制度以及二者共同造成的天人合一宇宙图式和思想传统也深深影响了中国美学思想，使它更加倾向于关注人的生命本体、心灵和内在超越，不同于西方美学“出于理论体系的需要而非生命实践的需要来研究美学……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却是直接从中国人的现世人生实践的需要来研究美学”[11]，这种美学特征使中国美学呈现出了注重人的整体心灵内在超越的面貌。中国美学思想没有像西方美学思想那样拥有严格的概念、范畴和完整的理论体系，而是选择了一条真正能够使我们直接感受到人类生命的方式的关注天人关系中人的心灵的内在超越之路，试图以审美活动的方式实现对于有限时空的超越，获得无限永恒的愉悦的心灵体验。因为重视心灵的美学倾向，以及天人合一思想传统的整体模糊的理论思维特色，中国美学思想对于人作为审美主体的心理结构和审美意识的复杂性的把握，比起西方美学更加全面深刻，它在动态的系统中，以整体的直观感悟和文艺实践的经验总结的方式获得的认识，更加符合人类心灵的复杂和深邃的特点，切近了审美活动的本质规律。中国美学的独特价值，启发我们在认识中国美学同西方美学乃至世界美学的关系问题时，不能一味地以西方的美学理论体系中的概念、范畴和逻辑范式来强制规范中国美学思想，将它们作为判断中国美学思想价值的标准，而是应该充分了解和尊重中国美学的独特性，既认识到它基于自身文化特性而体现出的系统性、超前性和合理性，也看到它的模糊性、经验性和局限性，对中国美学思想的独特面貌和本质特征真正做到全面客观的认识和理解。

2． 现实意义：观照和指导我们当前的文学艺术创作实践

理解童心说美学思想的超越特征及其文化根源，对于更好地理解和认识当前文艺创作中的具体问题，观照和指导当代的审美实践，具有现实意义。首先，童心说美学思想对于文学艺术本质和创作主体心理特征有着深刻的理解，它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解决当前大众文化背景下文学艺术创作中遇到的问题，启示我们在面对当代美学和艺术实践时，采取一种重视审美意识的原初状态、更符合文学艺术本质和独立自足性的审美态度。当前的中国，大众文化崛起，具有大众文化特色的文学艺术蓬勃发展，这些文艺创作在内容方面体现出了现实化和娱乐化的特征。这与“童心”概念诞生的晚明时代市民阶层地位上升，表现市民阶层情感欲望和文化要求的市民文艺蓬勃发展，更加贴近现实的小说和戏曲创作繁荣的状况具有相似性。在这一前提下，关于当前大众文化背景下文艺创作遭遇的娱乐化的市场原则与文学艺术的审美本质之间的矛盾问题的认识和解决，或许可以从童心说美学思想中得到启发。童心说美学思想以回到儿童之心和感性情感的方式来实现对文艺创作审美本质的回归，与对传统美学思想的超越。它带来的个体意识觉醒和对个人情感欲望的尊重，以及对文体创新的肯定，都符合市民文艺发展的要求，自李贽开始并影响到金圣叹的小说点评就是证明。童心说对审美主体的心理结构和审美活动本质特征的复杂性的合理把握，提示我们在处理大众文化背景下文艺创作的市场原则与审美本质的矛盾问题时，将注意力返回到审美创作主体的心理特征和文学艺术的本体上来，重视文学艺术的现实性，以坚持文学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和审美本质为前提，兼顾娱乐性和市场原则，而不能为迎合或者采用急功近利的态度对待文艺创作。其次，对童心说美学思想经验性超越方式的局限性的认识，也提醒我们重视创作主体的自我完善和理性反思的作用，从创作源头上赋予文学艺术更大的发展和提升的动力，提高它们的审美价值。童心说经验性超越方式的局限性，主要源自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思想传统所造成的理论模糊性和经验论思辨水平。这种文化特征通过长久的历史积淀融入到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既使在今天的文艺实践中，也常常能见到它的影响痕迹，它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当前的文学艺术作品缺少理性反思和自我超越意识的特征。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审美创作主体重视自身思想的丰富、自我修养的提升以及自我反思意识与批判精神的培养，不断提升自己对现实生活的认识能力和把握能力，在此基础上，努力创作出具有高度的思想价值和审美价值的文艺作品。由此可见，全面、理性地认识童心说美学思想的本质特征及其文化根源，挖掘它们的合理内核，反思它们的局限，用以观照和启发当前的文学艺术创作实践，正是研究童心说美学思想超越性的最重要的现实意义。

【注释】

[1][2][3]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302、137、161页

[4] 马斯洛著．李文湉译．存在心理学探索[M]．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87页

[5] 张法．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7页

[6][11] 刘方．中国美学的基本精神及其现代意义[M]．巴蜀书社．2003年．第27、30页

美学原理论文 篇三

我国古代没有美学这门学科，这些美学理论只不过是研究者们把一些关于文艺、人生、社会的看法强行拉进“美学阵营”里来，刻意穿上美学服饰而令其抛头露面。它与古人的原始思想不大吻合，因为古人没有想到后世还有“美学”这门学科要套用其话语来支撑门面。当然，不管成效如何，能做中国美学通史研究，那已经是很厉害的人物。精力稍显不济者，则尝试着做断代美学史研究，比如朱志荣的夏商周美学史，施昌东、杨安仑、陈立群、霍然的先秦美学史，施昌东、刘成纪的汉代美学史，吴功正、袁济喜、郑毓瑜的六朝美学史，霍然、吴功正、王明居的唐代美学史，霍然、刘方、郑苏淮、吴功正的宋代美学史，聂振斌、卢善庆、吴志翔的近代美学史等。更有魄力者则从事中西美学史之比较研究。只可惜这种劳动工作量太大，半辈子都做不出来，而漫长的时间对于着急要出成果的我国学者来说，是让人彻底失望的败笔，所以只能有某些局部领域的中西美学比较成果出现。还有个别人撇开西方美学史，做中国以外的东方美学史，只可惜收效甚微，把美学史做成了人生感悟史和文艺发展史。毕竟那些对于一个无的研究者来说，似乎是站在悬崖边上看几千米的深渊一样，幻想着“看见了底部的风光”。部门美学研究异彩纷呈对美学各大分支的研究也引发了诸多学者之兴趣，其中对文艺美学的关注最为集中，以“文艺美学”为名的专著就有胡经之、曹廷华、栾贻信、盖光、史瑶、杜书瀛、徐亮、黄力之、陈长生、刘鸿庥、周来祥、曾繁仁、谭好哲、李咏吟、寇鹏程、苏丁、王向峰等人的著述。在这些著作中，有的把文艺美学仅仅限定为文学美学，有的把文艺美学等同于艺术美学，乃至于其中的部分理论等同于美学原理。还有的专门探究中国古典文艺美学或西方文艺美学之精髓。更多的学者则根据自己的兴趣与特长，研究文学、音乐、戏曲、美术、建筑、书法、广告、影视、设计等某一美学分支领域，取得了累累硕果。在文学美学研究中，有肖驰、王长俊、张松如等人的诗歌美学，有吴功正、叶朗、陆志平、蒋心焕、吴士余等人的小说美学，有万陆、徐治平、吴小林、贾祥伦、张智辉等人的散文美学；在音乐美学研究中，有叶纯之、蒋一民、张前、王次炤、修金堂、修海林、龚妮丽、韩钟恩等人的音乐美学原理，有蔡仲德、韩钟恩、胡郁青、杜洪泉等人的中国古代音乐美学史，有何乾三的西方音乐美学史；在戏曲美学研究中，有杜书瀛、朱立元、王朝闻、佴荣本、曹其敏、朱栋霖、焦尚志、朱恒夫、陈多等人的相关成果；在绘画美学研究中，有徐书城、程至的、樊波、陈传席、张强等人的绘画美学原理与发展史方面的著作；在建筑美学研究中，有王振复、汪正章、曹利华、孙祥斌等人的理论建树；在书法美学研究中，有刘纲纪、金学智、叶秀山、陈云君、陈廷佑、宋民、萧元等人的思想精华；在广告美学研究中，有郑应杰、汝羊、王世德、张微、邓家林、周安华、祁聿民、黎泽潮、王纯菲、孔昭林、赵惠霞等人的积极探索；在影视美学研究中，有张涵、黄会林、曾耀农、史可扬、宋家玲、金丹元等人的影视原理探索，以及郑雪来、谭霈生、钟惦棐、胡安人、卢玉瑾等几十人的电影美学专论，路海波、朱汉生、刘隆民、胡智锋、胡耕、高鑫、贾秀清等人的电视美学专论；在设计美学研究中，有徐书城、杨技慧、刘墨、欧阳友权、史鸿文、张黔等人的艺术基本原理以及翟光林等人的设计美学理论。在生活美学领域，对生活美学进行整体勾勒的有高晔、秋湘、傅其三、王佑夫、刘惠玲、赖建成、那守第、蒋勋、成远镜等。对生活美学的各大分支，诸如饮食烹饪、旅游、园林、环境、服饰、身体、交际、爱情等领域的美学研究也蓬勃发展，它们已经成为指导人们迈向美好生活的美学指南。在实用美学领域，有自然科学美学、行业美学、经济美学、文体卫教等门类之美学诞生，其中企业美学的出现，对于丰富企业的审美文化内涵具有一定的辅助效用，而医学美学则对美化人体具有切实的指导作用。在这方面投入精力者，有的是专攻美学的，有的是某一实用领域的熟练操作者，他们拿起美学武器，刺向未知的应用美学领域，这对丰富美学研究的外延，拓宽其发展空间具有良好的开拓作用。流派美学研究乐此不疲对某一美学流派或某个美学家的美学思想进行研究，为读者带来了许多便利。尤其是西方的美学流派和美学家，其思想深奥复杂，常人很难窥其一斑。倘若把难以理解的东西转化为通俗易懂的理论知识，确实也是一件美事。同时，对于那些缺乏理论创新能力和勇气者，这也是延续其理论研究之路的康庄大道。其中对我国的美学流派之研究主要集中在儒家、道家(道教)、佛教(禅宗)美学以及实践美学、生态美学、马克思主义美学、民族美学、女性美学等方面；对外国的美学流派之研究主要集中在德国古典主义美学、现代形式主义美学、当代存在主义美学等方面；对我国美学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老子、庄子、刘勰、王夫之、王国维等人身上；对外国美学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席勒、苏珊•朗格、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等人身上。这些研究有一个通病，那就是过分夸大研究对象的地位与作用，似乎只有这位美学家才在引导着至高无上的美学主潮，因而不恰当地夸大了其研究成果。一些能力不济者竟然把通俗易懂的东西解说得晦涩难解，到处都是引用原话之后不知所云的评说。因此，对待外国美学流派和美学家，最好去看原著；对待中国古代美学流派和美学家，更应该熟读原文；至于我国当代美学家，其美学内涵一望即知，无须研究者随意加扣“帽子”。这也是此类研究者虽然辛苦，然而影响不大之根源。因此，从研究现状来看，当前我国的美学研究正处于繁荣时期， 本站 不但数量惊人，而且覆盖领域交叉多样，研究的问题也较为深透。可以说，所有能够涉猎的美学问题和领域几乎都有一些开拓者在工作，接下来能做的估计只有提出新的美学理论以及对以往各大美学领域之成果进行充实与修正。我们可以大胆推测，当代美学研究者即使二十年不动笔，也不会出现美学理论匮乏之窘境。

我国当代美学研究的主要特征

关于当前美学研究的主要特征，学者们看法不一，有的归纳出五六条，有的归纳为两三条。这需要在通盘考察美学现状的基础上，运用整体俯瞰的眼光，用较少的条目框定纷繁复杂的研究动向，以便学界或大众能有较为明晰的了解。有学者认为，“转向现实关怀”已经成为新时期中国美学研究最为突出的特征：第一，对文艺问题，尤其是大众流行艺术的重视；第二，开始重视日常生活中的审美问题；第三，转向对审美与人生关系问题的人文思考与批评。这三条归纳非常有代表性，它把美学的大众化、日常化、生存化特质提升到重要高度。但在本人看来，当前我国美学研究的特征主要有五：(一)参与者众，成果五花八门据本人粗略估计，光是撰写美学著作的就不下千人，而发表美学论文者则超过万人。这对于一个自身就较为含混不清的领域来说，实在令人惊讶。研究者们何以能够说出关于美的那么多话语与理论？在陶醉于美学领地百花齐放的同时，不得不佩服他们的思维穿透力、天才发现力与抽象归纳力。原来人们是这么爱美，不但衣食住行等日常起居要美，在文学、音乐、绘画、工艺等艺术领域中更要美上加美，甚至从外表到言行举止，直到灵魂深处都要美。人类非常喜欢生活在美的王国，倘若跳出这个王国，估计就没有了生存推动力。美似乎是上帝丢给人类最大的“诱惑性馅饼”，它让人到死都在为之而奔波(比如学者颜翔林对死亡之美进行了思考，撰写出《死亡美学》)。最让人叫绝的是，有的我们根本想象不到和美有多大关联的领域，竟然还有学者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比如说在世人眼里庸俗肮脏的经济，竟然有邓天杰、张品良、范正美等学者撰写出《经济美学》来，至于数钱做账的会计行业，也有徐纪敏的《会计美学》为其锦上添花。(二)师承关系明显，排异性强当前美学研究虽然学者众多，流派各异，但其大致宗派还是可以通过师承关系厘清的。除了改革开放以前的吕荧、高尔泰、蔡仪、朱光潜、宗白华、李泽厚等人的主客观派或实践派师承关系明显以外，在当下的美学流派中，就有蒋孔阳、叶朗、胡经之、周来祥、曾繁仁、刘纲纪、汝信、童庆炳、朱立元、王元骧、杜书瀛、钱中文等“老当”派，以及张法、王岳川、王一川、金元浦、陈炎、潘知常、王德胜等“中壮派”。他们各有师承相续，后学者一旦加入某一门下，就会沿着导师的学术观点继续拓展，而对非其类者则多采取否定或贬低的态度。这种强烈的排异性其实不利于学术的健康发展。(三)教材各异，令人无所适从依本人之浅见，最能显示一个人美学底蕴的莫过于美学教材，而从解放前范寿康的《美学概论》算起，或者仅从建国后蒋孔阳的《美学概论》算起，30余年来的美学教材就不下百余部，著者已达数十人。他们的理论体系差异甚大，大部分教材着重介绍美、美感、美学范畴、艺术、审美教育等内容。有些则添加了审美关系、审美经验、审美活动等，有的虽然没有添加怪异的内容，但多由众人拼凑而成，内容上显得乱七八糟。有的虽由一人独撰，但却是凭空想象，比如某一重点大学有位学者运用三段论模式，每一章节都来个“正、反、合”辩证思辨，结果一本书看下来，学生什么也没学到。(四)思辨者多，实验取证者少，归纳总结者多，创新者少在当前的美学研究中，很多人善于思辨，能与古人或当代的某些美学研究者对话、对抗，甚至敢与西方顶尖级美学家对话。至于其理论武器，要么是以西方美学家对抗国内某一美学研究者的思想，或者是以马克思主义揭露西方美学家思想的错误之处。但是，他们未能自创出新颖的理论来对抗别人，因而在热闹的批判之余，留不下一句像样的思想观点。除了撰写美学史之人善于归纳总结以外，很多人也尝试着归纳推演，比如对于美学本质的理论探讨，不论是美在意象、意境、人生境界或者有意味的形式，还是美在实践、关系、价值、生活、生存、生命等观点，都不过是复述中国或者西方已有的理论而已。(五)学位论文俨然成为新见主产地以美学为对象做博士毕业论文者，迄今为止不下千人，而做硕士论文者则逾万数。这些学位论文一般要求国内独创，因而能够成为美学理论新见的主要源生地。尤其是一些博士论文，经过一两年的沉淀加工，便转化为专著，阐发了一些新颖的美学观点。这些博士和硕士毕业以后，迫于生计，或者因为懒惰的缘故，几乎再没有新颖的成果出现，最多就是拿学位论文申报课题，通过巴结学界名人而获得立项，但最终成果仍是学位论文的翻版或者略加延伸。

我国当代美学研究的主要方法

有人认为，美学研究的方法主要有哲学思辨法、心理学等科学方法以及语义分析法、经验主义、社会学、历史学、系统论等。这种归纳非常到位，几乎囊括了当前我国美学研究之主要方法。其中，哲学思辨法是事先虚想出一套至高无上的美学理论，然后把它套用到各个领域中去，从中找出一些符合自己口味的例证，或者是能够支持己见的美学理论或名人言论，进而采用绝对肯定之口吻，以求赢得他人之信服。心理还原法主要是运用心理学知识来研究美学现象和命题。研究者们把西方的直觉说、移情说、距离说、内模仿说、无意识理论、精神分析说、格式塔理论、行为主义理论、人本主义理论等套用得滚瓜烂熟，但他们从未像西方学者一样在心理实验室做过任何实验，最多不过是借用一些实验结果来验证其理论虚想。至于其它的研究方法，极大部分情况都是研究者们归纳总结现有某一美学以外的学科成果，把它挪用到美学头上来，他本人并不具有相关领域的研究能力，因此当前国内流行的美学研究方法多有不甚妥当之处，这也是创新乏力之一大病根。

我国当代美学研究的不足之处

在此，我们不禁要思考，美学思想到底是靠总结别人的理论而归纳出来的，还是靠翻译外国理论而领悟出来的，抑或是和别人论争而得来的？非也！它主要是依靠作者感悟人生或艺术之余，一点一滴从大脑里过滤出来的。倘若没有高妙、奇特、深刻的人生或艺术感悟，就没有任何属于自己的创新思想。俞金吾先生深刻地认识到，当前美学研究的不足之处有三：一是美学理论的肤浅与趋同，在文本中触目可见的只是一些外来的新名词；二是审美趣味的普遍下降；三是审美鉴赏力的普遍丧失……美学什么都有了，就是没有生命、激情和灵魂。[2]这些见解非常精警，很多人的确在做“伪”研究，比如“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只不过是凭空捏造、一厢情愿的智力游戏。有人以“意象说”为主线就是较为明显的一例，因为它根本就不是中国美学之主线，只能算古代美学的一个范畴而已。如此牵强附会，只能误导后人。当前很多学者热衷于制造出一些毫无意义的怪异词语，比如“主体”、“主体间性”、“范式”、“延异”、“此在”、“他者”、“维度”、“可通约性”、“后现代性”等术语就让普通人无法理解，此类文章也让人不忍卒读。同时，过多引用、串联西方或中国古人的思想，再强行揉捏成一个虚构的系统，这是懒人的做法，对美学研究则毫无帮助可言。但是，当前大部分学者都是这样做的，而且很多期刊和出版社也喜欢这样的成果，因为一般人看不懂，不知所云，不敢妄加评说，只好冠以“高深莫测”而“敬而远之”。更令人惋惜的是，中国当代几乎没有兼通数门艺术的美学大师，没有对儒道佛深刻体悟之人物，这是中国美学的悲哀。眼下却只能让外国美学译介者、胡乱剖析美学分支者、美学个案分析者、美学话语胡编乱造者，或者由某某杂志故意制造所谓的“美学大讨论”以引发轰动效应，这实际上是衣食丰禄者感悟力和思辨力低下的无聊之举。

我国当代美学研究的未来前景

美学原理论文 篇四

1955年被分配至北京西城区宏庙小学任教。1960年被选调到北京教师进修学院工作，先后担任小学语文和音乐教研员。1972年到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工作，曾任音乐理论与教育教研室主任，为各层次学生讲授基本乐理、中学音乐教材教法、音乐教育学、音乐教育心理学等课程并指导教育实习。通过多年奋斗，她完成了从小学教师到大学教授、从小学教研员到音乐教育科学研究人员的转变。

1988年底，她担任国家教育科学“七五”重点科研项目“艺术教育理论与实践”中“普通学校音乐教育学”课题组负责人。1993年主编出版了课题成果《普通学校音乐教育学》(获1995年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990年12月担任新成立的中国音乐家协会音乐教育学学会理事长，现为该学会名誉理事长、顾问，并为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分会特邀理事。

1986年至今先后参加国家教育科学、国家教委及北京市等重点科研项目，为“普通学校音乐教育学”、“中学音乐能力研究”、“音乐教育心理研究”等课题组负责人及“中国中小学音乐课程标准”研究组成员。作为主编或主要作者还出版了《中学生学科能力目标・音乐》、《普通音乐教育学概论》、《中学音乐教学论新编》(获1998年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音乐学科教育学》(获2001年全国教育图书奖二等奖)、《音乐学习与教育心理》、《音乐教学设计》、《外国学校音乐教育研究丛书》、《小学音乐教学案例及评析》、《新课程音乐教学案例选评》、《与名师同行》、《一代名师曹试甘》、《曹理音乐教育文集》等三十余部。在《人民教育》、《人民音乐》、《中国音乐》、《中国音乐教育》等刊物四十余篇。1958年至今，多次参与编写小学、初中、高中音乐教材，现为《义务教育课程标准中学音乐》教材及教参(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副主编。自1995年始连续担任五届全国音乐教育论文及全国中小学音乐教师录像课评比、全国中小学优秀音乐课现场教学评委。

1960年获北京市先进工作者称号和全国儿童先进工作者称号，1993年获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及人民教师称号，1997年开始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获曾宪梓高等师范院校优秀教师二等奖。

王宁一音乐美学家、音乐评论家。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1939年5月生，江西南昌人。1954年考入东北音专附中，1958年升入沈阳音乐学院作曲系，先后师从雷雨声、竹风、秦咏诚、霍存慧等学习音乐创作。1963年以交响诗《铁窗诗颂》毕业，分配至吉林省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任教。1978年底考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师从郭乃安攻读音乐美学方向硕士学位。1982年硕士毕业留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工作。先后任音乐研究所副所长、中国音乐美学学会副会长、《人民音乐》编委等职。1993年开始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繁忙的行政事务之余，他发表了大量音乐美学与音乐评论文章，部分重要篇什收人2004年出版的论文集《概念的漩涡》(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硕士论文《从词曲关系看歌曲中的音乐形象》至今仍为从词曲关系研究歌曲中的美学问题并由此深入到音乐美学基本理论的代表作。80年代音乐美学学科重新起步之际，他曾针对研究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以及来自外界的批评与疑惑，发表了一系列富有创见的文章。大胆提出“音乐美学基本理论的存在方式必须超于经验”，“必须以概念的方式正确反映客观对象的内在本质”，从而摆脱“狭隘经验论”的影响。他关于音乐美学的研究对象、音乐的内容与形式之关系、“立美”概念在音乐美学中的运用等论文，都引起学界普遍关注。

他的评论文章大都立足音乐本体，从音乐分析着手，又能从具体问题上升到一般美学原理的概括，同时富于辞采。其中《发人深思的探索――评罗忠F的(涉江采芙蓉)》、《评科教片(丹顶鹤的一家)中的序列音乐》是80年代初最早深入分析十二音技法与序列音乐并给予“新潮音乐”以热情肯定与支持的评论文章。《主体意识的群体性和群体意识的个体化》一文对80年代前期的音乐创作，特别是歌曲创作做出了富有美学和时代高度的概括。他对瞿希贤、许舒亚、瞿小松等作曲家作品的带有鲜明个人体验的评价，也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美学原理论文 篇五

一，具有良好的师风师德，爱岗敬业，优质完成教学任务，教学质量不断提高。

系统讲授6门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2门选修课程，学生课评等级均为优秀；主持教育教改课题1项，参加精品课程建设1门，参加新世纪高等教育教学教改工程课题1项，发表教学研究论文4篇，获得校级教学软件比赛三等奖1项，教学成绩显著。

任现职以来，模范地遵守高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优质完成教学任务，教学质量不断提高，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教学和教研成绩。5年来，作为主讲教师先后承担硕士生，本科生和专科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马列主义原著选读》,《自然辩证法》以及博士生的《马克思主义与现代科技》等6门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的教学工作任务，开设《医学美学》,《现代西方哲学》等2门选修课程，授课总学时达到1472学时，减去脱产攻读博士学位的1年，年均学时达到368学时，教学工作量饱满。本人深深热爱教育教学工作，坚持学习新的教育教学理论，不断更新教育教学观念，努力掌握和运用现代教育技术辅助教学，积极改革教学方式和方法，积极参加和开展教育教学课题研究，探索提高教学实效的新渠道和新手段。近年来，创造性地把参与性教学方法运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的教学，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学生的人生经验，课堂体验和未来生活理想的联系起来开展教学，促进理论与实践的渗透和互动，教学效果好，得到督导员和同行的肯定，学生课评的满意度高，评价等级均为优秀。指导5名本科生的毕业论文选题和写作，论文的质量较高；负责指导的2名硕士研究生学习刻苦，积极参与课题研究以及撰写学术研究论文。主持学校教育教学改革课题1项，参加新世纪高等教育教学教改工程项目1项，作为主要参加者参加的校级精品课程项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被推荐为自治区精品课程项目。先后发表《参与性方法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中的运用研究》等教学研究论文4篇，其中《关于"原理"课中人的劳动本质观的教学逻辑新探》发表在专业核心期刊《思想理论教育导刊》上(年第4期)。主持设计和制作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多媒体教学软件获得医科大学第四届教学软件比赛三等奖，年被推荐参加全区思想政治理论课"精彩一课"讲课比赛。

二，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科研水平不断提高，科研成绩显著。

主持科研课题3项，其中：省级课题1项，地厅级课题1项，校级课题1项；作为主要完成人参加科研课题9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课题1项，省部级课题3项，横向课题3项，校级课题2项。出版学术著作1部(独著),发表有较高质量和一定创见性的学术论文18篇，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人的发展理论与实践"这一明确和稳定的主要研究方向。

任现职以来，积极开展科研，在研究工作中具有独立开拓，主持科研课题的能力，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较强，能把握本专业学科的研究热点和方向，并把科研和教学紧密结合起来，实现科研与教学的双向互动，形成并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人的发展理论与实践"这一明确和稳定的主要研究方向。出版学术专著1部，发表学术论文18篇(含教学论文),其中：登载在核心期刊6篇，登载在CSSCI刊物5篇，登载专业核心期刊1篇，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1篇，人大复印资料专题库收录4篇；承担科研课题12项，主持3项，其中："十一五"规划课题一项，地厅级课题1项，校级课题1项；主要参加9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课题1项，省部级课题3项，横向课题3项，校级课题2项(以上论文和课题详见：《申报教授报送材料(二)》)。年获得医科大学"十佳青年学术标兵"称号，年被遴选为马克思主义中青年专家培养对象。研究工作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人学视阈，运用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对人的发展的当代问题展开了从理论到实践的系列研究。

1,围绕人的当展的转向问题展开研究。提出和论证了人的发展的审美维度，论证了审美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方面和生存体验是人的生命的本体诉求，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主题，深刻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实践生存论的审美内涵，论证了审美与人的发展的关联性，揭示了人的发展的功利价值与审美价值的内在统一，并以当代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实践为背景，探讨了超越人的当展困境的基本路径，提出构建审美的发展方式是人的当代诉求，和谐社会是人的发展的审美自觉，构建和谐社会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当代中国实践等有创见性的观点，为人的当展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为当代中国人的发展提供了具有实践意义的思路，研究出版学术专著1部(《发展与审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年10月版),发表了《当代生活审美化与人的发展吁求》等系列研究论文5篇，其中4篇发表在核心期刊上。

2,围绕教育现代化与人的发展关系展开研究。针对教育现代化对人的发展的作用与影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人学观点论述了道德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学根据和教育目标，探讨了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公民教育问题和贫困地区教育现代化进程中人的发展问题，4篇，其中：2篇发表在核心期刊，1篇被人大复印资料《社会主义论丛》年第2期全文转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视阈中的公民教育》,学术论坛，年第12期)。从教师发展与学生发展的关系出发，运用社会学方法和马克思主义的性别观对十所高校的1000名教师展开调查研究，进行社会性别的研究与分析，发表《论高校促进社会性别平等资源的综合开发问题》等系列研究论文4篇。

三，积极参与专业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参编教材2部，其中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部级规划教材1部，获得学科建设贡献奖1项，担任多个相关学科研究会的理事，推动了相关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任现职以来，积极参与专业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围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针对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新课题和思想政治理论新课程问题展开理论研究，探讨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学基础和多维目标，提出思想政治教育立美论的思想，为本专业学科在新形势下的发展提供有针对性和发展前瞻性的理论支持和实践建议。在医科大学工作期间，积极推动医学人文社会科学的课程建设和研究，曾担任中华医学会医学美学与美容学分会中青年学术委员会委员，医学会医学美学美容学分会委员，《中华医学美学美容杂志》编委等学术兼职工作，主持开设医学生人文素质公选新课程"医学美学",参加编写医学美学教材2部：《美学与医学美学》(人民卫生出版社，年8月版，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规划教材)和《美容医疗技术》(科学出版社，年3月版),医学美学论文集1部(《探索医学之美》,东南大学出版社，年5月版)任《美容医疗技术》副主编，《美学与医学美学》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部级规划教材，为医学美学学科建设作出了较大贡献，年被中华医学会医学美学美容分会授予"学科建设贡献二等奖"。担任伦理学会理事，妇女理论研究会常务理事，民族大学社会性别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曾任医科大学妇女研究中心秘书长，积极参加和推动相关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四，加强进修学习，坚持通过学习提高自己，积极参加专业学习培训，继续教育培训学习和学术会议交流，圆满完成博士研究生课程学习并顺利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按期获得博士学位，专业综合素质和能力不断提升。

任现职以来，坚持通过学习来提高自己，年以优异成绩考取了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博士研究生，年6月圆满完成了博士学位课程并顺利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按期获得博士学位，完善了知识结构，夯实了业务理论基础，提升了综合素质和能力，科学研究能力显著提高。在此期间，积极参加其他业务知识和继续教育的培训学习，先后参加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培训，"三项专项学习"培训等。积极参加国际国内相关学术会议，在香港教育学院举办"青少年法治教育与公民素养研究"中所作的大会主旨发言"参与性方法在青少年法治教育中的运用"获得与会者的肯定；在"改革开放30年与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学术研讨会上作的主旨发言"思想政治教育立美论"引起与会同行的关注。多次参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的备课培训班并在大会上作了发言交流，多渠道持续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和能力，英语水平明显提高，计算机使用非常娴熟，符合免试条件。

五，积极参加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坚持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中的主渠道和主阵地作用，借助其他手段和平台参与学生日常生活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获得教师和学生的肯定和好评。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作为一名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专任教师，坚持刻苦钻研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努力提高教学水平和改进教学方法，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学生政治思想品德教育中的主渠道和主阵地作用。在教学之余，认真钻研心理咨询的理论和技术，通过电子邮件，电话等现代交往手段与学生进行沟通，并借助心理咨询中心的平台为学生排解成长过程中的困惑，年至年担任医科大学心理教育咨询中心的兼职咨询教师；积极参与大学生开展的社团活动，曾经担任医科大学绿色沙龙，心理咨询等多个学生社团的指导老师，参加指导过多位学生的"科技之星"科研课题设计和社会调查活动，其中有两位学生的课题和论文获得资助和奖励；多次担任学生辩论赛，演讲比赛等活动的评委，推动校园文化建设，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任现职5年来，我在思想政治，教学，科研方面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但仍需不断努力地创新教学和研究，争取更大进步，为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做出应有的贡献。

美学原理论文 篇六

严格地说，以上四种美学模式还称不上理论意义上的模式，但却可以够得上成为中国美学的四大基点，这是20世纪前期中国美学的四大基点。以后的美学可以说都是在某一基点上，或以某一基点为主兼容他点而变异、高扬、展开。这四大基点，哪一点得到发展，是与中国现代性的整体演进相关联的。中国现代性的革命性高扬，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模式漫进中国，提高了社会学模式的政治性一方面，以文学艺术为主体的美感形式成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美学的政治化和政治的美学化成了从延安到北京、从建国到文革的主要美学形式。当这样一种在政治中心推动下的美学形势于1950年代起从文化整体推进到学理的时候，美学的复杂性又使之产生了新的一花四叶的效果。在新的历史-文化条件下，美学的学理研究必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马列主义使美学的学理原点成了美的本质问题，美学对马列原理的运思框架进行了最大的穷尽，形成了美的本质的四派：美是客观的，美是主观的，美是主客观的统一，美是客观性和社会性的统一。在这一花（美学）四叶（本质四派）中，犯了理论“错误”的是主观派，取得了创新成就的是社会派。主观派把审理美现象学错认为美的本体论，一旦成为本体论，就变成可恶的唯心论。历史和理论地讲，主观派一方面来自朱光潜模式，但在新的思维结构中，这种模式由美即美感的审美现象学精粹，变形为美是主观的本体论命题，这一命题形式是在新的思维结构必然要产生而又必然要加以否定的。社会派从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把美学基点从辩证唯物主义转移到历史唯物主义，在1960年代通过马克思《1844年手稿》的支持，在1980年代在《手稿》之上又加了康德的助力，在马克思的路线上是从社会-历史到主体实践，在康德的路线上是变“主观”为“主体”，完成了中国美学从社会派到实践派的理论修炼。形成了自1980年代以来声势浩大的实践美学。要用最简约的话来把握实践美学，可以为：两个理论预设，一个美学综合。两个预设，一是起源决定本质，二是本质决定现象。实践美学通过实践哲学来解决美的起源问题，通过解决美的起源问题来解决美的本质问题。一个美学综合就是把美学历史上出现的各个方面综合为三大方面：美的本质，审美心理学，艺术。实践美学真正的成就是对美学三范围的划定。一本本的美学原理著作在这一基本结构下出现了。两个预设是建立在西方近代思维模式上的理论原则，这很早就遭到了现代思想毁灭性的批判：从起源推不出本质，用本质不能本质地说明现象。因此20世纪西方美学不讲美的起源，也不讲美的本质，至少不用古典的方式讲美的本质。实践美学用实践把这两个预设统一起来，建立在苏联-中国式历史唯物主义上的实践观念，统一两个理论预设的结果，产生了两个基本原理，一是这个实践首先是物质生产实践，其直接的效果是用粗级的工艺学产品的美来代替高级的精神生产的美。二是为了用实践去综合主客二分反而固执于主观二分。由于第一点，用生产活动去找美的起源，结果实践美学的美的起源论变成一个纯理论的逻辑清谈，得不到任何一个文化人类学个案和原始艺术个案的支持。由于第二点，固执于主客二分，结果把美学史上本已讲得很好的审美心理学（距离、直觉、内摹信、移情，还有精神分析和完型美学、现象学美学，等等）退步为苏式普通心理学的机械演绎，同时也把艺术部分变成了创作、作品、欣赏三分的艺术学老生常谈。因此，实践美学的美学套路可以用三句话来总结，用生产劳动讲美的起源，用普通心理学来审美心理学，用普通艺术学讲艺术。不管实践美学有着怎样的弱点，它用实践功劳卓著把美学三大块综合起来，构成了中国式的美学原理。

实践美学形成以后中国美学演进又呈现出一花四叶的景观。实践美学的定型是第一叶，1980年代末审美活动论的出现是第二叶。虽然审美活动无论是在审美活动论者那儿，还是在实践美学的范围之内，从审美活动论与实践美学一样先在苏联出现，后在中国出现，就可以感到其知识体系和思维方式的基础。尽管对审美活动有多种讲法，什么叫审美活动，论者也未作令人信服的定义。但从纯学理上说，“活动”这一概念减少了“实践”概念在实践美学体系中包含的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逻辑理念。以致后实践美学可能毫无困难地接过“审美活动”这一概念而轻松自如地在非实践美学的意义上使用。1990年代初出现宣布彻底告别实践美学的后实践美学。后实践美学的主要代表，一是生存美学，二是生命美学。可算作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美学之花上绽开的第三和第四叶。后实践美学说自己是对实践美学的继承、批判、扬弃与超越。确实，从实践美学到后实践美学，其主要概念：实践、生存、生命，都是一种哲学话语，因此后实践美学掀起的是一场哲学战争，这场战争主要围绕着基本的哲学基础和基本的哲学对子进行。实践美学是历史本体论，后实践美学是生存本体论和生命本体论。两种本体论都承认如下一些共同的对子作为自己的思维工具：理性与感性，物质性与精神性，社会与个人，现实与超现实，规律与自由。只是强调的重心不同。实践美学强调在理性基础上的感性与理性的统一，在物质基础上的物质与精神的统一，在社会基础上的社会与个人的统一，在现实基础上的现实与超现实的统一。在规律基础上的自由与规律的统一。后实践美学强调感性、精神性、个体生命、超现实、自由在美学上对理性、物质性、社会、现实、规律的绝对重要性。实际上，实践美学和后实践美学抓住的是两种不同形态的美学：意识形态的（政治的、社会的、建构的、主流的）美学和非意识形态的（生存的、生命的、超越的、非主流治的、社会的、建构的、主流的）美学和非意识形态的（生存的、生命的、超越的、非主流的）美学。从学理上说，后实践美学更接近审美的本质性追求，但实践美学却更接近社会大众普遍性的审美活动。实践美学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后实践美学有利于社会的革新变化。实践美学的哲学基础是西方古典的实践哲学，后实践美学的哲学基础是西方现代的存在哲学和生命哲学。但这两种美学都抱着同一信念：解决了哲学问题就可以解决美学问题。从而都是在哲学的大概念上做文章，正是在这一点上，实践美学的问题同样也是后实践美学的问题。正如审美是实践活动，什么又不是实践活动呢？审美关系到生存、关系到生命，什么又不关系到生存、不关系到生命呢？正如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实践论一旦运用到美学上总是问题多多，生存和生命一旦运用于美学同样的问题多多。可以想一想，生存论和生命论会如何运用了美学的三大部分，美的哲学，审美心理学和艺术，而形成自己的美学原理体系呢？种种后实践美学在扩大美学的研究角度和推进对美学本质的理解上是有很大功劳的。但当其把扩展角度和推进理解提升为一种本体论转向，想从本体论的角度来批判实践美学，想重给美学一个新的本体论基础，其结果会与实践美学一样，是远离美学的。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美学，在学理层面从实践美学到后实践美学，在文化整体上从1980年代的启蒙主潮到1990年代的大众文化和消费浪潮，在全球互动中从1980年代末的后现代到1990年代末的全球化，美学受到影响是全方位的。如果说，实践美学的形成受惠于《手稿》的人化自然和康德的主体性，审美活动论的出现在理论上得益于《手稿》（参蒋培坤《审美活动论》可知），在生活中得益于审美领域的扩大（参叶朗《现代美学体系》可知），那么，生存美学和生命美学在理论上受西方生存哲学和生命哲学的巨大影响，在实践中受1990年代以来生活世界与生命世界丰富多彩的展开的巨大影响。一个新的全球互动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展开，从实践美学到后实践美学的一花四叶仅仅是中国美学走向未来的报春早花而已。我们知道，从实践美学、审美活动到生存美学、生命美学，就其自身的状况来看，尚未解决美学的主要问题。存在、生命等，与实践一样，虽然与美学有关联，但不是美学的本体论基础。更重要的是存在论、生命论与实践观一样，在思维定式上是寻找一个实体性的本体，在思维方式上是从本体到现象，这两点都不适宜于解决美学问题。其实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本身已经讲得很清了，任何人为了弄清一种现象，而在现象之外去找出一个本体，都不是真正的本体，而只是与这种现象相关联的另一种现象。当我们把一种与美学相关联的东西认作“本体”之后，一方面突出了美学现象与这一“本体”的联系，但是同是也遮蔽了美学与其它“本体”（其实是现象）的联系，这种为美学找哲学本体或哲学基础的活动是一种对美学进行的呈显/遮蔽（突出/歪曲）活动，并不能使我们更接近美学。这正如西方的存在哲学和生命哲学并没有产生一个好的美学原理一样。可以说，在思维方式和对美学的学科理解上，生存美学和生命美学还停留在与实践美学相同的水平上。从学理上说，只要对实践概念重新定义，它完全可以等同于生存与生命，同样，只要给生存与生命一种界定，也完全可以等同于实践。而对美学来说，重要的不是进入一个哲学本体，而是直接面对美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