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论文（新版多篇）

以中国近代史为题的5300字论文：《从两次鸦片战争看中国之变迁与发展》 篇一

摘要：中国社会在鸦片战争后，进入了近代的进程，并且随之发生了众多的变化。两次战争之后，广大人民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侵入的不断深化，几近渗入社会的各个层面，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中国权利的不断扩大，带给了古老中国无休止的战火。这两次战争究竟在那些主要方面影响了中国？中国的社会进程又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本文重点描述了这些。

关键词：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自然经济、洋务运动、海关

一、两次战争，一种命运

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是以发生在清道光二十年至二十二年（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为标志，同时这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开端。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的鸦片走私贸易，让接连遭受1825年和1837年经济危机的大英帝国尝到了不小的甜头，源源不断地白银流入大英帝国的国库，正如梭伦所说：“财富催生饱腻，饱腻催生暴行”，大英帝国迫不及待的将侵略的坐标插入了中国的版图之上。与此同时，国库的亏空严重地影响了大清帝国的收入，军备海防废弛，政治腐败，清廷不止一次的下令查禁鸦片，但英殖民主义者任意破坏禁令，利用行贿和走私等手段，继续罪恶的鸦片贸易，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中国人的道义抵制的直接后果就是，帝国当局、海关官员和所有官吏都被英国人弄得道德堕落。侵蚀到天朝官僚体系之心脏，摧毁了宗法制度之堡垒的腐败作用，就是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被偷偷带进这个帝国。”[1]

1839年6月3日至21日，钦差大臣林则徐在虎门海滩公开销毁英、美等商人呈缴的鸦片21298箱[2]。英国殖民主义者再也坐不住了，1840年2月英国内阁正式决定发动侵华战争，4月英国国会正式通过，6月由英国全权代表懿律(ot)统率4000侵略军，乘舰船40余艘到达广东海面并封锁珠江口，鸦片战争正式爆发。

此时，清廷的腐朽衰落在此展露无疑，统治阶级中的妥协派占据了主导，林则徐、邓廷桢被革职查办；沙角、大角、虎门炮台相继失守，定海、宁波、镇海相继被攻陷，跋涉重洋的侵略者让战火在古老的东方国度持续燃烧了两年零两个月，最终于1842年8月29日，以中方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而结束。自此中国不再享有完整独立的主权，中国社会开始转化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开始了长达109年水深火热的日子！

当中国国内太平天国起义达到高潮的时候，英法两国在美俄的支持下，对中国发动了新一轮的侵略战争，并以此来扩大鸦片战争中所获得的利益，史称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6年10月，广东水师在中国船“亚罗号”上逮捕了12名海盗，英国侵略者借口此事件进行干涉并伴以武装挑衅；同年，法国借口马神甫事件派葛罗()率军来华，暗中与英国侵略者结盟并联合美俄构建了四国联合战线。1857年12月，英法侵略者攻陷广州；1858年5月，侵略军攻陷大沽、天津，此时侵略军的炮筒直指紫禁城！腐朽的清王朝急忙派遣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去天津向侵略者求和。1858年6月26、27日，清廷分别于英法订立《天津条约》。11月8日，英法又逼迫清政府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如此顺利而不加条件反对的签订条约，让英法侵略者的贪欲无限的膨胀，1859年6月20日，英法联合发动大沽战役，这场突如其来的没来由的战役，让清军措手不及，只能被迫还击，马克思在论述这场战役是指出：“中国当局不是发对英国使节前往北京，而是反对英国武装船只上驶白河。„„难道法国公使留驻伦敦的权利就能赋予他率领一支法国武装远征队强行驶入泰晤士河的权利吗？„„就算是中国人必须接纳英国的和平公使入京，他们抵抗英国人的武装远征队也是完全有理的。中国人这样，并不是违背条约，而是挫败入侵。”[3]

1860年10月6日，英法联军占领圆明园，人性的贪念让他们将圆明园洗劫一空，并放火焚烧。大火烧了三天三夜，将“万园之园”化为一堆堆败瓦颓垣。参与焚烧的英国殖民主义者戈登承认：“我们就这样以最野蛮的方式摧毁了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4]

1860年10月，无力抵抗的清廷由奕？出面与英法侵略者签订《北京条约》，至此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迅速加深。

两次鸦片战争，古老的东方国度——中国，在清朝统治者的带领下，驶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千万万中国人民都面临着一种命运——用枪炮和鲜血来换取国家的主权独立与民族自由！

二、两次战争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

两场久远的战争，中国耻辱的近代史序幕就在一阵阵枪炮声，一声声呐喊声中拉开了。

此后西方殖民主义者，带着资本主义的各类成果来到了中国，从各个方面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

（一）海关行政管理制度及政策变化

两次战争用武力叩开了中国的国门，在此便不得不先谈一下清代海关的变化。

早期，清政府对西方各国基本上采取闭关锁国政策，严格控制对外贸易。当英皇派遣使团出使中国，试图与清政府建立相对开放自由的贸易关系是，当时执政的乾隆皇帝一口回绝，理由倒也简单：“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须之物，是以加恩体恤。”[5]

可是现在，西方殖民主义者不仅用武力口开中国国门，而且用凶残的暴力将中国的海关自主权硬生生地剥离，更有一些殖民主义者敏锐地察觉到“在中国这样一个列强共同争夺的国家中建立一个完全殖民地性质的海关机构，事实上是很难行得通的。”[6]咸丰九年(1859)，在海关司税李泰国的紧逼下，清廷将总税务司升格为中国海关行政的最高首脑，并委任李泰国为近代中国海关第一任总税务司，这位大英帝国的海关代表，不仅“霸占”了中国海关的最大权利，还在其任期内将司税改为税务司，税务司的实际地位就相当于各地海关行政之最高长官。此外清廷的海关系统还包括：海政局、同文馆和邮政局。

西方殖民主义者利用武力、利诱官员等手段进一步控制了清廷海关大权，为其倾销工业产品，掠夺原材料及初级产品提供了便利。

（二)清政府的自强运动(洋务运动）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以英国为首的侵略势力在北京直接控制了中国封建政权。英、美、俄、法等国的公使联合干涉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此时与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程度加速相适应是封建政权的显著地买办化。从清朝封建统治集团本身的变化上说，一批主张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并与外国侵略势力关系更密切的买办化官僚产生了，即所谓的洋务派。他们为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和扩大本集团的势力，开展各种洋务活动。

前期，以曾国藩、李鸿章为首的官僚军阀，在六七十年代先后建立了一批新式的军事工业，所谓的“自强新政”。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建立“安庆内军械所”；1862年李鸿章在上海设立“上海洋炮局”；1865年李鸿章在上海高昌设立江南制造总局；同年，李鸿章在南京设立由因国人马格里督办的金陵制造局。但这些企业大都工作效率低下，产品质量低劣。在兴办军事工业的同时，还训练新式陆军和建立新式海军（即筹建了：南洋、北洋、福建三支水师）。

后期，从70年代初期开始，洋务派从军事工业转而举办一系列民用企业，以供应军用工业所需要的原料、燃料和运输、以“求富”。其中规模较大的有：1872年在上海创立的轮船招商局，1876年筹办的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汉阳铁厂、上海机器织布局等。“洋务派所办新式企业均为官僚商办企业，也是北洋系买办官僚所凭借的经济体系。洋务派兴办这些企业的目的是企图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的一些东西来维护封建统治，并增强本集团的实力和财富。这些资本主义企业实际上就包含着官僚资本主义的最初形式。”[7]中国的资本主义在这些企业中缓慢的成长。

（三）西方资本主义冲击下的自然经济

自春秋战国时期确立的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到清朝也延续了两千多年，并在国家的整个经济部门中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农业随着社会状况的变化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一方面表现为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因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呈现出衰落的状况；另一方面表现为外国资本入侵的冲击下，逐步走上半殖民地化的道路。”[8]

1840年后频繁的国内国外战争，不仅耗空了国库，而且让各省耕地面积大幅度减少，依赖着大量土地的小农经济发展迟缓，而耕种技术长期的落后，更加速了其衰落。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自然经济曾在最初对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侵略有过顽强的抵抗，但时间短收效差。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各国的权益扩大和侵略活动的加强，陈旧的封建经济难以抵抗强大的新兴的的资本主义，开始了普遍解体的过程。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又一方面，则是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9]

其解体的具体表现为：

1、农村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解体及其与农业的分离。从鸦片战争，特别是七十年代以后，中国家庭手工业棉纺织业由于外国廉价机制纺织品的轻笑开始广泛解体。（小生产与机器大生产难以竞争）标志着中国两千多年以来以耕织结合为主的自然经济解体。“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引起的重大变化就是堵死了中国资本主义独立发展的正常道路，是解体后的农村经济具有明显的半殖民地性质。”[10]

2、农产品商品化的增长。农业产品商品化发展主要表现在茶、桑、烟草、豆类和罂粟等种植的扩大和水稻、小麦等粮食作物商品率的提高。以罂粟为例：鸦片战争，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鸦片输入合法化，腐朽的清政府完全丧失了禁烟能力，却鼓动农民种植罂粟以增加税收。1856年，罂粟在云、贵、川三省已经“连畦接畛”了；苏皖浙省，年产烟达73万担，烟田2303亩；山西几乎“无县无之”；东三省“种罂粟者不下十之六七。”[11]粮食商品化程度，是考察自然经济状况的重要标志。鸦片战争后，地区经济作物的广泛扩种占用了原有种植粮食作物的耕地，导致该地区对于外地粮食的需求大量增加；并且随着通商口岸的开辟和商埠经济的发展，粮食的需求量也同时大增，“从道光二十年至光绪二十年(1840-1894)，全国粮食商品率友10%增长至16%；然而这一时期农产品商品化的增长却是外国资本主义破坏城乡手工业和加紧掠夺农产片，尤其是所需要经济作物原料的结果。”[12]

从鸦片战争后，特别是七十年代到甲午战争之前的时期内，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倾销下，与农业结合的手工业尤其是棉纺织手工业开始解体，广大农民的日常生活用品和生产资料不得不依赖于市场，成为世界市场的购买者；另一方面，在外国资本主义原料掠夺下，中国农产品的商品化也迅速扩大，广大农民又成为世界市场的原料供给者，中国农业经济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道路。

（四）、其他方面

以上着重分析的几个方面，是两次鸦片战争后，对中国历史影响较为长远和深刻的方面，下面来描写在外国资本主义的掠夺下依然存在的几个其他方面。

在洋务运动创办近代企业的同时，中国社会还出现了一批商办企业，如：1866年的上海发昌机器厂，1873年的继昌隆缫丝厂，1878年天津的贻来牟机器磨坊等，这些企业构成了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端。

另一方面近代工业在中国的出现，使得中国产生了第一批近代产业工人，他们形成了早期的中国无产阶级。并在此后30年的时间内，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加深以及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中国的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了。

另外在鸦片战争后，地主阶级改革派效法和学习西方以抵御侵略的思想，在中华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后逐步发展为维新思潮，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思想解放。

五、结束语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在饱经了109年战火纷争的中国人民，终于可以过上自由和平的生活。但是久远的战争不是只能活在我们的回忆当中，我们要居安思危，时刻谨记自己所处的环境，自尊自强，从此永不遭受如此屈辱。

让我们铭记历史，开创未来！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著：《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7页。

【2】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下，北京大学出版社。

【3】马克思恩格斯著：《新的对华战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739页。

【4】贺翼柯，《戈登在中国及苏丹》，见王崇武等编译：《太平天国史料译丛》，第148页。

【5】《熙朝纪政》卷六，《纪英夷入贡》附《敕谕英吉利国王二道》。

【6】龚书铎主编，《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篇(1840-1919)，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第一版。

【7】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下，北京大学出版社。

【8】龚书铎主编，《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篇(1840-1919)，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第一版。

【9】毛泽东著《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第626页。

【10】龚书铎主编，《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篇(1840-1919)，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第一版。

【11】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58-464页。

【12】龚书铎主编，《中国通史》第十一卷，近代前篇(1840-1919)，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3月第一版。

近代史论文2700字 篇二

《论辛亥革命》

【摘要】辛亥革命刷新了中国历史，迈出了中国民主政治的第一步，并为其进程提供了一些启发、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同时因其固有的局限性而留给后人诸多教训，致使革命以后的数十年，中国的民主进程依然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倒退。

【关键词】辛亥革命；爱国主义；经验教训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大地上树起了民主共和的旗帜，开辟了中国人民继续前进的道路。在今年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时候，全国各族人民深切缅怀领导辛亥革命的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深切怀念在辛亥革命时期为了国家民族利益而英勇献身的革命英烈们。

1911年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于10月10日再次发动武昌起义，紧接全国各省纷纷响应并宣布独立。12月2日和25日，各省代表分别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和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从上海赶往南京途中在常州停车，在火车站台上向前来欢迎的常州市民发表演讲，随即赴南京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正式成立。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是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人民反抗怒潮不断高涨的必然产物。毛泽东指出：“当着帝国主义不是用战争压迫而是用政治、经济、文化等比较温和的形式进行压迫的时候，半殖民地国家的统治阶级就会向帝国主义投降，二者结成同盟，共同压迫人民大众。这种时候，人民大众往往采取国内战争的形式，去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的同盟，而帝国主义则往往采取间接的方式去援助半殖民地国家的反动派压迫人民，而不直接采取行动，显出了内部矛盾的特别尖锐性。中国的辛亥革命战争……都有这种形式。”从这段话可以看出，辛亥革命的爆发形式上是内部矛盾特别尖锐性的表现，实则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不断激化的必然结果。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对广大劳动人民实行政治上高强压迫、经济上残酷剥削，造成严重的贫富悬殊，导致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穷人巴造反”的铁定规律就会起作用，就会爆发革命。辛亥革命中资产阶级仅是革命的先锋队，真正的主力军是广大受压迫、受剥削的人民群众；没有全社会人民群众的支持，任何革命就会失去社会基础，也不可能成功。

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开创了亚洲的第一个资本主义民主共和国，完成了国家政权由传统专制政治制度向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转变。虽然群众还没有深刻理解自己对于民主国家所负的责任，不知道可以通过自己的力量创造一个新世界，但是民主共和已经取代君主专制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正因为如此，袁世凯、张勋先后复辟帝制，均受到了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和人民群众的坚决反抗。

民主理论经由辛亥革命提升到实践层面，促动了知识分子阶层的主体意识觉醒。他们成立了很多以“民主”为基本纲领的党派政团，创办了大量革命报刊，发行了不少革命书籍，向广大民众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如邹容在《革命军》中指出：“凡为国人，男女一律平等，无上下贵贱之分”。

辛亥革命破天荒的功绩就在于它没有重复几千年改朝换代的旧例，公开声言在推翻清王朝后建立的将是民主共和制。革命派的大力宣传使共和制的观念深入人心，此后，谁要是想在中国搞复辟，必将遭到社会的唾弃。对此，董必武明确指出：“自中华民国的名称确定以后，帝制被抛入茅坑，便再也爬不起来了。袁世凯的洪宪皇帝，不过百日便被迫取消。张勋扶溥仪复辟，倒得更快，段祺瑞马厂誓师讨逆，十天功夫就把北京的辫子军肃清了。无论帝制也罢，复辟也罢，都很快地塌台，这都是受了建立民国的影响”。在此之前，是人们都想不到的。七十年前，林伯渠说：“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经常被低估的，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容易的事。”列宁对资产阶级共和制的建立高度赞扬：“先进文明的欧洲对中国的新生是不感兴趣的。4亿落后的亚洲人争得了自由，觉醒了起来，参加了政治生活，地球上1/4的人口已经从酣睡中清醒，走向光明、运动和斗争了。”

但是辛亥革命也有其局限性，缺乏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和魄力，这是导致辛亥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毛泽东指出：“辛亥革命为什么没有成功，没有解决吃饭问题呢？是因为辛亥革命只推翻一个清朝政府，而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这种勇气和魄力上的缺乏，源于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错误认识。董必武指出“辛亥革命时期的许多活动家，并不认识帝国主义的真面目。他们当中有不少人甚至还天真的认为，由于他们走的是西方资产阶级走过的路，所以西方资产阶级会帮助他们，把中国建设起来，成为一个独立的资产阶级国家。他们不相信劳动人民，并且害怕人民的革命会引起帝国主义的干涉。他们对帝国主义既然存在幻想，因此，他们在行动中就力求避免去触动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武昌起义以后，各地革命政府为了争取外国的承认和支持，纷纷表示承认清反动政府外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辛亥革命几乎完全没有触动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统治。”帝国主义的侵略，最终打破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迷梦。孙中山在临终才深知欲达胜利，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综上所述，辛亥革命走出了中国民主进程的第一步，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同时由于其诸多的局限性，特别是革命党人的先天不足、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所导致的民主与法制制度缺失等多方面的限制，它留给后人的经验和教训都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在中国共产党成立__周年、并用武装革命夺取政权且已执政了60余年的今天，面对许多国际国内与历史上“惊人的相似之处”，认真研究其成败得失，防患于未然，对于巩固和发展已经取得一定成就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防止重蹈历史覆辙；对于和谐社会建设以及中华民族的长治久安，一定会有所裨益。

参考文献：

[1]李喜所，“辛亥革命时期的教育改革”，《南开学报》，05期，2001年。

[2]范忠程，“毛泽东与辛亥革命”，《中共党史研究》，06期，2001年。

[3]何振东，“辛亥革命的史碑──改朝换制”，《徐州师范大学学报》，03期，2001年。

[4]戈晶晶，“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纪念辛亥革命__周年”，《党史纵横》，04期，2001年。

[5]潘海涛，“论辛亥革命难以完成反帝反封的历史使命”，《长江论坛》，05期，2001年。

[6]周良书、汪华，“辛亥革命与中国现代化”，《江海学刊》，05期，2001年。

[7]邢金娥，“辛亥革命的胜利与失败、教训与启示――纪念辛亥革命__周年”，《中共太原市委党校学报》，05期，2001年。

[8]林文彪，“论绍兴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和精神遗产”，《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06期，2001年。

以中国近代史为题的4900字论文：《鸦片战争后中国面临的外来侵略与文化渗透》 篇三

摘要：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面临西方列强全面入侵与掠夺，文化作为一种特殊形态，中国的民族文化本身是不是与本国的政治经济等方面一样遭到了侵略，以及怎样认识西方列强利用文化工具对中国侵略的种种，是一个亟待厘清不同方面。

关键词：侵略 文化侵略 文化渗透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第一章“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第一节“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系统阐述“资本-帝国主义势力对中国的侵略和本国封建主义势力对人民的压迫，是近代中国落后、贫困的根本原因”。其中在书写文化部分时，出现了概念逻辑模糊，以及概念与史实逻辑的混乱。

一、“侵略”与“文化渗透”的概念逻辑与史实逻辑

《纲要》教材在书写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时，分成几大部分：“一、军事侵略。二、政治控制。三、经济掠夺。四、文化渗透。”其中的“文化渗透”，不仅出现与章节整体内容概念逻辑模糊，还出现了与史实逻辑的混乱。

（一）“侵略”与“文化渗透”的概念错位

《纲要》第一章第一节“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涉及到文化方面的概念有“侵略”、“文化渗透”以及衍生出的“文化侵略”。“侵略”，传统意义上是指通过各种非正常的手段侵略别国的领土、主权，掠夺其财富，奴役其人民等。教材在阐述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时分别罗列了军事侵略、政治控制、经济掠夺、文化渗透。其中，“文化渗透”就形成与其它各方面的并列关系。这样，“文化渗透”在这里的地位自然容易被等同成“文化侵略”。虽然教材没有使用“文化侵略”一词，也表明教材写作者对文化侵略与文化渗透的区别理解可是。在教学与科研实践中，很多教师都使用了“文化侵略”的概念，甚至还有直接呼吁教材把“文化渗透”改成“文化侵略”。

“文化侵略”在学界一直是个备受争议的概念。文化侵略行为必定是带有强制性的，必定是会对被侵略国人民的情感和文化造成巨大伤害的。而文化是无形的，它包括整个生活方式、信仰、态度、取向、价值和哲学等，文化的全人类共性与文化的民族个性这些特质使得一方面各国各民族之间是可以进行文化沟通的，同时不同的文化体系又具有不可替代的性质。一个民族建立了一种高于或者不同于当时社会普遍文明形态的文化时，她就形成了一种内在的特质，这种特质与外界多元文化交流过程中主动或被动走向更新的文明。一个民族的文化在人类文明积累的长河中的稳定性最为明显，不会轻易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因此，文化侵略的界定是一个难上加难的学术命题。

“文化渗透”，是指一种文化通过不同的渠道和方法进入到另一种文化内部，对其发生影响和作用的过程。每个国家的民族文化都包含具有一定特质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思维方式、审美情趣、宗教信仰、民族性格、行为准则等，文化传播导致文化渗透，这是文化发展的一条规律。有学者指出文化渗透是指相互的或双边的文化涵化，也即是两个当事的文化群体彼此影响的文化涵化状况。物质资源只能互换，文化的内容与文化中的人文价值，却可以通过相互渗透实现共享。因而，教材中把“文化渗透”与各种外来“侵略”在概念逻辑上等同，是错位的。

（二）“文化渗透”与“侵略”的史实逻辑混乱

教材阐述“文化渗透”其一，“披着宗教外衣，进行侵略活动”。主要内容之一是“帝国主义的文化渗透活动，有许多是披着宗教外衣、在传教的名义下进行的。一部分西方传教士积极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活动。”对传教士的指责大致而言，最主要的有以下几点：1、传教士搜集情报，进行间谍侦察活动。2、传教士参与随军活动，担任英军翻译。传教士受雇于入侵的军队成为情报官，那他的主要职责自然是搜集情报，这是不争的事实。传教士在帝国主义侵华和缔订不平等条约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只与传教士的政治立场有关，与宗教本身无关，更与文化本身无关。此时他的身份是军中情报官，而非传教士。

教材阐述“文化渗透”其二，“为侵略中国制造舆论”。主要内容“外国教会中的某些势力还利用宣传宗教和西学的名义，为帝国主义侵略制造舆论。它们在中国办报纸、杂志，翻译、出版各种书刊。”我们不否认教会中的“某些势力”利用办报纸杂志制造一些侵略言论，而同时教材重点提出来一个典型人物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以及他主持下的____在中国最大的出版机构广学会。说广学会发行的刊物《万国公报》，在介绍西方史地、政治、文化的同时，也宣扬殖民主义奴化思想。“如李提摩太在他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一书序言中说，‘泰西各国素以爱民为治国之本，不得不藉兵力以定商情’。‘然闭关开衅之端则在中国，故每有边警，偿银割地，天实为之’”。仅就这样的描述，这里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完全成为一个负面文化人物，与真正的人物之间有很大差距，容易造成读者对他的误读与误解。（后文再述）从蔡尔康在《马克思主义最早由传教士翻译引入国内》一文中指出，关于马克思主义何时传入中国的问题，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1899年2月上海广学会出版的《万国公报》第121期刊载的《大同学》第一章“今世景象”一文，是迄今所知中文报刊对马克思及其言论的最早介绍。该文译述了马克思的一段话：“马克思之言曰：‘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这段话出自《共产党宣言》，现在通行的译文是：“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大同学》译自英国社会学家本杰明明颉德的《社会演化》一书，由英国来华传教士李提摩太译。可见《万国公报》传播文化思想的一斑。

二、如何认识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利用文化工具对中国侵略

第一次鸦片战争既是工业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冲突，又是海洋文明与大陆文明的冲突。文化具有多样性与民族性的特点，不同文化体系的矛盾、冲突，尤其是作为文化制度层面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一直是影响国际冲突的深层原因。人类社会早就存在亨廷顿所谓的“文明的冲突”。怎样看待各种文化文明之间的交流、传播、渗透与侵略，是需要审慎的甄别与厘清的。

1、外来文化传播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总体起了积极作用

国内对近代西方列强侵略时外来文化传播对中国社会的作用，写在书籍上的通常看法是：西方野蛮的殖民行径往往被赋予神圣的文化光辉，殖民主义者往往在殖民侵略的同时，推行西方的文字、语言、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政治法律制度何宗教，并通过创建学校、开办医院和慈善机构进行文化侵蚀，进而实现对附属国社会肌体和内脏的彻底改造。这样大而化之的论述，忽略了作为一种历史积淀的民族文化强大的内聚力和向心力，也忽略了民族文化以此文化特质对外来文化具备的兼容并蓄的强大功能。

按照现代文明法理，在不侵犯他人正当权益的前提下，任何宗教组织或神话人群都有自由传播自己思想主张并结合为一定形式之社群的言行权利，也同样有建造相应之宗教与神话建筑的权利。鸦片战争前后，传教士与中国最早的医院，与中国最早的图书馆，与中国最早的女子教育，与中国最早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与中国最早的盲校和盲文传，与西学东渐等等文化文明传播联系在一起，教士们为中国走向文明进步，对中国的近现代化贡献是显而易见的。就拿传教士办学来说，历史资料显示教会学校的教学内容一般来说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宗教教育。课程主要为圣经，重点在创世论、赎罪论和耶稣生平等教义上。此外，学生还参加各种宗教活动，如祷告、崇拜等。二是中国传统的儒家经书。一般包括《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四书》、《五经》等。学习中国经书一是为了适应当时中国科举考试的需要，再者也是为了学生毕业后能够与士大夫和地方官绅接触，适应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不至于被传统知识分子歧视。三是西方科学知识。开设诸如数、理、化之类的新式科学课程。在当时清政府极少重视西方科学的情况下，教会学校开设的科学课程，对落后的中国来说，具有意义重大的启蒙作用。另外，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一些教会学校还开设了英语课。英语课的设立为中西文化的沟通和交流开辟了一条渠道，有助于中国的近代化。教材中提到的广学会，历史资料显示从1891年到1915年这段时间她是中国最大的最重要的新式出版社之一，其中的《万国公报》介绍西方最新知识和思潮。广学会出版的书籍，题目从宣教一直到法律、商业、政治、经济、哲学、家政和缠足的罪恶等，超过二千种。李提摩太主持翻译了一些著名书籍，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都很大。其主要译著有∶《在华四十五年》、《七国新学备要》、《天下五大洲各大国》、《百年一觉》、《欧洲八大帝王传》、《泰西新史揽要》、《新政策》等二十多种。其中《泰西新史揽要》，内容是十九世纪欧美各国各国变法图强的历史，出版后风行一时，印行三万部，是戊戌变法时期光绪皇帝的主要参考书之一。李提摩太在太原府，每月举行一次科学报告会，并邀请官吏和士绅观看其科学演示。他还不失时机地晋见各级官吏，讲解世界地理、宣传变法主张，劝其建铁路、开矿藏、以养民富国。他主张改革先从统治阶级入手，“首教官员、次教富绅、三教儒士、四教平民。”他还一再强调要教民、养民、安民、新民。另外，近代史上外来文化传播的积极范例应为“庚款兴学”。1908年10月28日，中、美两国政府草拟了派遣留美学生规程：自退款的第一年起，清朝政府在最初的四年内，每年至少应派留美学生一百人。如第四年派足四百人，则自第五年起，每年至少派五十人赴美，直到退款用完为止。被派遣的学生，须“身体强壮，性情纯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恰当年龄”，中文程度须能作文及有文史知识，英文程度能直接入美国大学和专门学校听讲，其中，80%学农业、机械工程、矿业、物理、化学、铁路工程、银行等，其余20%学法律、政治、财经、师范等。并责成清廷外务部在北京建立一所留美训练学校。一国的外交行动是否侵略，应依据它是否损害了另一国的主权和利益。史实证明，美国政府决定有条件地拿出庚子赔款部分资助中国留学生赴美学习，庚款兴学没有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主权，反而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起了积极作用。

2、某些充当侵略中国急先锋的传教士其行为与宗教无关

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分为两种：一部分是想将“上帝的福音”传到中国，真心真意的想帮助中国走向富强之路。另一部分则是为殖民者服务，充当侵略中国的急先锋。后者在本国发动的侵略战争中认同的行为准则并不是宗教而是国家的召唤，是与国家政治利益紧密联系一起的。

教材中叙述说“比如，1832年德国____传教士郭士立曾受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遣，以传教为掩护，在中国沿海进行过长达几个月的间谍侦察活动，刺探搜集大量军事情报，并竭力鼓吹对中国发动武装侵略。鸦片战争期间，他不仅担任英军陆军总司令的翻译，在英军占领浙江定海县时担任民政官，还参与了中英《南京条约》的起草和谈判。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在北京的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向俄国公使和英法联军提供了有关清军在大沽口的设防情况和详细的北京地图。在1860年法国强迫清政府订立中法《北京条约》时，担任翻译和文件起草的法国传教士孟振生甚至在条约的中文文本中，私自添上条约的法文原本上所没有的“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土地，建造自便”的字句。”分析这些史实，应该清楚地看到其一传教士在帝国主义侵华和缔订不平等条约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主要是在语言翻译其次是在从事间谍侦查活动方面，他们并不是各国侵略中国的策划者组织者及主力军。其二某些或个别传教士的政治立场和行为，不应该是基督____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造成，而是因为他们的政治立场，绝非来自基督信仰，而是在特殊时刻他们选择了臣服于国家政治利益。

如果说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外来文化对中国真正意义上的侵略，应该是许多学者认同的20世纪日本对华文化侵略，从方针方案政策途径和方式对中国造成的文化损害。历史资料显示仅在东北以外中国其他各沦陷区，日本人全面控制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主权，并要求按照“皇化教育”的理念实施教学，还在一般学校之外开设了大量专门的日语学校，试图通过日语学习来培养中国人的“亲日”情感。日本还十分重视利用宗教文化为侵华服务。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轨道，在鸦片战争炮火的轰击下，中国于灾难痛苦中逐渐被纳入到了资本主义世界发展的轨道。在这一过程中中西方文明发生着激烈的冲突与碰撞，继而中国近代中国社会掀起了一浪又一浪变革的大潮。

近代史的3300字论文：《中共诞生前先进的中国人伟大探索失败的原因和教训》 篇四

摘要：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破坏了中国原有的社会体系，中国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加深，各阶级的人们都面临着选择。许多先进的中国人用各种方法尝试着让中国走向一条繁荣富强的道路，如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但都以失败告终，毛泽东讲过：“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这里就中共诞生前先进的中国人伟大探索失败的原因及教训做一小小的探究。

关键词：探索，原因，教训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的国家，一路走来，它以封建体制为主体。自公元前5世纪的战国时代到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的封建社会延续了2000多年。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诸如贞观之治，开元盛世，都在这一时期，但是，也正是从这个时期起，中国也走向了封建社会的末世。到了鸦片战争前夜，清王朝已经潜伏着许多危机，中国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加上闭关自守，固步自封，使得西方的资本主义列强将手伸向中国，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1840年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向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从那以后，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和政治控制，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社会。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不断加深，人民苦不堪言，社会各阶级都面临着“怎么办”的问题。农民阶级，地主阶级洋务派，资产阶级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都对国家的出路进行了探索，先后提出了不同的主张和方案。

（一）太平天国的农民战争

天平天国运动，是满清统治后期的一次最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

但是，天津事变后，最终太平天国灭亡了。究其原因，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1、在经济上，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分散的小生产基础上，虽然可以建立暂时的劳动者政权，但是它最终会向封建专制政权演变的。农民阶级不是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

2、政治上，他们无法克服阶级的局限性，从根本上提出完整的、正确的政治纲领和社会改革方案。虽然也进行了一些制度上的建设，例如颁布《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但是，其《资政新篇》讲究绝对平均主义，违背了社会的发展规律，可以说有一定的空想性，在战争的坏境下，也根本不可能实行。而且它不是农民革命实践的产物，缺乏相应的社会基础。而《资政新篇》所推行的主张却与《天朝田亩制度》矛盾，前者主张资本主义，而后者则反对私有制度。

3、思想上，太平天国是以宗教来发动组织群众的。洪秀全与其表亲冯云山、族弟洪仁玕从梁发《劝世良言》中撷取____中反映下层民众要求的平等思想和某些宗教仪式，创立拜上帝教来发动群众。然而它毕竟不是科学的思想理论，有一定的迷信色彩，它不但不能够正确指导农民战争，反而带来危害。在天津事变后，连洪秀全本人保守和迷信的思想也越来越严重，他信天不信人，处理军政事务一味靠天，甚至认为“天生真命主，不用兵而定太平一统”，梦想不用努力就可以取得胜利。

4、组织上，太平天国很难形成统一坚强的领导核心。1849年，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结为异性兄弟，并称为东、南、西、北、翼五王。然而，定都天京后，其内部的矛盾和弱点也凸显出来太平天国将农民置于新的等级统治之下，其上层领导脱离民众，不思进取，享乐腐化，争权夺利，诸王与部将及广大的士兵关系日益疏离，且各王之间也渐渐变得互相猜忌，隔阂四起，导致1856年秋的大悲剧——天津内讧。在天津事变中，韦昌辉杀了杨秀清，洪秀全又杀了韦昌辉，洪秀全怀疑石达开，使得翼王石达开率部出走败亡，严重的削弱了太平天国的领导和军事力量，成为太平天国有声转衰的分水岭。

让我们总结一下太平天国最终的失败给我们的教训。太平天国靠农民起家，但又不能真正解决农民问题；从依靠农民到失去农民，最后终被封建地主势力和帝国主义殖民势力所联合扼杀。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具有伟大的革命潜力，但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农民阶级不能独立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它要在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完成历史所赋予的使命。

（二）洋务运动

左宗棠、张之洞等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创设近代企业，兴办洋务。

洋务运动的失败，让我们看到：1、一方面，许多洋务派官员自身没有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建设对其经济发展的关键作用。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我国是封建社会，新的生产力不可能在封建主义的桎酷下发展起来，洋务派没有认识到两者内在的矛盾。而且，洋务运动的目的是巩固和发展中国封建统治，这就决定了它必然失败的命运。2、另一方面，西方列强并不希望中国繁荣富强起来，他们不会让中国掌握真正的先进技术，洋务派聘请的一些洋匠利用中国官员不懂技术，进行敲诈勒索，谋取暴利，使企业难以发展。清政府内部，慈禧太后一边支持洋务派，一边扶持仇视一切洋务的顽固派，使两派不停的明争暗斗，使洋务运动步履维艰。3、洋务派创办的一些企业的管理模式基本上是衙门式的，洋务派所办的军事工业完全有官方控制，经营不讲究效益，造出的枪炮，轮船往往质量低下，而且内部充斥着营私舞弊，贪污受贿，挥霍浪费。连慈禧太后做寿需款时，曾征用洋务运动的银两，为后来北洋舰队的全军覆没埋下了祸根。

社会改革一定要与生产力相适应，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要改变落后的国家面貌，要学习外国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对外要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对内要处理好内部的关系，要有勇气推翻及制度，不应抱残守缺。要解放思想，邓小平讲过：“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是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

（三）戊戌维新

戊戌维新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它最终失败了。它失败的原因及给我们的教训是：

1、维新派的力量太薄弱。它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反对。那时。慈禧太后控制了中央大权，改革与守旧力量悬殊太大。光绪帝曾颁布政令，许多方面都没有实行。因为当改革派危及到守旧派的特权和利益时，立即受到他们的反对和抵制。如精简机构撤销六部，罢免六堂官也超之过急。

2、维新派本身的软弱性及策略上的错误。维新派虽然希望改革政治体制，实行君主立宪制，但是，但是他们不敢从根本上否定君主专制制度，把希望寄托在没有实权的光绪帝身上。他们提出的许多政令和措施，没有触及封建制度的根本，所要推行的是一种十分温和的不彻底的改革方案。且他们犯了一个策略上的错误。而且，维新派对帝国主义存有幻想，希望日、英、美等国来干涉中国内政，就出被禁的光绪帝。他们单纯的拥戴光绪帝而树敌西太后，康有为没有接受王照的建议，调和光绪帝和慈禧之间的矛盾，使改革不能形成政治上的凝聚力，预示着改革走向失败。

3、戊戌维新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没有伟大的人民力量作为坚强的后盾。维新派的活动基本局限于官僚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小圈子里，严重脱离了群众。

（四）辛亥革命

20世纪初，在中外反动派的双重严重压迫下，民族危机加深，社会矛盾激化，资产阶级进行了辛亥革命。当辛亥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却被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

辛亥革命最终失败，最根本的是因为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客观方面，帝国主义不希望中国变得更加富强，袁世凯的专制独裁，阻挠革命的进行。主观方面，

它的领导者资产阶级革命派本身存在着许多弱点和错误。第一，革命纲领具有模糊性。他们没有明确提出反帝的口号，甚至幻想以妥协退让来换取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承认和支持。同时，他们将矛头直指清王朝，而忽略了力量同样强大的旧官僚，军官，使他们混入革命的阵营。如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竟然推举黎元洪为都督，这无异于养虎为患。第二，辛亥革命在后期推翻清政府后脱离了群众，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马克思曾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反封建的主力军，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革命的根基就显得相当薄弱。第三，不能建立坚强的革命政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从革命党内部来说，成分复杂，派系繁多，矛盾尖锐。同盟会内部缺乏一个稳定的领导核心，孙中山指出：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非袁世兵力之强，实同党人心之涣。”

辛亥革命的失败表明，中华民族资产阶级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没有能力救中国，先进的中国人需要进行新的探索，为中国谋求新的出路。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

中国近代史论文4200字范文：《论孙中山的民族和谐思想》 篇五

摘要：孙中山的思想和业绩是中国近代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在处理国内民族问题时，孙中山和谐思想正是基于对中国社会不和谐的原因而形成的。他赞成“五族共和”，反对民族歧视，主张各民族和谐共处，促进各民族发展，不仅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统一的自觉认同意识具有积极意义，而且对当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也是构建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重要思想基础和解决民族、宗教问题的参照标准，同时是中国特色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孙中山；民族和谐；和谐社会

翻开历史，不难发现人类古往今来所有世俗的、宗教的思想学说，以和谐理念为其终极与归宿，以和谐社会蓝图为目标和旗帜，号召人们为之实现而努力奋斗。回顾并总结孙中山的民族和谐思想，对于21世纪如何对待民族和谐问题无疑具有参考和借鉴意义。

一、孙中山的民族和谐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一）形成的背景

孙中山民族和谐思想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大动荡的年代。在此期间，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日益扩大。孙中山之所以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1]正是孙中山对社会的不和谐认识基础上提出的。这不和谐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在政治方面，孙中山痛感“中国现行政治，可以概括之曰：无论为朝廷之事，为国民之事，甚至为地方之事，百姓均无发言或与闻之权。”[2]第二，在经济方面，针对因中国的生产力落后、区域经济不协调、经济结构畸形、经济秩序混乱等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因素而造成的中国经济现代化的障碍，孙中山提出建立生产发达、区域协调、公平正义、充满活力的和谐经济。第三，在文化方面，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形成冲突，多元文化和各民族的精神文化存在现实差异。不同的人文及文化背景，多元化的价值取向，不同的行为方式，都需要创新文化和主流价值观进行对话、融会、整合与引导。最后，在个人经历方面，与孙中山的民族和谐思想的形成是密不可分的。孙中山学习中国经史，不但对孔孟的忠恕之道和仁义思想情有独钟，而且完全继承了孔子所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早年在海外学习、流亡，受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崇尚西方民主。他为了民族和谐，一生为之奋斗。

（二）孙中山的民族和谐思想的发展过程

1894年11月，孙中山成立资产阶级早期的革命团体——兴中会，提出要“驱逐鞑虏，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演说中指出，“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3]他明确地提出要推翻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就必须推翻满洲贵族的统治。但这一时期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还是处在狭隘的排满状态。1905年同盟会成立，同盟会的章程中规定“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4]为盟会的政治纲领，同盟会成立以后，“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思想已经渐为人知、深入人心，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把这个政治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三民主义，后来统称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则是孙中山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纲领和原则。“满洲以一民族宰割于上”的民族压迫制度，实现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完成祖国的统一和“中华民族自求解放”，实现“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5]。由狭隘的革命的民族主义变成民族同化的民族主义。

新三民主义时期，孙中山的民族观产生了新飞跃，在反帝为首要任务和民族自决原则上，同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基本上达成一致，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和国民革命时期的旗帜。孙中山先生高举起民族主义的大旗，从“民族自治”到“必须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1]。为促进中华民族的觉醒、为克服民族自卑感、为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孙中山的民族和谐思想的主要内容

孙中山的和谐社会思想依据中国国情而形成并不断发展的，并经常将其作为论证和谐社会的依据。

（一）政治领域

政治领域分别体现在政党和政权方面：第一，政党问题。孙中山不仅领导资产阶级为代表的人民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是仿效了西方政治，他指出“要知文明各国不能仅有一政党，若仅有一政党，仍是专制政体，政治不能有进步。吾国帝皇亦有圣明之主，而吾国政治无进步者，独裁之弊也……要皆为利国福民者也”[6]“夫法久必弊，施行者终有不适之时，学勤益精，研求者自有特优之点”[6]。力图把政党政治引入到中国的轨道，推进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现代化进程，以促政治日日向上。第二，政权问题。孙中山抨击了其黑暗现状，专制政体的种种弊端。他对民国的政治蓝图作了精心规划，高举“废除专制，实行共和”的大旗。通过权力的分解、制约而达到社会和谐，是其核心部分。

（二）文化领域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很早就具有了“和谐”的意识。道家宣扬的“天人合一”说是其最高理想境界，古代人们向往和追求友善、和睦相处、平等对待，社会财产为公共所有，孙中山先生“天下大同”的社会，对以后国家政治生活和民族性格的形成，均有广泛的影响。与我们今天所倡导建设的和谐社会，在本质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在民族共和下，在这个意义上，“民族共和”类似于现代人们所说的文化（宗教信仰）多元主义体制，就是说，在同一个体制下，各种文化和宗教和平共处。文化多元主义的本质不是让各种文化的载体居住在特定的空间，而是在同一空间里，各种民族或者族群共同生活和互动。各民族之间的日常互动会发展出一系列的行为规范，有助于和谐状态的达成。因此，继承发扬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应当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国家有机结合起来。

三、孙中山的民族和谐思想的历史贡献以及借鉴意义

（一）正确理解孙中山的民族和谐的内涵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要的思想文化资源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从“民族自治”到“中华民族为统一体”等这些民族和谐思想。孙中山先生提倡的“民族必须独立”、“祖国必须统一”、“天下为公”等思想文化，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这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从文化层面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是对孙中山文化思想在新时代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

（二）民族和谐的内涵是构建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重要思想基础

民国建立以后，孙中山更是重视一个和平的环境对于国家建设的重要意义，多次呼吁各方力量“以和平方法促成统一”，表示自己一定要尽心竭力，实现敦促和平统一，并倡导南北议和，以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但是，恰在祖国大陆迅速崛起的时候，在海峡对岸“台独”势力最为猖獗的时候，“台独”不但不承认自己是中华民族，甚至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我们必须从正反两面提醒中国人。在对待“台独”的态度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从构建和谐世界的大视野出发，本着两岸的互赢共生，用和平的手段，极大地改进了两岸关系的生态。对等、对话、对流，代替或部分代替了对立、对抗、对垒。因此，孙中山的民族和谐思想，是构建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重要思想基础。

（三）民族和谐思想是解决民族、宗教问题的参照标准

孙中山在就职演说中庄严宣告：“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则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7]民国成立，他强化民族和谐，依法打击民族分裂势力。这对中国共产党处理民族问题提供了借鉴意义。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的民族政策指引下，我国少数民族、民族地区、民族关系的面貌都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以雄辩的事实印证着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主旨：在统一的中华民族大家庭里，进行多民族间的多维交流与对话、健全民族和谐的制度保障，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观念将有助于我们实现民族和谐，促进各民族的共同发展。中国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充分发挥民族政策对民族和谐发展的促进作用。

考虑民族问题的同时，不能无视宗教。《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7]。这对中国共产党处理宗教问题提供了借鉴意义。1957年1月，周恩来同__在印度新德里谈话时明确表示：“我们欢迎发展宗教联系，不但和印度，而且和东南亚各佛教国家均要发展这种联系。但是，我们反对那种以宗教为外衣而以政治为内容的活动。……如借宗教名义向我们进行颠覆活动，那我们就要坚决反对。”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再一次提出，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

（四）民族和谐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前进方向，继承“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借鉴人类有益文明成果，倡导和谐理念，培育和谐精神，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确立牢固的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是社会和谐的精神纽带和思想基础。孙中山崇尚以人为本，重视人生价值，倡导自由、平等和人与社会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天下大同”、“中华民族和谐统一”等文化思想传承了五千年中国传统文化与智慧文明，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是一种不断地丰富发展、兼容的文化集合。它的内在含义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先进理论有着众多不谋而合之处，是以科学理性精神、人文价值精神为支撑的现代文化精神主流，是社会主义和谐在思想文化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孙中山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2]孙中山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75.

[3]孙中山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475-527.

[4]致公堂重订新章要义[M]//孙中山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259-626.

[5]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一：孙文学说——行易知难[C]//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187.。

[6]孟庆鹏。孙中山文集(上)[M]北京：团结出版社，1997.

[7]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C]//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2辑）[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关于近代史论文(精 篇六

同志们：

按照开展中共党史学习教育的有关要求，今天由我为大家上一堂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大家都是知道今年2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共迎新春佳节时指出，中共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中共党史学习教育，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新时代不断加强党的建设。要求，要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全面回顾同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的奋斗历程，发扬光荣传统，坚守合作初心，加强自身建设。按照中央要求，我们及时开展了党史学习教育活动，将党史学习教育作为党员、干部教育培训重点任务，引导各级党员干部在回顾和重温党的光辉历史中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下面，结合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活动，我围绕“为什么”“学什么”“怎么学”三个方面和大家交流学习党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希望能够给大家提供借鉴。

2013年6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的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的发展史，都是人民书写的历史。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我们总结和吸取历史教训，目的是以史为鉴、更好前进。

一是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必然要求。学习党史我们就会知道，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在九十多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无论是弱小还是强大，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我们党都初心不改、矢志不渝，团结带领人民历经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敢于面对曲折，勇于修正错误，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攻克的难关，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谱写了气吞山河的壮丽史诗。从客观现实来看，全面了解党所走过的奋斗历程，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刻认识初心使命，更加坚定理想信念至关重要。二是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有利于以史为鉴、更好前进。认真学习党史，厘清历史脉络，认清历史事实，回看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行的路，能够深刻认识到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国共产党是经历革命、建设、改革长期考验，在异常复杂环境中团结带领我国各族人民创造了伟大奇迹的党。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人民公仆、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就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只有深读深悟党史，深刻认识我们党先进的政治属性、崇高的政治理想、高尚的政治追求、纯洁的政治品质，深刻认识党的执政使命和根本宗旨，才能让广大党员干部深刻地不忘初心使命，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做到永远在路上。

三是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有利于认真践行、不负使命。中国共产党成立近100年来，无论革命、建设还是改革，无论顺利还是曲折，我们党始终在奋斗中克服艰难曲折，靠奋斗创造未来；

千千万万共产党员也在不懈奋斗中坚守着初心和使命。一部中共党史，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奋斗史。要从党史中激发责任之心，发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优良传统，为民族之大我承担责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努力奋斗。要从党史中激发担当之心，深刻认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立足新征程新使命，接好时代的“接力棒”，走好当代人的长征路。要从党史中激发为民之心，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把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与创造人民高品质生活紧密结合起来。

2013年3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指出，要了解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来龙去脉，汲取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经验，正确了解党和国家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这对正确认识党情、国情十分必要，对开创未来也十分必要，因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一是要深刻感悟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咬定目标、勇往直前，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翻阅中国共产党近100年的历史，是一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拼搏史，就是一部全心全意为民服务的奋斗史。从嘉兴南湖承载革命火种的小船，到劈波斩浪领航复兴伟业的“中国号”巨轮，中国共产党谱写了执政14亿人口大国的气吞山河的壮丽史诗。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我们党、国家和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教科书。作为党员干部，就应自觉把学习党史作为“必修课”，在学习党史、借鉴党史中汲取成长营养、获取奋进力量，不断坚定理想信念，恪守为民初心，担当时代重任。

二是要深入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加强党史学习教育，同时学习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是共产党人的根本属性和本质特征，是我们党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保证。要在学好党史中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反复证明了一个道理：政治上的主动是最有利的主动，政治上的被动是最危险的被动。在党的历史上，政治方向、政治路线一旦出现问题，形势就会变得复杂，局势也会随之艰难，党的前途命运则可能出现危险局面。历史经验和现实面临的任务告诉我们，全党上下只有绷紧政治意识这根弦，自觉站稳政治立场，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从政治高度看问题、办事情，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以及敏锐的政治观察力和政治判断力，才能真正做到服从大局、围绕核心、自觉看齐。要在学好党史中不断提高政治领悟力。面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要求，重温党和人民共同走过的光辉历程，坚定崇高的精神信仰，获取继往开来的强大动力，汲取革命前辈的智慧，练就“观察事物的敏锐眼光，判断时事的深刻洞见，处理人际关系的练达胸襟以及知行合一的行动能力”，是我们学习党史的落脚点。我们要在党史学习中坚定信仰、获得力量、汲取智慧，做到在重大问题和关键环节上头脑特别清醒、眼睛特别明亮，善于从一般事务中发现政治问题，善于从倾向性、苗头性问题中发现政治端倪，善于从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中把握政治逻辑，坚持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要在学好党史中不断提高政治执行力。中国共产党成立近百年来，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攻坚克难，一路成长，成为当今世界第一大党。回望历史，不难发现，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只有具备崇高信仰、严明纪律、自我牺牲精神、敢于且善于战胜各种风险挑战的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才能带领中国人民持续前进。党的__擘画了“十四五”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摆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使命更光荣、任务更艰巨、挑战更严峻、工作更伟大，这需要全党站在历史和现实交会的高度，牢固树立“四个意识”，自觉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努力前行。

三是要把造福人民作为最重要的政绩，坚决反对和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我们党历来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明确指出：“形式主义是一种幼稚的、低级的、不动脑子的东西”“要把官僚主义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坚决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强调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经过一段时期的教育治理，作风有明显好转，但依然存在一些突出问题。这说明，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依然任重道远，需要作出艰苦努力。这要求我们通过学习党史，引导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恪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从思想上彻底消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滋生的土壤。

四是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不断净化政治生态，营造风清气正的发展环境。早在1932年的江西瑞金，中央苏区政府就专门设置了检举木箱。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坚持不懈“打虎”“拍蝇”“猎狐”，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抓铁有痕、踏石留印、成效显著。在新形势下，我们党员干部应把党史作为最好的营养剂，努力修好党史这门必修课。要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经常揽镜自照、每日三省。要严在第一次，常存“白袍点墨”之戒，在从政伊始，就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要严在关键处，严守中央八项规定及实施细则，保持对“腐蚀”“围猎”的警觉，把“严”的基因薪火相传。要严在细微处，常怀“堤溃蚁穴”之思，树牢进步靠组织、温暖靠家庭、消费靠工资的意识，从一包烟、一瓶酒、一盒茶做起，管好自己的手，做到干干净净做人、清清白白做事。

2015年7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记述历史，把历史结论建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础之上。要坚持正确方向、把握正确导向，准确把握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主流、本质，正确评价重大事件、重要党派、重要人物。为我们揭示了党史教育的方法。

一是要真学、笃学。“多重温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伟大历史，心中就会增添很多正能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只有多学习党史，学好党史、学深党史，才能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深刻领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深刻领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出发、走向哪里。只有理解和回答好这些问题，在真学、笃学党史中寻根守魂，才能真正补足精神之钙，坚定共产主义信念，胸怀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上行稳致远。

二是要学深、学新。学习党史，贵在学新、难在走心。我们党是一个不断发展壮大、不断成长奋进的党。这一过程，党的理论、党的历程也在不断更新和发展，需要经常学、反复学、比较学，掌握新知识、学出新气象。要从党史学习中吸取成功经验，总结失败教训，不断推陈出新，对标新要求，掌握新方法，走好新道路。要从经常学习中常学、常思、常省，对标初心使命，查一查、捋一捋自身存在的差距和不足，不断改造提升自己，使自己真正成为合格党员。通过在党史学习中丰厚知识、提升能力，厚植人民至上情怀，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

三是要学常、学实。学习和总结历史，借鉴和运用历史经验，是我们党做好工作的一个重要方法。面对新形势，迎接新挑战，开启新局面，就要把党史作为“必修课”学在日常、学在实处，始终做到实实在在学、结合实际学，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真正做到学而信、学而思、学而行，切实把红色基因浸入骨髓、融入灵魂，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真学真用、真知真行中汲取宝贵经验，练就担当的宽肩膀，提高成事的真本领，积极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好“六保”任务，以劈波斩浪的勇气、迎难而上的锐气、向难而行的胆气，不辱使命担当，不负伟大梦想，书写新时代新征程壮美华章。

同志们，学史者不愚，知史者不慌，用史者不乱。百年党史，既是固根涵源的营养液、揽镜自照的清醒剂，更是鉴往知来的航标灯。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启之年。从党的光辉历史中汲取阔步新征程的磅礴力量，坚守初心、勇担使命，攻坚克难、砥砺奋进，凝聚一切可以凝聚的智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就一定能战胜一切困难，赢得一切挑战，抓住一切机遇，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开好局、起好步。

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近代史的2300字论文：《论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对中国近代的影响》 篇七

摘要：甲午战争失败标志着历时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的失败，使取得的近代化成果化为乌有，打破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对民族复兴的追求。割地赔款，主权沦丧，列强掀起瓜分狂潮，标志着列强侵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大大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中国的国际地位急剧下降。甲午战争直接导致中国人民挽救民族危亡的运动高涨。

关键词：洋务运动 《马关条约》 民族危机

一八九四年甲午中日战争中国的失败将中国带入了灾难的深渊。导致了洋务运动的破产，在以前的中法战争中福建水师已经全军覆灭，在威海卫战争中李鸿章创办的北洋舰队也全军覆灭，标志着洋务运动的破产。洋务运动是清政府为了维护清朝廷的统治的自救运动，学习西方先进工业技术和商业模式，大力发展近代工业，以获得强大的军事装备，增强国力。其成果也较显著，不过甲午战争的失败使洋务运动的成果不堪一击。

甲午战争的失败使日本欺负中国的气焰更加嚣张，逼迫中国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1、中国割让台湾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给日本；2、中国赔偿日本军费2亿两（二万万两）；3、中国开放府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4、允许日本人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领事馆和工厂及输入各种机器；5、片面最惠国待遇；6、中国不得逮捕为日本军队服务的人员；7、台湾澎湖内中国居民，两年之内任便变卖产业搬出界外，逾期未迁者，将被视为日本臣民；8、条约批准后两个月内，两国派员赴台办理移交手续。

迫使中国不得插手朝鲜事务。近年来各国的领土主权引起的冲突不断，从而我们愈发明白领土主权的重要性，无论是军事因素，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民族因素。《马关条约》割让的土地占日本本土面积比重很大，可大方面发展经济。从军事方面，所割让的地方都在中国东部沿海及隔海相望，对中国是一个震慑。赔偿军费2亿两，在当时相当于3亿多日元，对于中国可是很大的负担，从而中国不得不向外国借款充当赔款，而当时日本每年的预算为八千多万日元，从此日本大力发展军事，教育，使日本国力迅速提升，对中国更加虎视眈眈。允许日本人在中国通商口岸，增加日本的资本输入，利用中国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掠取中国自然资源，赚取大量利益。《马关条约》的签订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从政治上，中国的战败使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大大下降，从而刺激了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使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大大加深，激化了中国内部封建地主阶级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激化了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列强的矛盾。

甲午战争彻底打破了中国“天朝上国”的迷梦，促使了中华民族的真正觉醒，各阶层纷纷掀起救亡图存斗争。表现有：一是促使了维新运动的兴起。《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北京以后，正在北京会试的康有为联合各省的举人1300多名联合进行了有名的公车上书，把改良主义思潮推到具有实际意义的_运动阶段。在以光绪皇帝为首的一部分封建贵族的支持下，掀起了变法运动。二是各地民众进行反抗斗争，表现为对侵略的愤慨和保卫家乡，例如在山东爆发了义和团运动。三、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派，试图从制度上进行变革，仿照美国样式建立起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来摆脱民族危机，振兴中华。

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勾勒了变法在经济上要达到的目标的大致轮廓，他主张发展经济。尤其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推广西法、发展中国近代工业，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想出“以商立国”的口号，”反映了甲午战后资产阶级发展民族工商业的要求，要变封建主义的经济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康有为提出的改革政治目标在于在中央政府设“议郎”，这种议郎，未有“已仕未仕”的限制，也不单纯起顾问作用，而有权“上驳诏书，下达民词”，对国家的大政方针，采取集体讨论，“三占从二”的方法，然后将讨论结果交给各部施行。这种政治思想，类似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会，是一种很大的进步。

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导致西方列强都想要在中国获得自己的一勺羹，开始加紧侵略，民族矛盾加深，开始了从工人阶级展开的反帝国主义的义和团运动义和团的主要参加者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其运动主要是宣传爱国，反对侵略，操练武术对抗侵略。但是义和团没有统一的组织，没有建立政权，目的是帮助清政府，并没有认识到封建主义走向灭亡的趋势，也是因为清政府的腐败，导致义和团运动失败。

义和团运动失败以后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大肆破坏，和中国签订《辛丑条约》。辛丑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赔款数目最庞大、主权丧失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该条约标志着清政府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使国家的矛盾进一步激化，成为革命的直接原因。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首先，辛亥革命给封建专制制度以致命的一击。它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辛亥革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和共和的权利，从此，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此中国社会开始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

甲午中日战争是日本有蓄谋的侵略战争，加上二战中日本对中国民众的侵害，我们要记住历史，从历史中汲取教训。现在是2014年，在2014年，中日贸易往来紧密，但是关系逐渐恶化，日本右翼势力逐渐掌握国家政权，军国主义有复出的可能性。我们自然不能接受一些日本人给我们近似侮辱的举动，但我们知道发愤图强，一个能够面对自己包容一切的民族、一个能够面向未来不断进取的民族会有更多理由立于世界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