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神圣家族》读后感精品多篇

马克思《神圣家族》读后感 篇一

《神圣家族》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会面并第一次合写的批判青年黑格尔派主观唯心主义和论述历史唯物主义的著作。主要是批判以《文学总汇报》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其中包含了马克思对于近代形而上学批判的重要观点，是马克思向近代形而上学正式进行批判的阵地。

在此作品中鲍威尔及其伙伴创办了《文学总汇报》，在里面鼓吹以自我意识为基础的主观唯心主义，并且宣称他们的理论活动是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唯一积极因素，把这种理论活动称作批判地批判。他们把改造社会的事业归结为批判地批判地大脑活动，认为社会进步的动力是纯粹的思想，只有个别杰出人物，即精神的纯粹的批判的体现者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他们鄙视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该书就是为从理论上彻底批判这种思辨唯心主义思潮而写的。而“神圣家族”也就是对鲍威尔及其伙伴的讽刺。马克思和恩格斯阐述了物质生产在社会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思想，批判了鲍威尔等人把“精神”和“群众”绝对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

在我的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批判的批判”的其原因是在于：

1、他们用自我意识来代替现实的人；

2、不承认历史的真实的发展是群众的历史这一历史的真实；

3、仅仅是用现存的唯心主义哲学和现存的社会意向来制定公式；

4、他们认为群众观、历史观以及哲学观是不相联系的。

《神圣家族》在唯物史观创立过程中占十分重要地位。该书通过批判鲍威尔等人的英雄史观，提出了群众是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原理，反应了无产阶级在社会上的重要性。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现的重要著作之一。

马克思《神圣家族》读后感 篇二

唯物史观的创立，不但引起了哲学史的伟大变革，而且影响了人类历史的进程。但马克思恩格斯并不是天生的历史唯物主义者，他们的思想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这一过程包含着两次重大思想转变，第一次转变是从黑格尔唯心主义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唯物主义的转变，第二次转变是从人本主义唯物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而后一转变较前一转变更为困难，也更具有决定意义。在对后一转变的研究中，我国理论界更多地关注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意义，对在此之前（1844年）的《神圣家族》的意义关注不多，这可能同恩格斯的看法有关。恩格斯认为，《神圣家族》只是进行了“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观点的工作”，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则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事实上，《神圣家族》不只是进行了“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观点的工作”，唯物史观的“天才萌芽”在《神圣家族》中已初露端倪，《神圣家族》是唯物史观的萌芽所在。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则是在《神圣家族》萌芽的基础上对唯物史观的初步表述。

所谓萌芽，是指新生的但未成熟的事物，新的事物在仍持有旧事物外核的同时已在旧事物中显现出来。在马克思恩格斯思想转变过程中，“旧事物”是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唯物主义，“新事物”则是历史唯物主义。笔者之所以认为《神圣家族》是唯物史观的萌芽所在。这是因为：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还没有完全摆脱费尔巴哈的影响，依然保留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唯物主义的痕迹，有时马克思恩格斯还承认天赋的本质固有的天性；有时，他们还讲异化，强调物质的异化，强调群众自我异化的实际后果；他们还用人的本质异化论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和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在异化中，“有产阶级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是被满足的”，而无产阶级得到的则是“非人的生的存现实”；无产阶级反抗私有制是因为无产阶级所处的“达到了违反人性的顶点”的“现代社会的一切生活条件”，使无产阶级“完全丧失了合乎人性的外观”；马克思恩格斯还把自己的哲学称为“现实的人道主义”、“真正的人道主义”、“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但是，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一方面，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继续高度评价费尔巴哈，但费尔巴哈的思想已不占主导地位，费尔巴哈的作用也被限制在批判和突破黑格尔唯心主义体系方面。马克思在1867年写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神圣家族》时说：“我愉快而惊异地发现，对于这本书我们是问心无愧的，虽然对费尔巴哈的迷信观在给人造成一种非常滑稽的印象。”在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外壳下，唯物史观的一些重要观点在《神圣家族》中已显露出来。并且，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揭露了鲍威尔等人英雄史观的思想根源和认识论根源，阐发了唯物主义群众史观的一系列基本观点，科学地解决了群众在创造历史过程中的地位以及群众创造历史的途径和动力等问题。群众史观确立了唯物史观的物质基础，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同时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主要有三个第一次，首先第一个第一次就是在这本书中第一次提出了生产方式的概念，揭示了物质生产是历史的发源地。

物质生产在社会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论点，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论点。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人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人通过自己的劳动去改造自然，占有自然。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劳动是人与动物根本区别的标志，“整个社会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重要原理在《神圣家族》中得到了深化。布鲁诺？鲍威尔宣扬“历史的发源地”是“在天上的云雾中”，与此相反，马克思、恩格斯概括出物质生产是历史的发源地的重要思想，第一次提出生产方式的概念。布鲁诺？鲍威尔说：“从历史运动中排除掉人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排除掉自然科学和工业，它就能达到即使是才开始的对历史现实的认识。”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种把“历史同自然科学和工业分开”的思想是根本错误的。他们针锋相对地指出：真正的认识这个历史时期，就必须认识“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和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和布鲁诺鲍威尔的分歧，实质上还涉及到究竟什么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布鲁诺？鲍威尔认为，人和历史所以存在，是为是真理达到自我意识，他宣扬自我意识是历史发展的动力。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历史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物质生产是整个人类历史的发源地。实际上已经包含了生产方式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的思想。在这里，生产方式的概念虽然是笼统提出来的，它的内涵未完全揭示出来，但已明确地把生产方式作为认识历史时期的标志，作为理解各个历史时期的关键切入点。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突破。他为马克思恩格斯后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通过对生产力和交往方式的表述，构成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运动的思想准备了条件。

当然在《神圣家族》中还产生许多其他第一次萌芽的哲学概念。这需要我们去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和挖掘。

马克思《神圣家族》读后感 篇三

《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一文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一篇文献。他们写作这篇文献的目的是“帮助广大读者识破思辨哲学的幻想”。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以下简称“马恩”）所批判的思辨哲学在各方面都低于当时德国的理论发展水平。因此，马恩在序言中指出，假如他们在这篇文献中没有进而对当时德国理论的发展本身加以探讨，那是由于他们所研究的对象的本质所致。与此同时，他们也不得不用当时所达到的成果本身来同他们所批判的对象做一个简单的对比。这篇序言完全表达了一百多年后我在写作《经济学的童话》时的状况。《经济学的童话》也是为了帮助广大读者识破西方经济学的幻想，也由于所批判对象在各方面都低于当前中国的理论发展水平而没有能够对当前的理论发展本身加以探讨，但我也不得不同时用目前所达到的成果同书中的批判对象做一个简单的对比。

马恩的叙述主要是针对布鲁诺·鲍威尔的“文学总汇报”前八期的内容。他们在第一章中首先批评了思辨哲学那种超出群众、怜悯群众和恩赐群众的心态，并以引用赖哈特先生的古怪的和难以理喻的语句的方式，挖苦了思辨哲学自认为是“通俗化的表现方法”。在第二章中，他们批判了思辨哲学不去承认历史的真实的发展反而要求历史应当如何的做法，指出思辨哲学的历史与真正的历史大不相同，进而指出这些思辨哲学的神圣家族的成员完全不了解和不理解当时的英国社会，甚至只好将英国内务大臣从来没有说过的话归之于这位大臣来显示自己的聪明。在第三章中，马恩通过分析思辨哲学用四页的篇幅以某种详细而逻辑矛盾的大纲对某位先生离开柏林大学哲学系的事情的分析挖苦了思辨哲学的彻底性。

在第四章中，马恩指出，思辨哲学以工人所创造的仅仅是“单一的东西”来“论证”工人什么都没有创造，是因为思辨哲学深恶痛绝任何一种现实的、活生生的东西。在思辨哲学那里，只有其理想的、虚幻的创造才是“一切”。在这里，马恩还指出，思辨哲学仅仅是“用现存事物的范畴来制定公式”，也就是用现存的黑格尔哲学和现存的社会意向来制定公式。公式除了公式便什么也没有。马恩的这一批判同样适用于今天强调所谓范式和公式的西方经济学。在这一章中，马恩还通过揭露思辨哲学者对蒲鲁东的错误翻译是如何歪曲蒲鲁东的原意的来正面评价了蒲鲁东的“什么是财产？”这部著作对现代政治经济学的意义，并对蒲鲁东的不足之处进行了提升。“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论断都以私有制为前提。这个基本前提被政治经济学当做确定不移的事实，而不加以任何进一步的研究，并且正如萨伊所坦率承认的，甚至被当做只是‘偶然’为政治经济学所涉及的事实。蒲鲁东则对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即私有制做了批判的考察，而且是第一次带有决定性的、严峻而又科学的考察。这就是蒲鲁东在科学上所完成的巨大进步，这个进步使政治经济学革命化了，并且第一次使政治经济学有可能成为真正的科学。”如今，西方经济学的一切论断都以自私自利为前提，这个基本前提也被西方经济学当做确定不移的事实，而不加以任何进一步的研究。相比蒲鲁东，今天的西方经济学家倒退得太多了。既然蒲鲁东所完成的进步使以私有制为前提的政治经济学有可能成为真正的科学，而且马恩在这里也指出，蒲鲁东的著作被科学地越过了，那么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继续称为政治经济学就不太合适，至少应当称为“政治经济科学”。

在这里，还有以下几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马恩指出，“工资的数额起初是由自由的工人和自由的资本家自由协商来确定的。后来却发现，工人是被迫同意资本家所规定的工资，而资本家则是被迫把工资压到尽可能低的水平。强制代替了立约双方的自由。”如此看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不仅解放了工人，而且也解放了资本家。第二，马恩指出，“有时经济学家们自己也感觉到这些矛盾，而且揭露这些矛盾成了他们之间的斗争的主要内容。但是，在经济学家们意识到这些矛盾的情况下，他们自己也攻击表现在某种个别形式中的私有制，把私有制的某些个别形式斥责为本来合理的（即他们认为合理的）工资、本来合理的价值、本来合理的商业的伪造者。”第三，马恩指出，“以往的政治经济学从私有制的运动似乎使人民富有这个事实出发，得出了替私有制辩护的结论。蒲鲁东从政治经济学中被诡辩所掩盖的相反的事实出发，即从私有制的运动造成贫穷这个事实出发，得出了否定私有制的结论。对私有制的最初的批判，当然是从充满矛盾的私有制本质表现得最触目、最突出、最令人激愤的。事实出发，即从贫穷困苦的事实出发。”这段论述也表明，我们评价一个经济制度或一项改革措施，不是看它是否使某些人富有，而是要看它是否造成了某些人的贫穷，是否消除或减轻了社会上的贫穷困苦。第四，马恩还通过分析无产阶级和富有这两个对立面，向我们展示了矛盾的对立统一的运动，并指出，“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但有产阶级在这种自我异化中感到自己是被满足的和被巩固的，它把这种异化看做自身强大的证明，并在这种异化中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第五，马恩介绍了蒲鲁东是如何以沙尔·孔德的论证方式恰恰证明了和沙尔·孔德的论点相反的东西，即正是因为土地的数量是有限的，所以土地的利用应该根据大家的利益来调整。这一论证方式同样适用于我们以从自私出发来论证私有制的张五常的论证方式来证明和张五常的论点相反的东西，即正因为人是自私的，所以才要限制私有制，以防止私有制放纵少数人损人利己的自私而使大多数人受害。

在第五章中，马恩分析了思辨哲学家是如何以拙劣的黑格尔式的了解方式曲解欧仁·苏的小说《巴黎的秘密》的，并对这本小说进行了他们自己的分析。在这里，马恩提到，“富人手下的学者即经济学家们……很细心地计算出，穷人为了富人和自己本身的福利应该按什么比例通过各种死亡事件来缩减自己的人数。”而今天的“华盛顿共识”同样很细心地计算出80%的穷人是多余的，是应当通过各种死亡事件来缩减的。

在第六章中，马恩批判了思辨哲学的群众观和历史观，批判了思辨哲学家对群众的征讨，对犹太人问题、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法国唯物主义的发展进行了阐述。这里有一句经典的话就是：“‘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有人以此为自私自利的西方经济学观点辩护，但是，马恩在这里提到的“利益”不是鸡毛蒜皮的个人私利，而是“得到历史承认的群众的‘利益’”。他们明确指出，当这一“利益”最初出现于世界舞台时，总是在“思想”或“观念”中远远地超出自己的实际界限，很容易使自己和全人类的利益混淆起来。例如，资产阶级的利益在最初出现于世界舞台时就与全人类的利益混淆了起来。而在距资产阶级的利益最初出现于世界舞台数百年后的今天，还有人想混淆资产阶级的利益与全人类的利益就只能是别有用心了。在这里，马恩还指出，“同布鲁诺关于人权不是‘天赋的’这种发现相比较（这种发现近四十多年来在英国有过无数次），傅立叶关于捕鱼、打猎等等是天赋人权的论断，就应该说是天才的论断了。”这表明，人们通过劳动来获得满足自身生存需要的权利才是真正的天赋人权。因此，使人们丧失生产资料的使用权进而使得人们无法通过劳动来获得满足自身生存需要的下岗和失业就是对天赋人权的最大侵犯。在这里，马恩还提出，在“德法年鉴”中他们已经向思辨哲学家指出，“现代国家承认人权同古代国家承认奴隶制是一个意思。就是说，正如古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奴隶制一样，现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市民社会以及市民社会中的人，即仅仅通过私人利益和无意识的自然的必要性这一纽带同别人发生的关系的独立的人，即自己营业的奴隶，自己以及别人的私欲的奴隶。现代国家就是通过普遍人权承认了自己的这种自然基础。”这段话以及马恩在这一章所展开的分析，对于我们认识当前西方学者所强调的人权的本质大有裨益。

在第七章中，马恩揭露了思辨哲学需要崇拜，而神圣家族又是如何从它的记者们那里受到它所应受的崇拜的。在第八章中，马恩回到了《巴黎的秘密》这本小说，通过该书人物和情节的展开，揭露了资产阶级、宗教和司法部门的虚伪而残忍的一面，以及资产阶级的消遣性的慈善活动的本质即“人的贫穷、使人不得不接受施舍的那种极度窘迫的境遇，都应供金钱贵族和知识贵族娱乐，应当作为满足他们的自私欲、供他们摆架子和消遣的对象。”在第九章提到思辨哲学宣布世界的灭亡之后，马恩在“历史的结语”中指出，灭亡的不是世界，而是代表思辨哲学的批判的“文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