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的故事2020新版

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从长江南北各苏区向陕甘革命根据地(亦称陕甘苏区)的战略转移。“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当年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之后，毛泽东同志曾就长征作过如此精辟的总结。下面小编给大家介绍关于长征中的故事，方便大家学习。

长征中的故事1

在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队伍中，有这样一位特殊的“犯人”：他被押解着走完长征路，虽然备受煎熬，但仍然乐观豁达，积极参加宣传工作，后经周恩来解救才重获自由。

他，就是著名民主人士廖仲恺、何香凝的儿子，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廖承志。

失去自由

1933年8月，廖承志离开上海，带着中共中央给红四方面军的指示信和敌军密码破译法手册，化装成码头工人，从重庆转到成都，同四川省委常委罗世文一起，在交通员的护送下，经过一番周折，在3个星期后，来到川陕革命根据地以“何柳华”的名字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他先后任川陕苏区省委常委、工会宣传部部长，1934年初，调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那时的他年方26岁。

1931年起，红四方面军的主要负责人张国焘推行“左”倾路线，他以“肃反”为借口，采取刑讯逼供的残酷手段任意捕杀党和红军干部，给鄂豫皖、川陕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建设造成很大损失。年轻的廖承志勇敢地批评张国焘的错误，遭到张国焘的打压批判。本来张国焘对廖承志带着中央给红四方面军的指示信来就心怀不满，因为中央在信中批评他没有坚持鄂豫皖根据地。

1934年9月，张国焘等人在四川巴中县川陕省委驻地后的娘娘庙里，对廖承志进行审讯。因反对张国焘的“左”倾错误，廖承志被强加上“特务”的罪名，开除党籍，囚禁起来内定“枪决”。从这之后，廖承志便失去了自由。

幸免于难

当时，鄂豫皖苏区“肃反”被抓的干部党员大多都被杀害了，廖承志能够幸免于难，除了他父母的声望之外，更主要的原因是廖承志的绘画才能。铁竹伟在《廖承志传》一书中说：“张国焘之所以没杀廖承志，除了他的家世，除了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压力，顶实际、顶重要的还是他会刻蜡版，会画画，张国焘在根据地要印行钞票，都离不开他。”

长征路上，作为“犯人”，被押着随军长征的廖承志的处境更是困难重重。他翻越了终年积雪的夹金山、折多山，又艰难地走过茫茫的藏族游牧区——甘孜。不仅饥饿、寒冷、劳累折磨着他，“戴枷”长征的痛苦更是令人难以想象。但他始终坚信党，坚信革命事业一定能胜利，坚信自己一定能获得自由，始终保持豁达乐观的精神。

廖承志多才多艺，在艰苦的环境中，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始终对党忠贞不渝，工作一丝不苟。在红色中华通讯社(新华社前身)工作时，廖承志被抽去搞新闻台工作。他懂英、日、法、德、俄等语言，每天负责把外电翻译成中文。他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每天都译6000多字的电文。

1935年，在四川境内，廖承志写下了《戴枷行万里》这首诗：

莫蹉跎，岁月多。

世事浑如此，何独此风波。

缠索戴枷行万里，天涯海角任销磨。

休叹友朋遮面过，黄花飘落不知所。

呜呼，躯壳任它沟壑填，腐骨任它荒郊播……

偶遇周恩来

1936年9月，红二、四方面军相继进入甘肃、宁夏。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一直打听随红四方面军长征的廖承志等同志的消息。一天，在去宁夏同心县预旺镇的路上，周恩来偶然碰到被保卫部门看押、随队行军的廖承志等人。

廖承志看到周恩来，心情万分激动。周恩来是1924年认识廖承志的，那时他年仅16岁，还是个学生。与周恩来一别10年，如今他却是一个被“开除”了党籍的“犯人”。在这种情况下，廖承志不知如何是好。

据廖承志回忆，当时他心想：是躲开还是不躲开呢?旁边有人押着我，如果我和周恩来同志打招呼、说话，我怕会给他带来麻烦。我正在犹豫的时候，周恩来同志走过来了，看见我被押送着，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若无其事，也没有说话，但同我紧紧地握了手。当天晚上，周恩来同志派通讯员找我到司令部去。我进屋后看到一大屋子人，张国焘也在。张国焘明明知道周恩来同志认识我，却阴阳怪气地问：“你们早就认识吗?”周恩来同志没有直接回答他，却转而厉声问我：“你认识了错误没有?”“认识深刻不深刻?”“改不改?”……我都一一作了回答。周恩来同志便留我吃饭。吃饭时，周恩来同志只和张国焘说话，也不再理会我。吃过饭就叫我回去。我敬了一个礼就走了。

长征中的故事2

“睡到半夜深，门口在过兵。婆婆坐起来，侧着耳朵听。不要茶水喝，又不扰百姓。只听脚板响，不听人作声。婆婆门缝看，原是贺龙军。媳妇快起来，门口挂盏灯。照在大路上，同志好行军……”

这首歌谣名叫《门口挂盏灯》，在张家界市桑植县民间广为流传。张家界市委宣传部外宣办主任王建军说，在市里工作了近20年，每次踏上家乡桑植县这片土地，哼起这首妈妈从小教会自己的歌谣，总会恍惚走进了80多年前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

歌谣讲述的是桑植县红军长征出发，军民鱼水情的故事。桑植县位于湖南西北边陲，地处武陵山脉腹地，是贺龙元帅的故乡，也是红二方面军长征出发地。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碑”，在桑植县刘家坪干田坝朱家山，高17米的长征纪念碑静静地矗立。纪念碑底座的四周，密密麻麻刻满了牺牲红军将士的名字。81年前，二、六军团共约17000名红军将士，从这里誓师出发，开始了万里长征。

1927年贺龙参与领导南昌起义，率领的部队8000多人中，近一半人来自他的老家桑植。起义失利后，贺龙只带了8个人回桑植。“尽管三千人去八人还，可不到一个月，又有数千名桑植儿女加入红军。”桑植县党史研究室向佐柏说。

在洪家关贺龙纪念馆，贺龙元帅的堂侄贺学舜老人，拿着厚厚的一本书的手稿，向记者们讲述起“72名贺龙家族的妇女”的故事。“红军丈夫或者牺牲了，或者长征之后再也没有回来，72名贺龙家族的妇女就一直守望着。”

红军师长贺锦斋的夫人戴桂香，从1928年起，整整71年守望丈夫贺锦斋，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71年岁月里，她时常会吟唱起这一首当年和丈夫贺锦斋一起改编填词的桑植民歌《马桑树儿搭灯台》：“马桑树儿搭灯台，写封书信与郎带，你一年不来我一年等，你两年不来我两年挨……”

每次接待记者采访，王建军就会哼起这首不能再熟悉的歌，亲切感和荣誉感在心里升腾。他说这不仅是对丈夫的守望，更是对信仰的守望，对未来的守望。

长征精神深深烙印在桑植人民心中，代代相传。缅怀革命先烈的手抄报，重阳节去光荣院照顾老红军……桑植县洪家关中心小学通过各种形式，让学生学习红军长征精神。

和历史相似的是，当代桑植又有一场“新长征”需要再出发。有着红色荣光的桑植县，也是我国武陵山片区扶贫攻坚的主战场。从上世纪80年代起，桑植就被列入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截至2015年底，桑植尚有贫困人口10.2万人，占农村人口的32%。全县还有62个村未通水泥路，167个村未实施农网改造，20万人未解决安全饮水问题。

这几年来，不变的是那山那水，不变的是桑植人民的红色信仰，变化的是山里人一步步脱贫致富的获得感。

63岁的利福塔镇村民胡运孝，住上了好房子：两室一厅，整洁的院子，生活设施齐备。就在2015年以前，他还住着上世纪40年代建的不足30平方米的木屋。

这要归功于县里推行的“阳光院”模式，即对贫困户采取集中安置，提供每套30—60平方米不等的安居房，“产权归公、免费入住;进退有序、滚动周转”。“计划到2019年修建1600套阳光院，让全县所有的农村特困户，都能异地搬迁，实现脱贫。”县扶贫办负责人介绍说。

仅仅实现安居梦还不够。桑植县尝试将扶贫资金使用权下放到乡镇，实现基层“责权相称”;创建脱贫创业产业项目“孵化库”，让贫困户择优选择;推行精准扶贫沙龙，搭建产业发展平台，激活基层创业热情;整合部门资金，组建贫困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力争实现“不让一个学生因贫困而失学”目标……县里干部介绍，2016年，全县预计减少贫困人口2.4万，贫困发生率降到11.8%。到2019年，完成全县脱贫摘帽任务，确保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致富道路上，桑植县也是刚刚出发。”县里领导说，“但是初心不改，守望不变，激励着我们一直前行。”

长征中的故事3

从贵州桐梓沿川黔公路出发，遥遥便可望见一座高大的金色浮雕屹立在山脚。浮雕上，战旗飘扬，红军将士跃马横枪，前仆后继……我们知道，娄山关到了。

娄山关，北据巴蜀，南扼黔桂，为黔北咽喉。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是兵家必争之地。

在娄山关西侧的小尖山上，两根并立巨柱组成的红军战斗纪念碑庄严威武，默默地讲述着当年那场激烈的战斗——

1935年2月25日凌晨，红三军团在军团长彭德怀的率领下，采取正面攻击和两翼包围的迂回战术，向娄山关挺进，与敌军争夺关口。敌人凭险据守，红军猛烈攻击，一举拿下娄山关，歼灭黔军4个团。

“娄山关战斗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打的第一个大胜仗，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充分显示出遵义会议调整军事主要领导人后，红军在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导下发挥出的巨大威力。”79岁的解说员肖开基激动地说。

此前，由于受“左倾冒险主义”影响，红军节节败退。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红军在战略指导上彻底放弃了消极防御的路线，转而实行积极防御的军事指导方针，即着眼打破强敌的围追堵截，寓战略防御于战役进攻之中，以战役攻势争取战略防御主动。

从消极到积极，在强敌环伺中忽而猛冲猛杀，忽而声东击西，红军就像获得了新的生命，一改之前“处处受制于敌”“走也走不动，打也打不好”的被动处境。

胜利面前，红军将士认清了这样一个事实：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前进的正确方向，探索出了革命发展的正确道路，是使我军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证。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路走，即使再多艰险、要啃再多的硬骨头都不怕!

时代的脚步，总在不断跨越艰难险阻中愈发坚实。

娄山关上，昔日红军战斗过的堑壕、弹坑早已披上了一层厚厚的绿装。在公路四通八达的今天，我们已经很难用眼睛判断娄山关“万峰插天，中通一线”的险要。作为军事重地的角色，娄山关已经淡出人们的视线，但它在红军革命史上的里程碑意义却永远不会磨灭。

“攻下娄山关，揭开遵义大捷的序幕，展示了遵义会议的曙光。”娄山关红军战斗遗址陈列馆副馆长黄伟介绍说，“这场胜利，离不开正确的军事指导和将士的浴血奋战。”

《红星》一篇社论这样写道：这一胜利是在党中央局扩大会(遵义会议)，反对单纯防御路线，采取了正确的军事领导之后的胜利……这说明了：只要有正确的军事领导，只要不怕疲劳，勇敢作战，我们就能消灭与战败任何的敌人。

理想穿越时空，精神辉映未来。80年后的今天，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一条“政治建军、改革强军、依法治军”的科学大道正在我们面前展开。

改革的雁阵已经形成，振翅前行依然任重道远。迢迢征途，我们如何在改革强军的新长征中闯关夺隘，夺取胜利?

号令如山：“越是难度大，越要坚定意志、勇往直前，决不能瞻前顾后、畏首畏尾。只要全军统一意志，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革命战争年代，广大指战员“刀山敢上、火海敢闯”，我军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无坚不摧、无敌不克。面对强军征程中的一个又一个险滩壁垒、顽症痼疾、棘手难题，同样需要甘洒热血的牺牲精神，同样需要攻坚克难的“敢死队”，打通落实的“最后一公里”。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娄山关下，山壁间巨幅碑石上镌刻的《忆秦娥·娄山关》，大气磅礴，金光夺目。迎着猎猎晨风，肖开基老人情不自禁地高声诵读。慷慨激昂的声音在山谷回荡。

长征中的故事4

“睡到半夜深，门口在过兵。婆婆坐起来，侧着耳朵听。不要茶水喝，又不扰百姓。只听脚板响，不听人作声。婆婆门缝看，原是贺龙军。媳妇快起来，门口挂盏灯。照在大路上，同志好行军……”

这首歌谣名叫《门口挂盏灯》，在张家界市桑植县民间广为流传。张家界市委宣传部外宣办主任王建军说，在市里工作了近20年，每次踏上家乡桑植县这片土地，哼起这首妈妈从小教会自己的歌谣，总会恍惚走进了80多年前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

歌谣讲述的是桑植县红军长征出发，军民鱼水情的故事。桑植县位于湖南西北边陲，地处武陵山脉腹地，是贺龙元帅的故乡，也是红二方面军长征出发地。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碑”，在桑植县刘家坪干田坝朱家山，高17米的长征纪念碑静静地矗立。纪念碑底座的四周，密密麻麻刻满了牺牲红军将士的名字。81年前，二、六军团共约17000名红军将士，从这里誓师出发，开始了万里长征。

1927年贺龙参与领导南昌起义，率领的部队8000多人中，近一半人来自他的老家桑植。起义失利后，贺龙只带了8个人回桑植。“尽管三千人去八人还，可不到一个月，又有数千名桑植儿女加入红军。”桑植县党史研究室向佐柏说。

在洪家关贺龙纪念馆，贺龙元帅的堂侄贺学舜老人，拿着厚厚的一本书的手稿，向记者们讲述起“72名贺龙家族的妇女”的故事。“红军丈夫或者牺牲了，或者长征之后再也没有回来，72名贺龙家族的妇女就一直守望着。”

红军师长贺锦斋的夫人戴桂香，从1928年起，整整71年守望丈夫贺锦斋，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71年岁月里，她时常会吟唱起这一首当年和丈夫贺锦斋一起改编填词的桑植民歌《马桑树儿搭灯台》：“马桑树儿搭灯台，写封书信与郎带，你一年不来我一年等，你两年不来我两年挨……”

每次接待记者采访，王建军就会哼起这首不能再熟悉的歌，亲切感和荣誉感在心里升腾。他说这不仅是对丈夫的守望，更是对信仰的守望，对未来的守望。

长征精神深深烙印在桑植人民心中，代代相传。缅怀革命先烈的手抄报，重阳节去光荣院照顾老红军……桑植县洪家关中心小学通过各种形式，让学生学习红军长征精神。

和历史相似的是，当代桑植又有一场“新长征”需要再出发。有着红色荣光的桑植县，也是我国武陵山片区扶贫攻坚的主战场。从上世纪80年代起，桑植就被列入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截至2015年底，桑植尚有贫困人口10.2万人，占农村人口的32%。全县还有62个村未通水泥路，167个村未实施农网改造，20万人未解决安全饮水问题。

这几年来，不变的是那山那水，不变的是桑植人民的红色信仰，变化的是山里人一步步脱贫致富的获得感。

63岁的利福塔镇村民胡运孝，住上了好房子：两室一厅，整洁的院子，生活设施齐备。就在2015年以前，他还住着上世纪40年代建的不足30平方米的木屋。

这要归功于县里推行的“阳光院”模式，即对贫困户采取集中安置，提供每套30—60平方米不等的安居房，“产权归公、免费入住;进退有序、滚动周转”。“计划到2019年修建1600套阳光院，让全县所有的农村特困户，都能异地搬迁，实现脱贫。”县扶贫办负责人介绍说。

仅仅实现安居梦还不够。桑植县尝试将扶贫资金使用权下放到乡镇，实现基层“责权相称”;创建脱贫创业产业项目“孵化库”，让贫困户择优选择;推行精准扶贫沙龙，搭建产业发展平台，激活基层创业热情;整合部门资金，组建贫困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力争实现“不让一个学生因贫困而失学”目标……县里干部介绍，2016年，全县预计减少贫困人口2.4万，贫困发生率降到11.8%。到2019年，完成全县脱贫摘帽任务，确保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致富道路上，桑植县也是刚刚出发。”县里领导说，“但是初心不改，守望不变，激励着我们一直前行。”

长征中的故事5

“他最为辉煌的一页，是他和战友在获得庐山会议‘剿共计划’这一重要情报后，为了及时送到中央苏区，他敲掉门牙，扮成乞丐，穿越重重封锁线，日夜兼程，把这一关系到革命全局的重要情报及时送到瑞金，亲自交到周恩来手中。其时，正处在红军实行战略大转移的前夜。……”

这是习仲勋同志1996年为纪念项与年同志的文集《山路漫漫》所作序言中的一段，简练生动的文字把人们的思绪一下拉回到那段惊心动魄、烽火连天的战斗岁月。

项与年，原名项廷椿，后化名梁明德，1896年生于福建省连城县，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受中共海外党组织委派，前往荷属东印度婆罗洲(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三马林达，在华侨中开展工人运动，成为当地华侨华工的群众领袖之一。1927年秋，年方31岁的项与年被荷兰殖民主义者驱逐回国后，经组织安排调入中央特科工作。他在白色恐怖弥漫全国的险恶环境中，穿梭于上海、南京、南昌、香港、天津、西安、北平之间，长期从事地下斗争。

1934年10月初，蒋介石在江西庐山牯岭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国民党进攻中央苏区的“铁桶围剿”计划，妄图通过加大第五次“围剿”的力度来最终消灭中央苏区。情况表明，中央苏区和红军已面临巨大危险。然而，当时中共中央的“左”倾领导却脱离实际，命令红军处处设防，企图以阵地防御结合“短促突击”应对国民党军的进攻。

庐山牯岭军事会议刚结束，国民党江西赣北第四区(德安)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莫雄冒着泄密杀头的危险，立即赶回德安向项与年等地下党员通报情况，并将一整套绝密计划交给他们。情况十万火急，项与年立即赶赴南昌，通过秘密电台向中央苏区紧急通报“铁桶围剿”计划的要点。同时，项与年考虑到红军非常需要敌军的具体部署，必须马上将整套计划密写后秘密送往中央苏区，他毅然承担了这一重任。

之后，项与年扮成教书先生，怀揣着密写字典出发了。为避开国民党军队的关卡，项与年白天休息，晚上利用夜幕掩护，避开大路穿山越岭，秘密前行。在逐步靠近中央苏区后，项与年发现敌情远比预想的严重。几乎每个村子都修有碉堡，各山头路口均有岗哨，简直是插翅难飞。如何闯关过卡，成了大难题。经反复思索，他决定改扮成叫花子，走大路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叫花子要有叫花子的样子，他思索片刻，将心一横，抓起一块石头一连敲下自己的四颗门牙。顿时，他的嘴里血流不止，疼痛难忍。当他走下山时，已是脸色苍白，嘴腮肿胀，面部变形，加上蓬头垢面，衣衫褴褛，俨然成了一个乞讨的叫花子。他强忍疼痛将四本密写字典藏在满是污秽的袋子里，上面放着乞讨来的发馊食物，深一脚浅一脚下山前行。沿途敌军哨兵见了，很远就捂住鼻子将他赶走。

一路风餐露宿，历经千辛万苦，项与年终于混过了敌人层层哨卡，到达江西瑞金沙洲坝的中共中央驻地。当周恩来接过项与年的绝密情报时，几乎认不出眼前的叫花子就是相当熟悉的老部下项与年，感动之情无以言表。周恩来在听完项与年汇报后，马上命令红军作战情报部门将四本密写字典复原成文字图表，认真进行分析研究后立即向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汇报。

党中央几天前已收到了简要密电，如今又见到了项与年冒死送来的全套资料，决策依据更为充分。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从瑞金、于都出发，踏上了战略转移的漫漫长征路。这一天，离蒋介石庐山牯岭军事会议结束还不到10天，“铁桶围剿”计划尚未布置完毕，中央红军即提前开始战略大转移，果断突围，撤离中央苏区，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项与年，这位我党隐蔽战线上大智大勇的英雄，为中央红军提前突围、胜利转移，作出了突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