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红色文化资源调研报告

红色文化资源是指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共同创造的革命文化资源。昆明市作为全国首批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辖区内遍布着十分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蕴藏着厚重的文化底蕴和革命传统。用好用活这些红色文化资源，对于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至关重要。

一、昆明市红色文化资源的现状和特征

（一）资源数量丰富，位于全省前列

首先，昆明市共有红色遗址166个（16个州市共1889个）。其中，重要党史事件和重要机构旧址62个，如：中共云南地下党建党旧址、宜良火车站地下联络站遗址等；重要党史事件及人物活动纪念地44个，如：闻一多殉难处、李士娘地下交通联络站旧址等；革命领导人故居11个，如：朱德旧居、张天虚故居等；烈士墓16个，如：黑龙潭革命烈士陵园、茨坝小哨红军烈士墓等；纪念设施33个，如：东川拖布卡镇树桔红军渡长征纪念馆、寻甸（嵩明、富民）红军长征纪念馆（碑）等。公布为不可移动革命文物91项，列为各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有国家级6项、省级12项、市级13项。其次，昆明非物质红色文化资源丰富，如：聂耳和国歌的故事、西南联大教育救国的故事、闻一多“最后的演讲”舍生取义的故事、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故事等。这些红色文化资源铸就了薪火相传的精神谱系。

（二）空间全域分布，地域分布不均

就数量而言，行政区均有红色遗址分布，其中石林县分布最多，有28个，东川区分布较少，只有2个。主城区主要集中在五华区，遗址知名度和利用率较高，五华区10个红色遗址中就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3个、省级文物保护单位3个，多集聚于翠湖和五华山周边；县（市、区）主要集中在石林县、晋宁区、宜良县。就价值而言，影响较大的红色遗址主要集中在昆明主城区和红军长征经过的区域。

（三）时间跨度完整，呈集中性分布

就红色文化资源形成的时间而言，从大革命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各个历史区间都有分布，但多数县（市、区）其时间排列呈集中性分布。其中，主城区红色文化资源集中在早期中共组织建立时期，与昆明地处省会、交通发达、进步人士集聚有关。禄劝县、富民县、寻甸县等地红色文化资源主要集中于1935年、1936年红军长征两次经过时期，尤其是禄劝县，9个红色遗址都与红军长征有关。西山区、呈贡区、宜良县、石林县等还集中分布在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建立和发展时期。晋宁区还集中在解放战争时期，这是因为云南解放后，晋宁的国民党势力及土匪**尚未肃清，故而留下许多征粮剿匪的革命遗址、烈士牺牲地和纪念设施。同时，不同时期红色文化资源的分布从侧面反映了党组织活动的规律和党的历史。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党的工作主要在主城区、县城和铁路沿线；解放战争时期，革命斗争主要分布在农村。

（四）代表性资源闻名全国，重要性元素名垂青史

昆明市作为云南第一个中共地方组织建立的策源地，凝聚了一批以王德三、李国柱、吴澄等人为代表的革命先驱，中共云南地下党建党旧址现为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云南陆军讲武堂走出了300多位将帅，杰出代表朱德、叶剑英则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重大影响。2020年，陆军讲武堂打造成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国歌的作曲者聂耳是昆明历史文化名片中最响亮的音符。在他短暂的一生中，有18年在昆明度过。聂耳精神与昆明密不可分，2022年，依托西山景区聂耳墓等红色文化资源，建成聂耳和国歌文化党员教育基地。红军长征先后两经昆明，在禄劝皎平渡巧渡金沙江，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意图，禄劝等8个县（市、区）入选国家第二批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长征片区。名垂青史的西南联大、震惊中外的“一二·一”运动，这些都是构成昆明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元素，记载着中国人民在昆明这片热土上抛头颅洒热血的英勇往事，承载了共产党人坚持理想、积极斗争的伟大精神，是昆明极为重要的红色文化资源。

二、昆明市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保护利用机制不顺

第一，缺乏统筹协调部门。目前，红色文化资源的管理涉及宣传、党史、文旅等多个部门，各县（市、区）有关部门各管一块的情况较为突出。如：昆明市文化和旅游局主要负责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利用及红色旅游产业发展，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负责未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革命遗址保护，市委党史研究室则负责红色遗址普查以及红色文化的深度挖掘。在统筹安排、协同发力上未形成组织优势，需要市级层面明确一部门或机构来高位统筹。第二，配套保障制度滞后。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有19个省辖市制定了相关法律法规，对红色遗迹的认定保护、规范管理发挥了重要作用。“十三五”以来，昆明先后制定了《昆明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昆明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管理办法（试行）》。但现有法规和政策仍有较大空白，缺乏专门指导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的制度体系。第三，保护利用资金匮乏。“十三五”期间，昆明市累计投入经费2.11亿元，推进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红色遗址文物修缮保护、名人故（旧）居保护。但资金匮乏仍是红色遗迹保护面临的关键难题，目前主要依靠各县（市、区）的财政资金、政策扶持资金、党史研究室统筹经费，各县（市、区）财政乏力，现有经费无法对所有遗址提供均衡、充足的资金支持，导致红色遗迹开发、运维困难。

（二）资源灭失损坏严重

第一，有些遗址惨遭损毁。如：1936年4月，随行红军18个月的外国传教士薄复礼在富民县被二、六军团释放，但赤鹫镇赤鹫大村郢家大院的红军释放薄复礼遗址还未开发利用，就于2016年毁于火灾；红军长征过富民纪念碑浮雕丢失；东川区位于铜都镇糯谷田村祝国寺小组的原会巧边区解放委员会驻地则因自然和人为因素于1993年完全损毁。第二，有些遗址改变原貌或处于静置。如：盘龙区吴澄烈士故居在1995年被市政公用局北京路北段、鼓楼路开发指挥部拆除，现未恢复重建。北门书屋原为李公朴居室，后为进步人士聚会地，受商业化冲击，一层临街铺面被改造为餐厅，仅留下二层一间屋子作为旧址所在地，虽被评为市级重点文物，但归私人所有，仅以文物形式被封存起来，并未得到开发利用。第三，有些遗址受社会经济因素迁建。2021年，白鹤滩水电站完工蓄水后，东川区曾经唯一保存完好的革命遗址——拖布卡镇树桔红军渡被淹没，于是2020年参照树桔渡江指挥所原样在纪念馆前面重建了当年的红军渡江指挥所。同样，2019年底，乌东德水电站库区蓄水后，皎平渡渡江纪念馆原址被淹没，部分展品迁移至杉乐红军长征纪念馆保管，目前纪念馆正在迁建中。

（三）保护利用地区不均衡

第一，从遗址的利用级别来看，列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红色遗址，逢重大节日便迎来参观热潮；具有级别的红色景区具备一定品牌效应，如：云南陆军讲武堂、西南联大旧址、石龙坝水电站，游人络绎不绝。但地理位置偏僻，只设置标牌而无配套设施的红色遗址，则人迹罕至。第二，从遗址的地理位置看，处于露天状态的遗址无实质性管理措施，如：闻一多殉难纪念碑曾惨遭泼漆、泼墨，到该遗址参观旅游的也寥寥无几。城乡差异明显，地理位置偏僻的红色遗址“养在深闺无人识”，如：茨坝小哨红军烈士墓。郊区尤其是个人使用的遗址，如：龙头村的几个旧址，由于自然因素和年久失修，状况堪忧。个别遗址虽然地理位置较好，但因缺乏宣传而遗迹难寻，如：盘龙区朱德赠映空和尚诗文碑、解放军莅昆纪念门旧址。许多遗址没有得到有效开发利用，其历史风貌随着岁月流逝正在淡出人们的视野。

（四）红色旅游资源开发不够

第一，红色旅游资源整合度和影响力不够。昆明市红色旅游资源丰富，但呈碎片化、分散化布局，缺乏整体长远规划。目前，昆明建成2个全国红色旅游景区，推出10条经典红色旅游线路，但旅游线路相对孤立，没有形成联动效应，相近景点存在同质化严重、形式单一、主题趋同等问题。部分景点客源依赖学校、政府、企事业单位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支部活动等集体行为，群众性参与度不够。就目前而言，没有在全国叫得响的红色文化资源品牌、红色教育基地和红色旅游线路。第二，景区规模和服务水平制约红色旅游长远发展。首先，很多景点粗放式开发，基础设施不完善，免费开放居多，容纳力有限，无法支撑其规模化发展。其次，景区周边没有形成“景区＋”的产业带动发展趋势，未将红色旅游与生态、文化、绿色食品等产业有机融合，导致景区利用率低，客流主要集中在重大历史纪念日（年），缺乏延续性。再次，产品形式、内容单一，以展览、解说为主，创新性不强，体验式参观运用较少。

三、昆明市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的建议

（一）健全保护利用工作机制

第一，健全政策法规，提供组织保障。在系列上位政策法规的指导下，出台《昆明市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专项规划》《昆明市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条例》。成立“昆明市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工作领导小组”，跨部门协调重大事项，形成文旅、宣传、组织、党史多部门联动态势。按照分类保护原则，设“革命遗址保护利用”“不可移动革命文物保护利用”“革命纪念类备案博物馆和纪念馆保护利用”“烈士纪念设施保护利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保护利用”工作小组；聚焦红色资源开发利用，设“红色历史文化挖掘”“长征文化公园建设”“红色文化旅游发展”“红色文艺和文创产品创作”工作小组。第二，加大资金投入，鼓励社会参与。协调市、县（市、区）两级财政，加大对红色遗址修缮、革命文物消防安全、红色景区开发等基础性投入。充分发掘红色文化，争取省级项目立项，寻求上级资金支持，如：2016年，寻甸县对鲁口哨“4·29”渡江令发布地遗址进行申报立项，获省扶贫办批准实施鲁口哨革命老区红色幸福家园示范区项目，兴建了很多纪念场所及配套设施。除政府补助外，鼓励采取政府主导与社会捐资捐赠、社会投资相结合的方式，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开发。

（二）建立多维度保护利用体系

第一，建立红色文化资源数据库。对涉及红色文化的革命遗址、器具、文献、人物、历史事件、规章制度等各种形态的资源进行全面普查，重视口述档案的收集，科学、全面、准确、及时地进行数据调查和采集。建立专门数据库，对其进行数字化处理并著录、标引后分类存储，为昆明红色文化研究和资源保护开发利用做好充分的数据准备。对一些灭失损坏的红色遗迹进行相关信息采集，通过数字化技术恢复原貌，防止其影响力完全灭失。第二，形成分级、分层保护机制。首先，评估每项红色遗址的综合价值和本体条件。其中各级文保单位、一般不可移动文物为一级，综合价值较高、中等、较低且实体尚存的资源分别为二级、三级、四级，实体损毁或灭失的资源为五级。对一、二级资源进行“指定保护”，三级资源进行“登录保护”，四级资源进行“规划控制”，五级资源进行“保护性展示”。其次，形成“域”“面”“线”“点”，即“市域—主题片区—主题线—资源点”联动的四层次保护利用体系，在每一个空间层次上加强“红色文化资源—其他文化资源”的联动性，重视保护与红色文化资源相互依存的文化景观、自然环境。

（三）推进重点红色文化项目建设

第一，实施红军长征过昆明重点项目。首先，以《云南省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为指导，专门编制《红军长征过昆明遗存保护利用规划》，对禄劝等入选国家第二批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长征片区的8个县（市、区）进行统筹规划，重点推进皎平渡、柯渡两大核心项目建设，重视六甲之战陈列馆、普渡河战斗遗址、石板桥阻击战遗址等其他代表性遗址的修缮改造及展览提升。对涉及的24项不可移动文物进行重点保护，围绕保护维修、展示提升、红色旅游、红色文创和艺术创作等多个方面开展项目建设。其次，将红军长征文化线路作为昆明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四条文化线路之一，按照五个文化单元，即安宁—晋宁单元、石林—宜良单元、嵩明—富民单元、寻甸—禄劝单元、东川单元，进行整合打造。再次，建设红军长征过昆明纪念馆，宏观反映中央红军和红军二、六军团过昆明的历史事件，改变单纯依靠柯渡纪念馆、皎平渡纪念馆（现转移至杉乐纪念馆）等孤立展览展示的状况。同时，重视红军长征过昆明的宣传教育，在《威逼昆明 巧渡金沙——红军长征过昆明资料汇编》《红军长征过昆明》等书籍的基础上，出版发行非学术研究型的科普读物。第二，实施环翠湖红色文化圈项目建设。翠湖作为昆明主城区的重要文化名片，集聚着一批著名的红色文化资源。沿翠湖、五华山一带，有革命旧址、纪念馆类4处，即中共云南地下党建党旧址、云南起义纪念馆、云南解放纪念馆、抗战胜利纪念堂；大学、讲堂、名人旧址类4处，即西南联合大学旧址、云南陆军讲武堂、朱德旧居纪念馆、北门书屋；“一二·一”纪念类2处，即“一二·一”四烈士墓、纪念馆。与其他博物馆群落、文化古迹（共30余处）共同构成了环翠湖15分钟文化旅游圈，形成了“一池翠湖水，半部昆明史”的文化效应。应充分利用集群优势，梳理其时间序列和联系，理清昆明红色业绩发展的历史脉络，开展红色文化资源的整合推广，打造环翠湖红色文化圈。

（四）高质量发展红色旅游

第一，提高景区服务水平。加快完善道路、停车场、洗手间、标识牌等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游客中心服务质量，营造交通便利、舒适温馨的旅游环境。规范红色景区管理，以体现红色文化资源的政治、文化、教育价值为目的运营景区，确保“有址可寻、有物可看、有史可讲、有事可说”，杜绝诱导消费、复制抄袭等商业化行为。将红色文化资源用新、用够、用透，邀请省内外专家撰写导游词，讲解员要用规范话语表达红色文化内涵，严禁为迎合游客口味而扭曲事实、以偏概全、恶意解读、哗众取宠。第二，推进“智慧旅游”。运用新媒体技术，在5G基础上，运用物联网等新媒体数字技术开发智能导览，打造“互联网＋革命文物、红色故事”，通过历史场景数字再现，还原革命历史遗迹原貌，提升红色文物的展陈效果。将现代数字技术与艺术形式无缝对接，运用VR技术，通过沉浸式体验和参观，让人们了解历史事件、领悟革命精神。第三，打造特色产品。首先，通过分析比对、分类串联，持续升级10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开通红色公交线路，打造“爱国主义专列”，在途经红色遗址的地铁站张贴海报，通过图片、视频讲述红色故事，形成“熟脸效应”。其次，指导红色旅游景区以红色文化为主题，创排一批红色革命题材文艺精品，开发一系列与红色历史文化相关的文化创意产品，如：陆军讲武堂开发的讲武堂雪糕、冰箱贴和军用水壶备受喜爱。再次，开发“红色旅游＋生态观光＋康体养生＋户外运动＋研学实践＋非遗体验”等优质项目，扩大红色旅游的价值外延。将红色旅游与自然风光旅游结合起来，增强集群效应；将红色旅游与以农家游、采摘游、农业观光为主的乡村特色旅游结合起来，助力乡村振兴；将红色旅游与民族特色游结合起来，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