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社会发展论文【多篇】

经济社会发展论文 篇一

1.高职教育设置专业缺乏前瞻性，与社会需求脱节目前，许多高职院校没有意识到社会服务工作的重要意义，办学理念落后，缺乏市场的前瞻性，在设置专业时考虑市场需求不足，专业设置与区域经济结构不相适应。被重复设置的“热门专业”，就业情况并不理想，而不少区域经济发展真正需要的专业人才又十分匮乏。以城市职业学院为例，按“质量、结构、规模、效益”的评价要素来看，学校专业设置均存在一定的问题：从人才培养质量上，尚不能体现“高”；从结构上看，市重点发展的产业对应的专业还不具规模，如动漫、文化创意；与市千亿产业对应的专业仅有汽车；从总体规模上看已经具备，但存在均衡性问题；从效益上看部分专业的规模效应还未体现，学校专业设置存在的问题也是省高职院校的共性问题。由“十二五”期间省高技能紧缺人才需求调研报告可知，到2015年，高技能人才总量达到200万人。与2008年相比，7年之内增加52．5万人，平均每年增加7．5万人。2020年，高技能人才达到250万人，占技能劳动者总量的31％以上。由表1可知，面向第一产业的专业数、专业点数、在校生数较少，第一产业科技人才严重短缺；由表2、表3可知，面向“十二五”期间要大力发展的纺织、食品、节能环保、新能源等产业的专业、专业点数及在校生数偏少，面向新材料等产业的专业几乎还是空白。

2.教师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有待提高客观来说，高职院校教师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明显不足，一方面，他们的科技开发能力不如普通本科院校教师，专业技术攻关能力比较薄弱。另一方面，大多数高职教师，缺乏企业工作经历，其专业业务工作的实践经验相比一般企业从业人员十分匮乏，课堂讲授与企业生产实践不能很好的结合。这些问题既影响了人才培养的质量，又使得教师开展的社会服务与企业的要求不对接，服务效果不够理想。服务能力建设层次不深入，服务内容和形式有待拓宽目前，大多数高职院校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能力建设层次不深入，服务的内容还比较单一，还只停留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人才、为企业开展员工培训，面向社会开展职业资格培训、认定和考证工作上，缺乏针对企业的生产实际需要的科技研究与开发。

二、城市职业学院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探索

1.明确办学理念，树立服务意识办学理念是学校的灵魂，先进的办学理念对内是凝聚力和向心力，对外是核心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高职教育要牢固树立以服务为宗旨的理念，要进一步明确办学方向，调整专业设置，制定培养目标，紧紧跟上产业发展步伐，承担起经济发展中技能型人才保障任务。学校坚持“五个三”的办学理念：“面向现代城市化、城市现代化、新型工业化”（三个面向），坚持“城市导向、区域导向、市场导向”（三个导向），瞄准“新兴产业、新兴行业、新兴职业”（三个方向），实施“高技能教育、通识教育、养成教育”（三种教育），为经济社会发展造就“能工巧匠、岗位专家、行业大师”（三种层次人才），实现内涵式发展、跨越式发展与差异化发展。2014年，学校进一步确定了“服务经济结构调整，面向市场紧扣产业设专业；服务职业人才培养，依托行业深挖内涵建专业；服务国计民生工程，政行企校四方合作兴专业”的总体思路。专业结构布局以土建、教育类专业为特色（行业、企业背景），以机械、汽车、电子类专业为骨干（区域经济重点产业），以财经、文创、管理、服务、传媒类专业为重点（生产、生活类服务行业）。

2.以“订单培养”等形式为企业提供高技能人才学校积极探索“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通过与用人企业共同制定人才培养计划，签订用人订单，通过“工学交替”的方式分别在学校和用人单位进行教学、实训，学生毕业后直接到用人单位就业的培养模式，实现学校与用人单位之间的高度、密切的合作。如汽车技术与服务学院与长安福特公司合作，在校区内建设实训基地，校企双方联合开发课程、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共同编写教材，共同举办“长安福特订单班”。机械工程与电气自动化学院与世界500强企业“科达集团”合作，校企双方共同开发适合企业需要的教材，开设“新型墙体材料制造生产副厂长”订单班，学生毕业后将成为该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通过订单式培养，该校机电学院焊接专业毕业生月薪超过6000元，打破了高职毕业生拿不到高薪水的成见；学前教育专业、初等教育类专业的毕业生生均6个岗位，还未毕业就被用人单位一抢而空。汽车类、建工类、机械类等专业近年来就业满意度高，受到用人单位的青睐。

3.精心打造职教集团，积极构建区域校企交流平台学校与企事业单位、行业协会紧密联系。截至目前，该校已成立和加入了五个职教集团，政、校、企合作全方位展开，与近300个世界500强企业、国家知名企业建立了稳固的合作关系，共同制订人才培养方案；引入行业企业标准合作开发与设计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程、实训教程、实训手册；聘请企业行业技术人员兼职教学；接纳学生实习、就业。企业因其成熟的文化、先进的技术设备、完善的企业管理、较强的就业岗位储备，成为学校校企合作的可靠战略伙伴。如，该校学前教育学院以学前教育职教集团为依托，通过各级专家评估并获批承担《省学前教育专业技能高考》组考资格。

4.发挥各二级学院特色专业比较优势，面向社会服务城市学校是教育部命名的“师范教育先进学校”，学前教育学院和初等教育学院发挥“师范教育”优势，为省尤其是市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基础教育人才，现市小学、幼儿教育界的名师、骨干教师80％以上都是该校的毕业生，其中不乏教育主管部门的领导。学校汽车学院、机电学院及电信学院承担“市职业技能实训基地”项目，基地主要承担汽车维修工、模具设计师、数控车工、维修电工等7个工种中高级职业技能实训及鉴定基地工作。职业网球学院、外事外语学院积极服务WTA顶级赛事。赛前，网球学院承接了此次活动600多名志愿者的培训，全院师生全程参与、成功策划并实施培训方案。电信学院智能楼宇专业师生共同走进“部级城市住宅试点优秀小区”常青花园社区，对社区高标准道路、水电和现代化的电子监控管理系统进行调研，并帮助维修社区监控系统；参与社区信息采集工作，帮助社区工作人员建立信息查询网站系统，实现社区智能化管理；义务为社区开办电脑培训班，为大家讲解计算机及网络基本知识与基本操作，充分发挥技术专长为城市社区提供服务。

5.打造“双师型”教学队伍，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为增强教师服务行业、企业、社会能力，学校着力打造“双师型”教学队伍，每年外派120多名教师到企业锻炼，积累工作经验，提高实践能力。同时邀请行业、企业的“能工巧匠”、“技术能手”走进课堂，并为行业大师成立“服务大师工作站”，请他们定时到实习基地，手把手教学生学习技能。教师实践能力的提高更好地促进了他们自身的社会服务能力和服务意识的提高，同时也拓展了社会服务领域。

经济发展论文 篇二

［论文摘要］人才作为人力资源中素质高、竞争力强的一部分，已经成为经济发展中最具重要、最具活力的因素。因此，研究人才与区域经济的关系，才能更好利用和开发人才，从而促进区域经济的腾飞。

“人”作为实现经济发展的一种重要资源，很早就成为了众多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早在1676年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弟就曾提出了“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的著名论断，充分体现了人在财富创造中的重要性。而作为“人”这种资源中的一部分，人才因其具有高素质、强竞争力等特质，对引导经济的良性、迅速发展更是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分析人才因素，探讨人才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对于实现区域经济的快速、高效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概念的界定和分析

（一）人才概念的界定和分析。1、人才的概念：关于人才，新编《辞海》的解释是：有才识学问的人，德才兼备的人。当然，这个解释过于抽象，因此，不同的学者对于该解释有了不同的发展。本文选择从人才与人力资源关系的角度解释人才的概念。如果将人力资源比作一个金字塔，而我们所定义的人才则是塔的最顶端的部分。2、人才的属性：（1）知识属性。这是人才的第一属性，突出表现在他们对知识的拥有、追求和锲而不舍的精神上。（2）创造属性。他们善于运用现代的知识，投身于改造社会的生产实践，敢于坚持科学，敢于创新。（3）社会属性。作为社会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人才属于全社会，是社会共有的财富，具有鲜明的社会属性。（4）价值属性。作为社会存在，“人才”是有价值的。其价值通过对社会所做出的奉献表现出来，包括社会的和经济的效益。（5）流动属性。“人才”具有能的特征，因而有流动的属性。它总是流向那些最吸引它、最能充分发挥其才智的地方。人才的知识属性、创造属性及价值属性构成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支撑因素，而其社会属性和流动属性则对地方的人才获取、保持和发展带来了挑战。

（二）区域经济概念的界定和分析。1、区域经济的概念：区域经济是指在一定的空间内由各种生产要素的有机结合而形成的并各具特点的经济运行模式。因此，区域经济的发展不仅是指该区域经济总体水平的发展程度，也包括了其内部结构的整合优化、良性运行。区域经济也可称经济区域，它是由经济中心、经济腹地和经济网络构成的有机整体。2、区域经济的特征：首先是关联性，区域经济是区域内各经济要素、经济实体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所形成的有机整体。其次是层次性，也叫嵌套性，系统都是由一定的层次所组成的，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经济区域也不例外。再次是动态开放性，区域经济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区域内外环境共同作用的产物，并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最后是非线性，也称不可加和性，这是指经济区域内的各要素并不是简单叠加的，而是各经济要素、经济实体按照一定方式有机组合而成，因此其中的某一要素发生变化后，作为一个系统整体的区域经济并不一定发生相应的变化。3、区域经济形成和发展的条件：区域经济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其赖以存在的条件，这些条件包括了：自然条件与自然资源、位置与交通信息条件、人口与劳动力条件和社会经济基础等。“在当今社会，对区域经济影响较大的，主要是劳动力素质，区域经济效益的提高，产业结构层次的升级，无一不与劳动力的素质有关。”

二、人才与区域经济发展两者的相互关系

（一）人才对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从二战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程，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物质资源的短缺，并不能从根本上阻止一个国家从落后向发达的跃进，然而，一个国家人力资源特别是人才资源储量不足，则虽有丰富的物质资源也不可能在世界经济舞台中崛起。这充分证明了人才在区域经济的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人才可以促进区域经济的迅速增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研究成果显示，劳动生产率与劳动者文化程度呈现出高度的正相关，与文盲相比，小学毕业可提高生产率43%，初中毕业提高108%，大学毕业可提高300%。人才的知识属性决定了他们必定是高素质的生产者，人才对于某一专业领域有着熟练的技术程度，在其他生产条件都不变的情况下，能够吸收更多的劳动资料，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人才具有强烈的主观能动性，在参与生产实践的过程中，能主动的改进生产技术，并直接作用于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从而迅速的产生经济效益，促进经济增长。2、人才可以促进区域经济的持续增长。“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论断充分证明了技术进步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所谓技术进步，广义的说是由技术变革而引起生产要素素质的变化而导致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增长的过程。技术进步说明了要实现区域经济的持续增长，不是靠增加劳动或资本投入量而产生的，而是依靠技术的改革与创新实现的。人才的创新属性决定了其能在技术进步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此外，人才的可再生性也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3、人才可以促进区域经济内部结构的良性发展。区域经济内部产业结构的优化也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一种表现。人才的知识属性突出的表现为他们对知识的拥有、追求和锲而不舍的精神，因此人才对于新知识的追求、对新事物的敏感决定了他们善于采用新的观念和技术，淘汰旧的技术，从而促使整个企业乃至行业的优胜劣汰，实现产业结构变革，使其能更好的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二）区域经济的良性发展能吸引和留住人才。1、良好的区域经济可以为人才提供满意的薪酬。付出劳动自然希望能得到价值相当的回报，人才也是经济的动物，对于薪酬也有一定的期望值。作为一种刺激的手段，付给满意的薪酬才能吸引和留住人才。区域经济的良性发展为较高的薪酬水平提供了基础，也为其提供了保障，因此对于人才具有一定的吸引力。2、良好的区域经济可以为人才的自身发展提供更多的机会。人才不仅对知识有着强烈的追求，对于自身的发展也有着强烈的渴求。人才如果不会自我学习、自我更新，则不能称之为人才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一个良性发展的经济区域必然包含着难以数计的经济要素、经济实体，这为人才的自身发展提供了很多的机会。3、良好的区域经济为人才生存和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蛟龙需在深海游，才能一显其所长，人才也需要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外部环境才能发挥其最大的作用。优越先进的工作环境、宽松和谐的生活环境、学术前卫的知识环境都成为了吸引人才的重要因素。

三、获取、保持、发展高素质人才，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些建议

当今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既演绎着对物质资源的争夺，也演绎着对人才的争夺。世界著名的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公司曾预言：“世界将陷入一场人才争夺战。”世界性的人才短缺以及人才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迫使各经济区域不得不想尽办法吸引人才、留住人才，从而为本经济区域的持续发展不断注入活力。关于引进和吸引人才、培育和开发人才有很多的策略和方法，这里主要提出几点建议：

（一）转变观念，将人才的引进、开发提升到战略的高度，形成适合本区域的人才战略。各地区应根据本区域经济的实际情况，建立相应的“引、用、育、留”一体化战略，建立和完善人才的引进机制、管理机制、培训机制、流动机制，并将其有机结合，以此作为指导其他各项人才政策的依据。在充分利用人才的同时注重人才的管理和培训，不断提升人才的竞争力，从而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竭的最核心资源。

（二）在人才战略的基础上，注重人才环境的优化。完善政策法规，规范规章制度，提高管理效率，为人才成长发展提供良好的政治环境；树立正确的人才观，尊重人才，爱护人才，为人才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提升薪酬水平，保障福利待遇，为人才提供稳定的经济环境；注重硬件设备的引进、信息的开放共享，为人才提供成熟的技术条件。

（三）发挥政府在人才的获取、保持、发展中的宏观指导作用。在人才的获取、保持、发展过程中，要坚持市场调配和政府宏观指导相结合的方针，发挥政府的宏观指导作用。政府需要从人才市场的直接运作中退出，转向对市场的管理，而不是直接参与。按照“小政府、大社会”的要求，加强法规、政策的透明度，做到依法管理，提高调控和引导的能力、水平，促进区域内人才工作的健康发展。

（四）关注区域内的人才流动，使其实现良性循环。池塘中的水需要经常流动，才能保持新鲜和活力。区域内的人才也是如此，否则区域内的人才水平就会停滞不前，最终被日新月异市场所淘汰。因此，需要建立完备的人才流动机制，管好“入口”，畅通“出口”，保持信息的畅通，重视市场配置人才资源的作用，实现人才的良性循环。

（五）注重区域内的人才培育与开发。目前，世界人才争夺已经处于白热化的状态，只靠人才的引进将难以完全满足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需求，因此必须立足于自身培养，注重教育，从自身区域内培育和开发人才，从根本上解决人才短缺的问题。二战后的日本就是一个例证，它在物质资源曾极度匮乏、经济萧条的情况下，唯一没有放弃的就是教育，正是这一明智举措为其随后的经济发展和腾飞造就了最有力的资本。

四、结语

区域经济的竞争，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人才的竞争。新加坡留美博士叶傅在《人才战争》一书中曾说道：“人才战争是一场与美伊战争不同的战争，因为没有流血、也没有牺牲，而这场战争争夺的对象不是配备手榴弹与枪枝的军人，而是配备计算机、个人数字助理器及手机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毋庸置疑，区域经济要发展，必然需要有大量的人才，这样才能在全球化的竞争中处于领先的地位。

参考文献：

1、苏延林、王通讯：《人才资源学导论》[M]，中国人事出版社，1994年。

2、卢义茂：《科技？经济？人才》[M]，珠海出版社，1997年。

经济社会发展论文 篇三

关键词：污染概念排放倾倒危害性废物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修订的《刑法》，自1997年10月l日起施行。修订后的《刑法》在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的第六节专设“破坏环境资源罪’，，规定了污染环境的犯罪和破坏自然资源保护的犯罪，第338条规定厂违反国家规定，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处置有放射性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这是在我国刑法首次规定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对推动和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运用刑罚手段，打击污染环境的犯罪活动，使之环境污染日益加剧的趋势得到有效控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修订后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

修订后的《刑法》第3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从而废除了1979年《刑法》第79条规定的类推制度。由于1979年《刑法》未规定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因而在现行实施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及《水污染防治法》等环境保护法规，分别对违反规定，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违反规定，收集、贮存、处置危险固体废物，造成重大污染事故以及违反规定，造成重大水污染事故，均比照1979年《刑法》第115条规定的违反危险物品管理规定肇事罪或比照第187条规定的罪论处，依此分别类推为重大大气污染事故罪，非法收集、贮存、处置固体危险废物罪，重大水污染事故罪等。根据罪刑法定的原则，自修订后《刑法》生效起，将废除上述比照类推的三个罪名，并依照修订后《刑法》第338条规定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追究刑事责任，定罪处罚。

2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概念

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是指违反国家规定，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危险废物’，即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害物质或其他危险废物，并且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依法应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该犯罪的行为有以下三个基本特征：

(l)对社会具有一定的危害性，所造成的不是一般环境污染事故而是重大污染事故。

(2)该犯罪行为触犯了《刑法》第338条规定，只有当行为不仅具有社会危害性，而且具有刑事违法性时，才能认定为犯罪。

(3)本罪应是受刑罚处罚的行为。因此，违反国家规定，所造成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或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行为，给社会造成一定的危害性，是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最基本的属性，也是刑事违法和应受惩罚性的基础。

3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构成特征

3.1犯罪的主体

本罪的主体是实施了危害环境，致使公私财产造成严重损失或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行为，并依法应承担刑事责任的自然人和单位。从我国环境管理和司法实践中看，本罪绝大多数主体是从事生产或经营活动的企、事业单位中为本单位谋取非法利益，主观上具有牟利性，只顾发展生产，以破坏环境为代价，而造成严重环境污染事故的直接负责人员和直接相关人员。此外，自然人犯罪是为了个人谋取非法利益，这是与单位犯罪在主观上的根本区别。

3.2犯罪的主观方面

这是指本罪的主体实施重大环境污染的危害行为，致使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或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心理状态而言。从行为主体上看，绝大多数出于过失，一种属过于自信的过失，即行为人对染环境，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严重后果应当预见到，但轻信能够避免污染事故的发生。如向水体排放有毒废水，以为水体稀释能力大，自信不会造成污染事故，而结果使大面积养鱼死亡及人畜中毒。另一种属疏忽大意的过失，即行为人对于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及后果应当有所预见，由于疏忽大意而未能预见。如由于实践经验或技术业务上疏忽大意，将未经处理的大量有毒废水直接误排入水体，造成生活饮水水源受到严重污染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

此外，行为人明知违反规定，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会造成严重后果而故意实施的，则不构成本罪，应根据《刑法》，依据犯罪的主客观要件及犯罪事实追究刑事责任。如行为人为了达到报复的目的，将有毒废水倾倒至他人鱼池，致使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则应以投毒罪论处。

行为人在客观上虽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且后果严重，但不是出于主观故意或过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意外事故，则不构成本罪。如洪水、山体滑坡等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并及时采取应急措施，仍不能避免造成环境污染损害的，《环境保护法》第41条规定，免予承担责任。对于突发性污染重大事故，如不是由于自然灾害，而是生产中存在事故的隐患及风险，且事先可预见，而未采取防范措施造成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应追究刑事责任。

33犯罪的客体

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侵犯的客体是我国宪法所保护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野生生物、自然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和国家为保护环境而颁布的一系列法律以及公私财产权、人身权。行为人侵犯上述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并造成严重的危害结果，对社会具有一定的危害性。

3.4犯罪的客观方面

3.4.1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危害行为

必须是违反国家规定：(l)违反法律，即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决定；(2)违反行政法规，即由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规定等行政措施，主要包括《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及《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法规。上述法规对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处置危险废物的各种情况作了具体的规定。在查处此类案件时，应首先查明行为人违反了哪些规定：如没有违反国家的规定或仅违反地方性环保行政规章，都不能构成本罪。

本罪危害行为的客观表现为：(l)将各类危险废物直接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2)通过运载工具等方式向土地、水体、大气倾倒各类危险废物；(3)将各类危险废物采取焚烧和改变其物理、化学、生物特性的方法处置，以达到其减少数量、缩小其体积、减少危险成分。危险废物是指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者根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方法认定的具有危险性的废物。主要包括：(l)放射性废物，即放射性固体废弃物，高、中、低放射性物质的废水，含放射性物质的气体和气溶胶等；(2)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即含各类传染病细菌原体的污水、污物等；(3)有毒物质，即那些直接或者间接为生物摄入后，导致该生物或者后代行为反常、遗传异变、生理机能失常、机体变形或者死亡的物质。行为人实施上述危害行为，并导致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及严重后果，应承担刑事责任。

3.4.2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危害结果

本罪要求有实际的危害结果，行为人违反国家规定，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即具备《刑法》第338条的因果关系，亦称为结果犯。如果行为人虽违反国家规定，仅造成一般环境污染事故，则不能构成本罪，依照环保法规作出相应的行政处罚。

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认定标准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未作司法解释前，可根据司法实践及案件的具体情况，参照国家环保局1987年颁布的《报告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的暂行办法》，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为重大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应追究刑事责任：(l)由于污染或破坏行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在5万元以上；(2)人员发生明显中毒症状、辐射伤害或可能导致伤残后果；(3)人群发生中毒症状；(4)因环境污染使社会安定受到影响；(5)对环境造成较大危害。

凡属重大或特大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均由地、市以上环保局确认。根据《全国环境监测管理条例》的规定，省辖市以上环保局所属的环境监测站是本行政区域内环境污染纠纷、重大环境污染事故法定技术仲裁机构，所出具的环境监测数据和资料应作为认定环境污染纠纷、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责任的技术依据。

4重大环境污染罪的刑罚处罚

修订后《刑法》第5条规定了罪刑均衡原则；第338条规定本罪刑罚处罚的标准；第346条规定本罪可由单位构成。在破坏环境保护的犯罪中，绝大部分是单位所为，他们无视国法，为了谋取单位的非法利益，肆意破坏和污染环境，因此用刑法来惩处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单位犯罪十分必要。

根据《刑法》第338条规定，犯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即造成特大环境污染事故)，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第346条规定：单位犯本罪的实行“两罚制’，，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依照第338规定处罚。

5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与相似犯罪的区别

5.1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与非法进口固体废物罪的区别

两者所侵犯的客体均为国家环境保护的制度，即《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客观上都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主要区别在于：(l)犯罪主体不同，前者多数为单位犯罪；后者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2)犯罪的主观方面不同，前者多为过失；后者表现为故意。(3)犯罪的危害行为不同，前者是在中国境内倾倒、堆放、处置固体废物；后者是将中国境外的固体废物进境倾倒、堆放、处置。

5.2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与重大责任事故罪的区别

两者均为过失犯罪，客观上都造成重大事故且后果严重，主要区别在于：(l)侵犯的客体不同，前者侵犯的是国家环境保护制度；后者侵犯的是国家公共安全制度。(2)犯罪主体不同，前者多为单位；后者为直接从事生产的职工、指挥生产的领导人员。(3)客观表现不同，前者表现为违反规定，排放、倾倒、处置各种危险废物而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后者表现为在生产过程中，违反规章制度或强令职工违章操作，而造成重大伤亡事故且后果严重。

5.3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与违反危险物品管理规定肇事罪的区别

两者均为过失犯罪，所造成的重大事故都为与危险物品有关，主要区别在于：(l)侵犯的客体不同，前者侵犯的是国家环境保护制度；后者侵犯的是国家公共安全制度。(2)犯罪主体不同，前者多为单位；后者是从事危险物品生产、储运、使用过程中的职工。(3)客观表现不同，前者为违反规定，排放、倾倒、处置各种危险废物而造成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后者则是在生产储运、使用危险物品过程中，因违反管理危险物品的规定而发生的重大事故。此外危险废物与危险物品仅一字之差，但范围和意义有所不同。

5.4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与失职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区别

经济社会发展论文 篇四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市场经济中公共企事业的分级所有和分类管理；政府对公共企业的管理；减轻财政负担和实施结构调整的非国有化政策；对我国国有企业管理和改革的参考与借鉴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当代市场经济中各国政府对企业的管理、场经济中公共企事业的设立，是由于需要政府提供市场本身不能有效提供的、各国公共部门的企事业按其沿革和性质一般分为三种、纳入各级公共财政，与政府的财政预算体制直接挂钩、公共资产管理和资本运营纳入政府财政预算管理体系、公共企业领导人的任命：非官员化原则和人制度、国营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和激励机制、政府部门对国营企业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系统、实行非国有化政策的原因、非国有化政策的做法、政府在必要领域保持控制力的方式、对于保留在自然垄断领域的国有独资企业、对于划入竞争领域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等，具体请详见。

内容提要：当代市场经济中各国政府对企业的管理，只是指政府在自然垄断领域用直接管理和间接管理相结合的办法对少数公共部门的公益事业和公营企业的管理。而多数在竞争领域的中央或地方所有的混合股份公司按一般民营公司对待，政府基本上不干预或参与其企业经营管理。

关键词：公共企业管理改革

当代市场经济中各国政府对企业的管理，只是指政府在自然垄断领域用直接管理和间接管理相结合的办法对少数公共部门的公益事业和公营企业的管理。而多数在竞争领域的中央或地方所有的混合股份公司按一般民营公司对待，政府基本上不干预或参与其企业经营管理。

一、市场经济中公共企事业的分级所有和分类管理

市场经济中公共企事业的设立，是由于需要政府提供市场本身不能有效提供的、具有使用上“非排他性”的和利益上“非占有性”的公共货物，对市场供应不足或供应不够有效的货物予以补充，由政府控制战略性资源和为公众提供服务。因此，需要公共企事业在某些重要产业发挥主导作用和弥补市场缺陷的调节作用，成为政府职能延伸到微观的、贯彻公共政策和实施公共管理的一种特殊干预手段。

西方各国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服务于社会目标的公共团体所有的资产称为公共所有。公共所有的企事业在法律上按照公共财产的归属分级所有，分为中央政府所有(即国有)和各级地方政府(省和市镇)或服务于社会目标的公共团体的地方所有。各级政府间有明确的财产边界，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所有的资产无权支配和受益。

各国公共部门的企事业按其沿革和性质一般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从中央和地方政府行政机构分离出来的、从事工商活动的公共事业机构如邮电局、国家印刷厂、无线广播和与地方政府相联系的供水、住宅等管理机构和一些公立的教育、医疗、社会福利机构。有的不具法人地位，有的具有法人地位。在日本称为直营事业或法定事业。

第二种是在自然垄断领域具有工商性质和法人地位的公营企业，由中央政府独资经营的即国营企业，由地方政府或服务于社会目标的公共团体经营的是地方企业。在日本按特别法律设立、由政府出资经营的称为特殊公法人企业。

第三种是在竞争领域和从自然垄断领域分离出来的具有工商性质和法人地位的混合股份公司，中央一级的是国有股份公司，其国有股份一般占50%以上，在法国国有股份占30-99%的都叫国有股份公司；地方一级的是地方股份公司；还有中央、地方和民间资本混合的股份公司。

根据各国法律，各级公共企事业基本上按两大类依法分类管理：

一类由公法(欧洲大陆法系)规范或议会通过特殊法案(英美法系)规范并采用民法的一般准则，适用于在公共服务领域和自然垄断领域的上述前两种公营企事业。公益事业(如邮政通讯、供水供电、市政环卫，以及海关、审计、税务管理等行政部门和公立的医疗、教育、社会福利等服务性部门)以服务于社会公众而需要积极发展，自然垄断性公营企业侧重于控制国防工业和经济命脉(如道路交通、能源电力、航空和金融等基础设施)以保证国家安全和经济增长。这类公营企事业以实现社会目标(包括就业目标等)为主，较少体现盈利目标；尤其自然垄断行业具有强烈的规模经济效应，要投入大量“沉淀资本”才能开业，要由政府承担资源配置，必须纳入各级公共财政，与政府的财政预算体制直接挂钩。由于这类公营企事业的经费不能全部直接从服务对象收取，在优先满足社会目标的过程中，需要花费较大成本而投资回收又很慢，所以直接经济效益偏低，需要政府的财政补贴或政策性补贴，致使政府来自税收的财政负担很重。为了尽量减少公共财政资源浪费，就需要制定公共领域的具体法律来规范各种公营企事业的组织结构和经营行为，并通过公共政策针对自然垄断行业进行某些保护性和限制性的经济规制，以保证社会目标的实现和保障公众得到良好的服务并支付合理的价格；又要保证市场的公平竞争而不破坏市场经济的效率。

另一类由民法类的公司法规范，适用于在竞争领域的一般公司，以盈利目标为主。混合股份公司与一般公司一样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其组织结构和经营行为由各国公司法规范，政府仅限于对公司主要领导人的任命和对资产的流入与流出实行监督。公司经营受政府政策和市场机制的引导，平等竞争、优胜劣汰。

二、政府对公共企业的管理

西方市场经济中政府对公共企事业依法实行分级所有和分类管理，并对公营企业采取直接管理和间接管理相结合的办法。

1.公共资产管理和资本运营纳入政府财政预算管理体系

各国国有资产管理和资本运营的隶属关系都与该国政府的财政预算体制直接挂钩。中央公共企事业的资产统归制定和实施国家预算的财政部(日本是大藏省)管理，例如，法国经济财政部的中央预算职能由一般预算、附属预算和国库特别帐户构成。一般预算是中央预算的主体部分，其收入主要来自税收，其它为国有企业利润分红(上缴经济财政部的国库司)和国外收入等。凡涉及国有企业的投资计划、资本变动、股权安排、重大发行债券和股票计划，都要报该部决策，重大问题还要由内阁会议决定。附属预算是专为政府经营的拥有财务自的非法人机构设立的法国特有的一种预算形式，中央公益服务性事业直属该部预算司，既要满足这些自给事业的财政需要，使其脱离政府机关，实行独立核算，又不和一般预算断绝关系，要求其做到自平衡。如有盈余则列入一般预算，如出现赤字便由一般预算补贴。然而，尽管由财政部统一行使国有资产管理的职能，还要会同各行业主管部门对国有企业进行领导人任命、行业指导和审计监督，重要问题由内阁会议协调决定。这体现了中央政府综合行使所有者职能和实际意义上的“国有”或“国营”。

2.公共企业领导人的任命：非官员化原则和人制度

由于政府直接经营国营企业容易产生经营管理官僚化弊病，各国政府一般采取授权人的办法，甚至授权私营企业予以经营；而政府则加强直接监督和规制。欧美国家实行政企分开，国营企业的董事长和总经理及其下属不能来自政府机构，政府的部长或议员不得参加董事会，或政府官员一旦被任命为企业的董事长便不再担任政府职务，称为企业直接经营者的非政府官员化原则。政府一般从企业界选聘人，委派具有长期丰富实践经验的经营管理专家承担这部分国有资产的经营责任。法国、德国的国营企业领导人由各行业主管部长提名，征得财政部长同意，提交内阁会议讨论，由总理以法令形式任命。国营企业董事会的任何重大决策都要同政府有关部门磋商。法国政府对于国有混合股份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的任命，在国家控股90－100％的公司与在国营企业相同；在国家控股50－90％的公司也由政府提名确定，但对子公司的领导人选不予干涉。政府各部门通过严格的监督系统评估国有企业领导人的经营业绩，决定是否继续予以任命或免职、甚至承担法律责任。东亚国家(如新加坡)的国有企业有政府委派公务员参加董事会的情况，但总经理必须来自企业界，说明欧美与东亚国家政企分开的程度不同。各国法律还规定，必须由企业最高权力机构任命经过官方资格认证的、与该公司没有利益关系的审计员作为该公司的人，在公司内部实施强制性审计，并报告审计结果。

3.国营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和激励机制

企业最高权力机构，在一般公司和混合股份公司是股东大会；而在公营企业是董事会或监事会。现代企业制度规范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以及公司战略决策权与日常管理决策权的适度分离。欧洲各国法律规定了职工代表和经济环境代表在国营企业董事会或监事会中的地位(美国企业的董事会中还要有消费者代表)。法国大型国营公司施行“三方代表制”：即政府委派的代表、职工代表(其中有工会的名额)和经济环境代表(与企业经营活动直接相关的银行、律师事务所的代表、管理咨询顾问、科研机构的技术专家和非竞争性同业的上下游企业的董事或经理代表等)各占1/3组成董事会。德国公司监事会中同股东代表对应有一定比例的职工代表(小公司占1/3，大公司占1/2)，还有一定数量的外聘监事。这样，国营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组成了比较完善的制衡机制和监督机制，也体现了现代企业生产经营决策社会化的趋势。各国国营企业普遍实行自治管理，在组织机构设置、生产和营销、人事管理上有很大自。而财务管理受到政府部门严格控制，工资水平既受同业协会制约，也需要政府部门批准。各国法律规定了国营企业职工不仅有参加民主管理、提出合理化建议的权力和选派代表参加董事会或监事会的权力，还有参与分享利润盈余的权利。法国在拥有100名以上职工的企业中实行强制分享利润方案，设立盈余股份基金，工作三个月以上的职工有权按其报酬比例在法律规定限额内分享。德国公司通过有条件增加股本方式将新配股份给职工作为分享盈余的一种方式，通过获得自有股方式向职工分配股份。政府用减税的方法予以鼓励。新加坡政府对国营企业资金增殖的增长率超过银行年利率的部分，允许企业提取15%作为奖励基金，其中1/3奖给经营者，另外2/3由经营者奖给下属。

4.政府部门对国营企业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系统

各国政府对国营企业的财务控制十分严格。法国财政部门每年由专设的基金确定向国营企业投资的额度。一是控制项目，即划分项目投资额的管理权限，大项目必须由财政部审批；二是控制投资收益率，用预期收益率与资本利率比较，以决定是鼓励还是限制；三是控制资金来源，政府规定企业自有资金在有国家拨款和发行债券的总投资额中必须占有一定比例(如20~30％)。对于国营企业经营方向，政府部门一般下达指导性计划。法国政府的特殊做法是由工业研究部、经济财政部、国家计划总署和行业主管部门的代表同国营企业一起谈判，签定3－5年的计划合同，规定双方义务，使企业发展计划符合政府的政策目标。韩国从1983年实行国营企事业经营业绩协议，既考核公共目标(为主)，也考核盈利目标，使奖励与业绩挂钩，定期向社会公布其业绩排序。

各国政府对国营企业的监督十分严厉。以法国为例有三重监督系统：一是经济财政部的监督，向企业派驻国家监督员，经部长授权行使其部分权力，检查企业的经营活动、财务管理和评估效益；二是专业部门(工业研究部、运输部、邮电部、国防部)和国家计划总署的监督，向企业派出国家稽查员，专门对企业的技术和投资进行过程监护和事后监督；三是国家审计法院的监督，专有帐目法庭的财务稽查员检查企业的原始凭证和会计帐目，审计财务收支和经营合法性。近年简化为专业部门对口监督，但重要财务问题仍要向经济财政部报告。这套三重监督系统使国有资产的运营受到严格的监管。另外，议会有权审查国营企业的预决算和年终报告，可以设立专门调查或监督委员会，检查某些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德国和英国也采取类似监督系统。

三、减轻财政负担和实施结构调整的非国有化政策

西方市场经济中把对私人企业用各种合法方式收归国有的政策称为nationalization，一般译为国有化或国营化；反之，通过立法把国有股份的一部分或全部出售给其他法人和私人、以及授权私人经营的政策称为denationalization，一般译为非国有化或民营化。

1.实行非国有化政策的原因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至80年代，西、北欧各国和一些东亚国家经过了从经济复苏时期的国有化到经济赶超时期的非国有化的过程，既与各国历届政府政策有关，也有生产力发展到不同阶段的特点。西、北欧国家国有化涉及范围较广和国营企业数量过多，造成了国营企业的经营活力下滑和政府沉重的财政负担，降低了本国资本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虽然实行了福利国家政策，在较大程度上摆脱了振荡性经济危机，却成了政府难以承受的财政包袱。近年来，发达国家一方面精简政府机构，减少行政开支；一方面更加慎重地选择公共物品范围，尽量减少直接经济效益不可能很高的自然垄断性公营企业的数量，推动公营企业的非国有化，主要是为了进行市场结构调整和完善市场机制。尤其在财政预算体制上需要尽量减少公共财政负担和政府对公营企业的财政补贴，并把出售国有股份得到的资金用于经济结构调整、发展公共福利事业和向具有战略性的高新技术领域再投资。国有化和非国有化是在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通过公共政策综合调节市场机制的重要内容，经过国有化的高速积累和市场机制的发育之后，需要进行放宽经济规制和调整社会规制的规制改革，从而推动了行政改革和企业改革。

2.非国有化政策的做法

西方在实行非国有化政策当中，将国营企业改造成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的过程称为公司化。将国有企业出售一部分或全部股份的过程称为私有化，并需要相当完善和较大流动性的金融证券市场条件。除了英国之外的西欧和北欧各国对非国有化比较慎重。瑞典政府把不必要由国有独资的企业转换成股份公司并根据需要保持国家控股和一定的持股比例，从而筹集资金，既增强政府控制的企业的实力，又减少行政干预。法国从1993年对58家公营企业集团中的21家实行非国有化后，仍然保留电力、煤气、煤碳、航空、邮政及电讯等在自然垄断领域的公营。而在英国和一些东亚国家，则是国有经济退出竞争领域和将从自然垄断领域中剥离出来的部分出售国有股份或出让经营权，但要为解决失业严重带来的社会问题和如何克服私人资本的垄断倾向与损害社会公众利益的问题而采取措施。

在非国有化的做法上，首先把管理国有资产转变为经营国有资本，这是产权商品化和市场化的前期准备，市场经济国家在50～60年代基本完成。进而在竞争领域和自然垄断领域不同程度地放开规制和开放资本，各国在相同领域的做法也不尽相同。例如在竞争领域，德国在1987年出售了大众汽车公司的全部股份，将其所得资金建立了大众汽车基金会，10年来提供了34亿马克的科研基金。法国从1993年起对雷诺汽车公司的改造采取了特殊的“雷诺方式”，实行资本开放，确定国家持股水平在53％。其余的股东，由几个重要工业金融企业组成一个持有核心股份5％、并将上升到15％以上的“稳定投资股东集团”；同时推行“大众股东制”，确定公众股和法人股占公司股份的28％，其小股民数在百万人以上；职工股占5％，股票价格低于公开售价的20％，占公司总人数61％的10.2万名职工购买股票。1994年雷诺公司固定资产增加了20亿法郎。又如在自然垄断领域，1997年初法国国民议会审议通过了政府全面改造国营铁路公司计划，以解脱其长期亏损和高额债务。对其仍然具有垄断性部分与可以转入竞争性部分进行区分，既对保持垄断性的部分进行结构调整，又将转入竞争性的部分引入竞争机制。措施之一是把铁路设施管理与运输经营分开，成立国营铁路网络公司，负责铁路设施的建设、维修和保养，从而把国营铁路公司的大部分债务(约1340亿法郎)转移出来，由政府通过直接拨款和金融市场筹资等方式逐步偿还；措施之二是下放铁路管理权，实行地区化管理，由22个行政区根据当地条件和运输要求参与铁路运营线路、站台、中转站的管理和价格制定，使铁路运输为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服务发挥更大作用。1993年英国对国营铁路区分和剥离成两块：其一，铁路和信号系统仍为国营企业；其二，客运和货运系统是在政府规定了某一线路或区间的车次、运行时间和收费限价要求后，向社会招标拍卖一段时期的经营权，中标的公司要自置车厢，在合同规定的运营期内向国有企业交纳使用费，按市场竞争机制运营。

3.政府在必要领域保持控制力的方式

1)设立国有控股公司。在法国、德国、瑞典、奥地利、意大利的大型国有企业中有一些集团式的国有控股公司，在日本叫持株会社。一般称控制了一组公司的公司为控股公司，这组公司与控股公司组成企业集团。国有控股公司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反垄断法、税法、行业法规和特殊法律程序设立。由国家绝对控股或相对控股，即使国有股份低于50％，根据法律国家也能享有特殊的权利。按照经营范围，控股公司可以分为综合性和专业性的。国际经验表明，国有控股公司只管理中小企业并使规模受到一定限制，这种控股公司最为有效；按照专业部门分类并且作为几个业务公司的母公司而建立的控股公司也较有效。而综合性控股公司似乎弱化了政府的行政干预，却可能强化它自身对下属国有股份公司的内部行政干预，容易形成臃肿的管理机构和对工业活动所特有的瞬息万变的状况反应迟钝，以及在附属公司之间转移资金、抽肥补瘦而保护落后。按照经营战略，控股公司又可以分为纯粹控股公司和混合控股公司，前者仅靠获益和控制，后者同时做实业。日本法律禁止设立纯粹控股公司，而美国法律未予禁止。国有控股公司的设立是根据政府明确的政策目标，作为政府财政部门与一般国有混合公司的中间机构，利用股份公司制度，通过对其它公司持股和参加经营来支配和管理一群公司，以较少的资本左右更大范围的经济活动，并着眼于资本集团的资本增值。因此，政府通过国有控股公司来使用新增资本可能比传统的财政补贴具有更好的资本效益；同时存在的风险是，如果由于出现内部人控制而经营不善或监督不严，就可能陷入日益严重的财务困难。

2)立法规定控制权。在非国有化过程中，需要由各国政府规划在哪些领域保持绝对控股或相对控股地位，以及在必要领域保持决策权或否决权。德国政府把在德意志交通信贷银行的国有股份降到50.1％和把铁路运输公司的国有股份降到25.1％，是依据联邦法律规定：持股50％以上的股东拥有决策权，持股25％以上的股东对股东大会的决议有否决权，仍然保持了国有股份的控制力和影响力。

3)特别股权安排是在重要行业的企业中保留一部分尚不出让的股权(称为政府后效股或黄金股)，以防止有损国家安全的或在过渡期间经理层利用非国有化的机会来扩大其个人利益和损害公众利益的“不受欢迎”的收购或兼并，以保持政府效力。

4)特许经营权是在自然垄断性的供水、供电、煤炭和铁路部门中的专营权安排，如上述英国铁路对客运和货运系统采取招标经营的办法，既提高了经营效率，又保留了政府对自然垄断行业控制的特点。

四、对我国国有企业管理和改革的参考与借鉴

与西方的经济历史发展和概念含义不同，我国公有制经济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多样化。党的十五大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需要解决政府财政负担过重和企业效率下降的问题，通过缩短战线，抓大放小，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改组。既确保国家掌握战略性资源和经济命脉，又使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从资产管理转入资本经营，扩大公有资本的支配范围。因此，首先要捋顺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实行分级所有。在国务院综合行使国有资本所有者职能和企业产权清晰的前提下，立足于国家财政预算能力进行经济结构调整，设立资本预算和国家投资基金，把对国有企业和公益事业的存量、投资、补贴和收益纳入财政预算管理。建立政企分开的投资体制，对属于自然垄断领域的国有独资(即国营)企业与竞争领域的国有股份公司合理布局；并通过立法程序重新制定《国营企业法》和修改完善《公司法》，依法分类管理。同时健全规范不同类别企业体制和市场行为的法律体系，加强司法监督。在此基础上：

1.对于保留在自然垄断领域的国有独资企业

参考市场经济国家作为实施公共政策和调节市场活动的一种直接手段，用直接管理和间接管理相结合的办法管理少数国营企业。建立政企分开的企业领导人的非政府官员化原则，制定一套适合国情的选择任命国有企业领导人的规则、程序和制度，实行“三方代表制”的内部治理结构和自主管理，设立职工分享的盈余股份基金。财政部门对国营企业投资项目、投资来源和投资收益率进行控制；专业部门对国营企业下达指导性计划，签订契约合同和评估经营业绩。建立财政和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计划部门、专业部门和审计部门协调一致对国营企业的财务、技术、投资、经营和发展方向进行业务指导和严厉监督的完整体系。

2.对于划入竞争领域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

经济发展论文 篇五

论文摘要：林业资源的合理利用需要知识需要人才。知识和占有知识的人才，是知识经济社会最重要的资本。知识经济，就是以知识为资本，主要依靠同代科学技术来发展经济。人才是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资源。建立全国人才信息网，以期利用这一电子人才信息平台，使林业人才资源得到合理的开发利用，加快林业现代化建设进程。因此，人才资源是市场经济社会发展最宝贵的财富。

据第四次森林资源调查，全国现有森林面积1.34亿hm2，森林蓄积量101亿立方米，森林覆盖率由建国前的8.6%提高到13.92%。我国生态环境有了明显改善，经国家批准黑龙江等8个省已跨入生态系统行列。我国现有森林面积和蓄积量的绝对值是可观的，在世界上占有一定地位，但由于国家大、人口多，人均森林面积和人均蓄积量分别只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的12%和13%左右，属于森林资源严重缺乏的少林国家。全国现有沙漠化面积达171.1km2,占国土总面积17.85%,其中风沙化土地5.4万km2,沙尘暴时有发生，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以黑龙江省为例，全省沙区每年有460多万亩农田不同程度地受风沙危害，其中重灾年份毁种面积达40多万亩，300多万亩草原由于沙化造成草质退化，载畜量减少，每年因风沙危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1.2亿多元（林业厅提供）。林业企业地处偏远，条件艰苦，待遇偏低，加上长期单一生产结构，致使人才结构不合理，知识在创新过程中的创造性尚未激活，使得一些人才外流。要建立完备的林业生态体系和发达的林业产业体系，建立接近自然的林业，建设具有多样性的生态系统的林林，必须加快林业现代化建设步伐，为实现这个奋斗目标，关键在于人才，根本在于人才。

首先，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与实现现代林业现代化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要始终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树立全新发展新理念，把实施林业人才战略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和布局之中，坚持以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人才支持为根本出发点，人才要打破系统之间、部门之间、省市之间的界限，实施人才共享。人才共享是充分发挥最大创造力一种人才资源配置新方式，它既包括人才的引进，也包括在不改变人才原有身份和人才所在单位利益情况下，对人才能力充分发挥和合理使用。建立人才信息网，就必须大力发展“数学林业”。信息化是当代林业现代化的标志，它主导着未来一个时期林业现代化的方面，而电子信息技术是实现林业现代化管理和发展持续林业的重要支撑技术之一，只有通过全局性、整体性人才资源的合理开发，才能直接为林业经济建设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资源与智力保证。

其次，加快整体性林业科技人才资源开发与利用。开发利用创新型人才，坚持以人才资源能力建设为主题，发挥人才的潜能，提高人才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鼓励支持人才开展知识创新和科技创新，加快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让科技人才自觉参与国家林业创新体系建设，在林业领域保持技术优势，促进部分学科、专业有重大突破。让知识资本参与分配，知识经济已成为决定生产力、竞争力、经济成就的关键因素，以知识为资本将高技术成果产业化，高技术成果可作无形资产参与项目产业化投资，依据效益应获得相应的股权收益。开发国内外两个人才市场，吸引人才为林业经济建设服务，合理配置人才资源，坚持以调整优化人才结构为主线，以市场为依托，以需要为导向，通过市场机制合理调整人才结构与布局，既保证人才分布的动态平衡。人才要坚定不移地稳步推向市场，以实现人才资源市场化，优质化。加强对人才的宏观调控与科学管理，保证国家重点建设及基层对人才的需要，两种手段结合并用，促进人才的合理流动。

经济发展论文 篇六

一种西方的经济发展理论认为，从经济发展的类型看，有“内生型”和“外生型”。内生型是指某一民族或国家的现代化是其内部因素促成的自然发生过程；外生型是指某一民族或国家的发展是被动式的、由外部刺激引发的，或者是由外部力量直接促成的。美国哈佛大学的亚历山大·格申克龙就认为：相对落后本身可以有助于发展，由于可以依靠发达国家的技术，今天的发展中国家能够比1780—1850年间的英国或西欧增长得更快。［1］国内也有学者认为，“从历史上看，中国的现代化运动起于对外国资本主义刺激和挑战的回应”，“中国的现代化一开始就具有被动抉择的特征。”［2］

在《邓小平文选》中，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对当代中国主动地推进经济发展的反复论证。邓小平认为，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是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人民，积极吸取历史教训，主动迎接现实挑战的必然选择。他多次谈到，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是遭受资本主义侵略，日益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资本主义列强欺负我们的根本原因在于近代中国经济落伍了。现在我们获得了独立和发展，而要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关键是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战略。邓小平在阐述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时再三提起历史上落后挨打的教训，并不是出于单纯防御性的考虑，而是以此激发全国人民加快经济发展的爱国热情。他说，要懂得一些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3］

中国主动式的经济发展，不仅是为了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更是为了振兴中华民族，使中国在世界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是一个政治、人口大国，但经济上还是一个弱国，这同我国的地位不相称。邓小平认为，认识落后，是为了激励我们奋发图强。新中国主动进行现代化建设，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集中力量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就是着眼于振兴中华民族，以便对人类做出较大贡献。邓小平强调，中国经济越发展，世界和平就越靠得住；中国现代化越是不断推进，我们就越能在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促进世界发展方面有所作为。他指出，到下个世纪中叶中国基本上实现了现代化，不仅会给中国人民带来共同富裕，而且会给占世界总人口3／4的发展中国家走出一条新路，向全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这才是中国经济发展对人类的最大贡献。“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不是民族利己主义，恰恰是爱国主义基础上的国际主义。在实现中国跨世纪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本国又放眼世界，把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联系了起来，把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同世界社会主义命运和人类的前途联系起来，将爱国主义上升到更高的理性阶段，充分展现了当代中国主动寻求经济发展的昂扬姿态和恢弘气势，这是其他经济发展理论所不具备的品格和特质。

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发展中国家传统势力强大，社会内部因素无力促成经济发展的发端，只有依靠西方文明的传播和输入才能启动其经济发展。邓小平完全不是如是观。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仅不是被动式的，而且也不是由外国促成的。他在多次重要谈话中都有力地阐明了，中国只有依靠内在的力量和积极性实现经济发展，中国的经济发展不能建立在对发达国家的依赖上，他说：“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清醒地看到这是一件艰巨的事情，但是是能够做到的。首先是我们有全党的团结，全国人民的团结。我们的人民是勤劳的人民，有着艰苦奋斗的传统……人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又有一定的物质基础，有丰富的资源，加上利用世界的先进技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可能的。”［4］

世界上确有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是依赖发达国家而取得了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成功，但这不适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尤其不适合中国，邓小平对此作了透彻的分析。他说，过去一些国家和地区，由于有些发达的大国为了自己的利益在资金、技术方面支持了它们，又由于它们劳动力工资低，其廉价产品在一定时期的国际市场上比较容易钻空子，加上这些国家和地区比较小，现代化比较容易实现。而中国这样社会主义大国的情况与之不同，不可能走这种完全借助外国实现经济发展的“捷径”，“要发展主要靠自力更生，实行开放政策能吸收外国资金和技术作为我们社会主义的补充。”［5］他在《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篇著名谈话中详细分析了我们实现四化目标的四条根据之后，就肯定地宣布：“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资源，自己的基础”。［6］（P.233—234）这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内生”式的，而不是“外生”式的。

对比分析邓小平的经济发展观和西方传统发展观，其主要区别不是在于发展中国家要不要实行对外开放，要不要吸引外来资金和技术，而在于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发展和现代化，是立足本国，还是依赖外国，是主动迎接现实的挑战，还是一种“被动的抉择”。邓小平总结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经验和规律，又深入揭示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具体国情，从全球发展的高度认识到，当今世界已成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要发展，都要学习别的民族和国家的长处，学习别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从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初（1978、1979年）的谈话看，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是他这两年反复阐述的一个话题。既要立足本国，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来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实现经济发展，又要引进外国先进成果以加速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这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辩证法，也是邓小平经济发展理论的一个显著特质。

二、发展的创新模式

1986年，邓小平在同新西兰总统朗伊的谈话中谈到了中国经济的非均衡发展。他说：“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又说：“对这个政策有一些人感到不那么顺眼，我们的做法是允许不同观点存在，拿事实来说话。”［3］（P.155）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的中国经济，呈现出一个持续发展的势头。在这个过程中，一部分地区一部分地区地波浪式推进发展是一个显著的特点。正是这种非均衡的发展模式，深刻地改变着中国的经济面貌，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社会主义以共同富裕为根本目标，我们过去提倡的缩小差别和均衡发展政策的结果并不是共同富裕，而是共同贫困。正是邓小平所说的这种“平均发展”，严重地压抑了人们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使经济发展丧失生机和活力，使我们长期陷入“贫困——平均发展——贫困”的怪圈。早在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所举行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在这篇著名讲话中，紧接着“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还有一段更富有哲理的话：“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建议同志们认真加以考虑和研究。”［4］（P.152）这就是说，“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思想，其意义绝不仅限于消费的分配领域，而是与中国经济发展和国民经济各个方面都有关的一个重要理论和政策，是经济发展理论的一个创新。

非均衡发展，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引入竞争机制的经济运行常态。20多年来非均衡发展的理论和实践，是对人们在旧体制下长期持有的“平均发展”观念的一个突破。建国以后，从1956—1976年的20年间我们奉行了一个“平均发展”的思路，收入分配逐渐趋向平均，地区经济发展逐渐拉向平均。为平衡地区经济发展的“三线建设”，所得有限，所失巨大，并且是造成20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与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拉开差距的一个内在原因。

早在1943年，经济学家罗丹在他的论文《东欧和东南欧的工业化问题》中，就提出过对落后地区的工业化要进行大规模投资的论点，即所谓的“大推进理论”。“大推进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要有一定规模的投资，这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它的根本缺陷是：首先，忽视了发展中国家正是资本缺乏的国家，如果非要等到积累了大规模的资本再进行投资发展经济的话，发展中国家将永远没有希望发展起来；其次，如果发展中国家勉强凑够了一部分资金（如通过举借外债），在很多行业同时进行大规模的投资，由于基础设施投资期限长，后续投资可能不足，造成工程无限期拖长或半途下马，尤其是由于形成生产能力有一个较长的时滞，容易产生通货膨胀；再次，忽视了实物资本的投资还需要技术、管理和劳动者素质等多种因素的配合，而这些因素在短期内难以有更多提高。20世纪70年代，伊朗的巴列维王朝在美国的支持下，为了迅速实现现代化，进行了雄心勃勃的大规模均衡“大推进”投资，结果决策失误，物价飞涨，工程停顿，人民怨声载道，不久被霍梅尼政权取代。中国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也是非常类似这种平均主义“大推进”式的均衡发展模式，导致有限资源的大规模平均投入，投资失控，比例失调，被迫进行了五年调整。［6］邓小平的非均衡发展模式正是在对这样一种国际和国内经济发展史的总结中提出来的。

发展是非均衡趋向均衡的过程。非均衡发展模式的基本特点是充分利用现有资源，首先是沿海地区资源，而后是中西部地区资源，使经济发展逐步趋近所谓均衡。改革开放以来，非均衡发展的大政策、大思路，使中国经济步入了正常发展的轨道。它是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和企业先行发展、先行致富所产生的强烈示范效应，使大批地区、企业和个人争相效仿，从而使整个中国经济发展浪潮，一浪又一浪地向前推进。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普里高津的耗散结构论认为，在远离平衡状态的开放系统中，由于与外界不断进行能量及分子交换，有可能从“无序”走向“有序”，“非平均是有序之源”。要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这个耗散结构，就必须把传统的共同贫穷的社会主义推向远离平衡的非线性区，使其处于一种十分不稳定的状态，为出现新的共同富裕的耗散结构提供可能。1956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也指出：“所谓平衡，就是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7］邓小平不仅从哲学和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提出了同耗散结构论创始人普里高津的命题相同的结论，而且把没有在经济建设中实行的辩证法思想成功地运用于中国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创造出辉煌的业绩。如果没有邓小平经济发展理论这一重大创新，中国恐怕至今还在“同步富裕”的梦魇中挣扎。在沿海地区成为强大的经济增长极后，产业要升级换代，市场要拓展，增长的动力传递到了中西部地区。中央做出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决策，正是邓小平非均衡——均衡经济发展理论在新条件下的运用和发展。

市场经济是一种被资本分离开的生产和消费通过市场来实现其统一性的经济形态。资本的本性是追逐利润，这就决定了市场经济中生产与消费的总体平衡必须通过阶段性的不平衡运动即间歇性的周期经济波动来推动。邓小平认为，经济发展不仅要从非均衡向均衡的横向展开，而且从纵深上要呈现“台阶式”上升。他把中国经济发展比喻为台阶，要一步一步地往上跳，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跳上一个新台阶；跳了以后，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他说：“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当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3］（P.375）

但是，跳跃式发展很容易使人想起20世纪50年代末的“”。1958—1959年两年“”，中国工业生产提高了110％，结果是伤筋动骨，花了五年的时间调整才慢慢恢复元气。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也是一个飞跃，1984—1988年的5年间，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21.7％，出现了经济“过热”，治理整顿花了三年时间。这两个“飞跃”是否有相似之处？邓小平对此进行了分析并作了否定的回答：后五年的加速发展尽管也带来一些问题，但与“”的问题性质不同，所取得的成绩则是整个国民经济上了一个新台阶。

邓小平的发展理论认为，能发展就尽量搞快些，出了问题再整顿，这比四平八稳，不出问题的低速度要好，“台阶式”发展是客观规律的正确反映。他还把这种考虑的根据归纳为三条：一是出了问题再整顿，只要这个问题没有伤筋动骨，就不会回落到起点上去，而是站到一个新的起点，登上一个新台阶；二是经济上了新台阶，手头上的东西多了，出了问题也好解决；三是不出问题的低速度要出大问题，而这样的问题，不只是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

既然“台阶式”发展模式是对客观经济规律的正确反映，那么无论从解决就业，消除贫困，还是从调整结构，压缩泡沫来看，目前中国经济走出困境的惟一出路是加快发展。绝不能因为一时的“萧条”就认为中国经济已进入停滞阶段。中国是一个人口增长速度快于工业化发展速度的发展中国家，已经遇到和将要遇到的许多问题都是没有先例的。现在经济学界一般热衷谈论的凯恩斯政策，实际上是两条：一是增加政府投资，二是改变社会预期。两者相比，增加投入不过是手段，社会预期才是理论分析的基本点。［8］但在运用西方经济分析工具的时候，必须考虑到中国的基本国情。如果只是注重增加政府投资，而忽视了其他方面政策对社会预期消极影响的话，经济还是难以启动，跃上一个新的台阶。从启动社会预期，实现经济新一轮跳跃式发展来说，我们必须加深领会和进一步强调邓小平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和“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思想。

三、发展本质的全新揭示

现代经济发展史，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发展史表明，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经济获得长期高速增长，其内在的推动力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的蓬勃发展。以微电子、生物工程、新型材料和航天技术等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不仅直接带动了产业部门的高度发展，而且极大地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变化。可以说，人类面临的21世纪，高新技术产业是国际竞争的主要力量，也是中国跨世纪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因为经济文化落后，要摆脱传统状态，只要照搬发达国家早期发展战略就行了。这种发展模式的特点就是以GNP的高速增长为目标。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逊显然也是过分强调了科学技术发展条件的特殊性，他认为：“先进技术是适应先进国家的特殊条件——如高工资，资本相对于劳动比较充裕，大量熟练的技术人员等——而被发展起来的。这些条件在比较贫困的国家并不普遍存在。”在他看来，阻碍穷国前进的文化和经济障碍成百上千，穷国只有跟在发达国家后面亦步亦趋，而不可能发展和运用高新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1］（P.1377—1378）

其实，对一般性和特殊性的任何一方面的过分强调都会出现偏差。在中国人民建设最困难的时期就提出过：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6］（P.480—481）谙熟辩证法的邓小平更是从一般性与特殊性辩证统一的角度，对国情作了透彻的分析，十分坚定地指出，中国现在固然还很穷，但是，“中国要发展，离开科学不行”。［3］（P.183）又说：“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4］（P.86）他敏锐地观察了世界科技发展的大趋势，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必须发展高科技尤为关注，强调这是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他指出：“现在世界的发展，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一日千里，中国不能安于落后，必须一开始就参与这个领域的发展”，“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3］（P.279）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进一步强调说：“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得多快啊！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得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3］（P.377—378）

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综合进化的过程，单纯的经济增长将人类社会引向了“有增长而无发展”的歧途。无论是W·A·刘易斯、J·H·伯克等人的“结构主义发展理论”，还是保罗·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或是萨米尔·阿明的“国际依附理论”以及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论”等等，都存在着一个假设前提：发展的本质是纯经济过程，是GNP的增长。这一观念的重大缺陷在于，它以物为中心，在发展实践中指向客体一极，不仅忽视了人作为发展主体的地位，忽视了经济发展与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经济文化的内在联系，而且这一发展观以其“指标体系”和示范效应来宣传“西方中心论”，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并且以西方经济学为蓝本来构建发展经济学的框架。

20世纪80年代以后，各国学者就发展问题进行了跨地域、跨学科研究，于是一种“综合发展观”应运而生。1983年，法国经济学家、哲学家F·佩鲁在《新发展观》一书中认为，新的发展观是整体的、综合的和内生的，经济发展只是手段，发展的目的是社会和人的需要，而且这种需要，不仅仅是物质需要，还包括与各民族的价值及传统一致的社会、文化和精神的需要。持综合发展观的未来学家们也提出应“以满足人的需要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从而变“发展＝经济＋社会”为“发展＝社会＋人”。但这里说的“人”还是西方现代化中的“单向度的人”或“经济人”。

近10年来，实验经济学及经济心理学的发展已对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假说提出了质疑。他们观察到无论何种流派的观点，对经济主体的行为描述都未能跳出利益最大化假设的框框。然而人的行为是复杂的，人们掌握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在一时段内总是有限的；需求是多层次、多向度的，人的价值也应该是多维度的，既包含市场价值，也包含人文价值。因此，人们实际经济行为在许多场合下并非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这就相应地应该用非最优化方法来描述和分析更为普遍、更加复杂的非完全理性行为。这无疑是发展理论的一个进展。

邓小平的发展理论也把人作为发展的目的，强调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是为了提高人的生活质量，提高人类自身的素质。经济发展必须满足绝大多数人的需要，并推动人类赖以生存的社会趋向公平、合理。但同时他又强调，人还是实现目的的手段。他不仅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而且提出了“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这一发展理论的命题，都特别强调了“第一生产力”中和实现四化的关键因素——人、人的素质。1986年4月19日，邓小平在会见香港知名人士时谈到：“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四化建设的实现要靠知识、靠人才”。［5］（P.350）同年11月，他进一步对这种人作了质的规定：“过去我们打败国民党用美国装备武装起来的几百万现代化军队，就靠这一条。那时我们没有飞机，没有大炮，主要是靠人。所以我说，人的因素重要，不是指普通的人，而是指认识到人民自己的利益并为之而奋斗的有坚定信念的人。”［3］（P.190）他明确指出，我们的目标是“四有”，即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我们提出要教育人民成为‘四有’人民，教育干部成为‘四有’干部”，［3］（P.205）“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一定不能让我们的青少年作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俘虏，那绝对不行。”［3］（P.111）这些论述不仅抓住了发展的关键，而且也深刻地揭示了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和发展的最终目的。这里所提到的现代化的人、人才等等，都是全新的概念，从而赋予邓小平的发展理论以新的特质。它发挥了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所说的“全面发展的人”的思想，汲取了当年在写《农业合作化高潮》一书按语时论述的“新人”的合理因素。可见，邓小平的发展理论不仅描画了中国21世纪的发展蓝图，而且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把人的现代化即培育“四有”新人提升为发展的本质。这一理论创新，是对只见物不见人的经济发展观的否定，也是对西方现代化中“单向度的人”或“经济人”的超越，从而使我们能够走上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1］萨缪尔逊，诺德豪斯．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1380．

［2］杨耕．从到邓小平：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中的两个里程碑［J］．教学与研究，1999（10）：6．

［3］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

［4］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11．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思想年谱［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284．

［6］苏星．新中国经济史［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394—455．

经济发展论文 篇七

2、现代经济增长：到了19世纪后期，第二次工业革命(1870～1914)发展以后，增长方式除了依托资本和劳动以外，还有就是技术进步，它同样影响到总量增长。大量生产技术的进步成为了这种增长方式的特点。这里所说的技术进步不完全是工艺上的进步，而是更为广泛意义上的技术进步，即效率的提高。

3、后工业化时期的新经济增长：20世纪80年代后期产生并在当展经济学上占有优势的新经济增长理论提出(或“内生增长理论”)，技术进步不是一个外生变量，而是一个内生变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已经把知识或者说人力资源看成一项资源、生产要素。

从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样的趋势：经济增长已经由量的投入逐渐过渡为产出效率的提高来拉动。把无形的人力资本、知识财富也发展成一项重要的生产要素。但从中国的整体发展情况来讲，我们的增长模式尚处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过渡期中。

众所周知，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人类的进步和发展，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是消耗资源的一个过程。问题是，自然资源有限，当耗用达到瓶颈后，我们应该如何维系增长？除了开发可再生资源外，更重要的就是提高效率。

从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开始，转变增长方式作为战略重点就成为了改革的主攻方向，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就一直是各级政府所关注的焦点。面临全球性经济危机的今天，为了避免经济急剧下滑，中国推出了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计划投入人民币4万亿元，主要用于铁路、机场和其他硬资产项目。

不过，华尔街日报近期评论：“中国发展基建可能不足以支撑其经济长期增长。”“无法支撑长期增长”无疑指的就是没有特别注重效率的提高和人力资本的投入。因为，为了提高投资产出效率，最终还要靠“人”去实现这个目标，所以必须发展人力资本。但是发展教育基础方面，在中国已被证明是项尤为艰巨的挑战。1997年，中国政府曾表示计划到2000年将每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用于教育。这个目标从未实现：去年中国教育总支出仅占GDP的2.8％。

由此，在当前的政策背景之下，我们是否需要把目光从那宏伟的4万亿转向产出的效率问题上来，把短期的解决就业率问题转向长期的人力资源素质的提升上来，把简单重复的生产带来的低效率回报转向由创新技术驱动的高回报率的产业中去呢？

一个国家的经济方式转变无疑是需要千千万万个企业，亿亿万万的人所拉动的。对于现存的任何一个企业，是否应该更加关注自己的生产效率，资源使用效率，人才培养和储备战略上？而每一位公司员工，从公司政策的决策层到生产在第一线的人员，是否应该把如何使用好手中的每一项资源，从一滴水，一度电，到一升油，一卷钢；从生产流程的优化，到员工潜力的培养和挖掘，作为切实提高效率的具体行动目标呢？所谓的“节约成本”不外乎是提高效率的一个量化体现。过去的30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伟大而令世人惊叹的30年，但不得不承认，也是经济发展经历的低层次的30年，主要靠物质生产要素驱动型的发展，技术上靠学习模仿和“拿来主义”就可以应付裕如，支撑增长的年代。然而，当中国羽翼渐丰之后，很多方面需要靠自身创新来推动进一步发展。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需要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从物质生产为驱动的发展模式逐渐转变到一种靠人力资本，智力和革新为主驱动的发展模式，中国经济才能有望实现进一步的提升。

经济发展论文 篇八

［论文摘要］随着我国人均收入的不断提高和双休日的实行，越来越多的人利用节假日外出旅游，特别是近年出现的乡村旅游让许多人度过了轻松而有趣的周末。乡村旅游的出现为城里人提供了方便，同时也带动了农村旅游经济的发展。不过也出现了诸多不如人意的问题，如卫生条件较差、基础设施不完善、缺乏整体规划、产品形式单一雷同等。要想发展农村旅游经济就必须采取措施，解决乡村旅游出现的问题。如制定科学的高水平的区域发展旅游规划，实施“政府主导型”旅游发展战略，多渠道筹集旅游发展资金，加强宣传等。

现代旅游最重要的特征是普及性和大众性。所谓的普及性和大众性，实际上就是最大程度按照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和闲暇时间来开展旅游活动，旅游业也采取各种措施吸引尽可能多的人消费自己的产品，使企业占有最大的市场份额。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大众旅游兴起以来，经常性的休闲度假已渐渐取代一年一次或几年一次的观光型旅游而成为旅游的主要形式，西欧发达国家每人每年外出旅游3至4次，在英国已占到全国人口的55%，瑞典更高达75%，休闲度假已成为发达国家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在我国现阶段，虽然人们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大多数人的收入仍然十分低下，衣食之外稍有节余却不足以很风光地远行逍遥。而社会时尚的召唤、追求生活质量的意识，促使现今中国平民十分渴望休闲度假。但是，国内旅游业却在一定程度上因盲目、浮躁和急功近利而忽视他们的需求。在我国，因为人均收入水平较低，旅游者占总人口的比例依然很小，而且主要集中在城市。对大多数人来说，旅游还是奢侈品，只有少数市民节衣缩食一年或几年才能外出旅游一次。这种“打牙祭”式的消费远远不能满足广大市民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渴望和高涨的旅游需求。一些主要面对国内游客的旅游热点，因季节性强、旅游交通拥挤、旺季人满为患和价格上涨、质量不佳而使游客往而却步或扫兴而归。旅游热点的门中门、票套票和部分旅游业的不规范操作行为，也使某些旅游企业声名狼藉，为人诟病。一边是豪华宾馆的冷若闲置、国家财力的耗费，一边是广大工薪阶层因阮囊羞涩而无力消费、望洋兴叹；一边是旅游热点的季节性人口过密，一边是大众化旅游产品的缺少。高涨的旅游需求与旅游产品不如人意之间的尖锐矛盾，使国内旅游市场上形成一个巨大的空白和广阔的真空地带。在普遍的返璞归真、回归大自然的休闲度假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几个人自发去郊游，在农家短暂歇脚休息却产生了国内旅游业一个影响深远的新生事物——“乡村旅游”，即以农业文化景观、农业生态环境、农事生产活动以及传统的民俗为资源，融观察、考察、学习、娱乐、购物、度假于一体的旅游活动。

一、乡村旅游的兴起无疑带动了农村旅游经济文化的发展。

1.吸纳农村多余劳动力，增加农村收入。乡村旅游以“离土不离乡”的形式为农民提供了新的就业门路。广东河源市的苏家围景区，自2000年开展乡村旅游以来，当地农民的人均年收入从当年的1000多元上升到3000多元。乡村旅游，使祖祖辈辈靠老天吃饭的农民，也享受了经济社会的成果，走上了致富之路。

2.促进农村文化发展。乡村旅游在城乡之间架起了文化传播的桥梁，城市居民在乡村旅游活动中感受到了农村生活的风貌，同时传播了城市文明。农民群众在旅游服务实践中开阔了视野，学习了先进的经营理念和生活方式。

3.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旅游活动包括吃、住、行、游、购、娱六大主要要素，这使得以农业为主的农村经济结构得到优化和补充，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

二、乡村旅游出现的诸多问题抑制了农村旅游经济的发展。

1.各区域“各自为政”，难成规模效益。乡村旅游一般以户为单位，没有统一规划，盲目开发资源，不做切实可行的旅游发展规划，导致农村旅游业不能健康持续发展。

2.缺乏宣传，没有品牌效应。一些乡村旅游经营者市场促销意识不强，缺乏主动宣传和参加集体促销的积极性。

3.乡村旅游开发资金严重不足。旅游资源的开发需要强大的资本做后盾，农村旅游资源的开发更需要大量资金做支撑。农村一直以农业经济为基础，其经济实力还很薄弱，由于乡政府不可能对其旅游发展做大规模投入，加之农民收入有限，因而资金短缺就成为制约农村旅游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4.基础设施建设仍需不断加强。由于资金投入不足，一些乡村旅游点在交通、食宿、卫生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距，制约着进一步发展。

5.乡村旅游总体水平不高，资源开发力度小、层次低，特色不够明显，内涵不够丰富，缺乏上规模、上档次的名牌拳头产品。尤其是在乡村文化方面的发掘和运用不够。一些乡村旅游点在开发建设上存在追求城市化的趋向，削弱了原汁原味的农家本色。

三、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推动乡村旅游经济发展。

1.制定科学的高水平的区域发展旅游规划。资源要转化为现实的产品必须实施科学的规划。在发展旅游经济的大好形势下，乡村旅游必须适应形势，站在全局的高度，重新制定一个科学的、高层次的、高水平的旅游发展规划。在区域旅游发展中突出重点，形成特色，这样才能保障乡村旅游业健康有序的发展。

2.加强宣传，树立企业良好形象。积极向相关媒体提供新闻线索，想办法通过电视台、日报、周刊、广播电台、旅游网等媒体的报道（转载），把一块荒废的沙滩从零开始摇身一变成了可以让农民增加收入的“宝地”，逐步扩大了知名度和影响力，做到了“花最小的钱、做较大的宣传”。

3.多渠道筹集旅游发展资金。制约乡村旅游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缺乏旅游开发资金，因此如何筹集资金发展农村旅游成为乡村旅游开发中的一个难题。乡村旅游经济发展，在融资方面要全方位突出，多渠道引资。一是充分利用国家发展农村经济的大好时机，抓住政策大力发展农村旅游经济。二是利用各种优惠条件，丰富的旅游资源吸引各种投资，包括外商投资、企业投资和利用民间资本等多种形式的投资。

经济社会发展论文 篇九

如果社会不和谐，人们就会感到不公平，就会产生不满情绪，社会就不会安定。显然，和谐社会是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社会的秩序才可能稳定。也只有在社会稳定的基础上，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才可能得到发展。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至2003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0美元，正在向人均3000美元的新目标迈进。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快速发展的数字指标掩盖了一些不容小视的问题，这些问题正影响着社会发展及和谐社会的建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只有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才能实现经济全面、持续、健康发展。人与社会是相辅相成的，和谐社会是人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社会。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是社会建设的主体，社会的有序、稳定与和谐为人的生活劳动与发展提供有利环境。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们违背社会规律，按主观意识办事，必然会受到惩罚。因此要想继续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必须着手解决经济社会不和谐问题，想方设法协调各种社会矛盾，平衡利益关系。

我国虽初步建立起了市场经济体制，但在很多方面还不完善、不规范，市场经济体制公平、公正的效用没有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全国统一的大市场还没能建立起来，地方垄断盛行使市场竞争难以做到公平导致产品供需严重失衡，拉大了地区间经济利益差距。市场价格机制的不完善，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的长期存在拉大了城乡间的收入差距，部分垄断行业的高收入也拉大了与其它行业从业人员间的收入差距。市场法制不健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情况仍较严重，近年来我国社会中不断出现的假冒伪劣产品，对公有财产的掠夺和侵占，地方保护主义的盛行、权力参与分配、既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扭曲了资源的配置，也加大了社会不和谐的因素。

因此，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首先，必须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严厉打击各种地方保护主义，加强商品和要素在全国范围内的流通，使各地区的市场主体在公平的环境下充分自由的竞争，以发展本地区经济，缩小区域间的差距。其次，必须尽快完善市场价格机制，取消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以缩小城乡差距；促使上下游产业间产品形成合理的交换价格，以缩小上下游产业间的收入差距；对垄断行业征收垄断利润税，并逐步放开竞争，以缩小行业收入差距。最后，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真正做到有法可依和有法必依，严格依法行事，保证市场主体在参与市场竞争过程中的起点公平和过程的规则公平。

首先，要协调产业发展的关系。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加强农业基础，重视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间题。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改造提高传统服务业，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其次，要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积极发展对经济增长有突破性带动作用的高新技术产业，发挥它们对经济整体发展的引导和带动作用；加快用高新技术与先进适用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着力提高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自主开发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再次，要通过资产重组，着力培育和发展一批竞争力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著名品牌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增强关键行业和领域的控制力，不断提高国际竞争力。

和谐社会必须确定按贡献分配的基本原则，在生产劳动领域要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既要保证不同性质的劳动投入得到不同的报酬，又要保证同工同酬。对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职工的收入分配，应建立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非公有制企业职工的收入，要确保各地政府制定的最低工资线得到执行。在国民收入再分配环节，调整不同阶层的利益结构，调节好社会成员之间的收人差距，使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既要扩大开支，提高满足广大群众共同需要的水平和社会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又要强调社会公平，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解决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要充分利用市场机制，鼓励勤劳致富，保护投资者以及高级人才的合法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促进各收入阶层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在收入调节方面，加强和规范国家对企业的税收征管，尽可能减少企业偷税、漏税现象；限制垄断行业过高收入；建立合理的利益补偿机制；建立健全公共财政制度，增加公共支出、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支持和扶助欠发达地区和困难群众；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实现税负公平，对高收入者应实行重点监控。如果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社会改革举措使某些群体的利益受到损害，要制定合理的补偿原则，确保每个主体在追求自己利益的时候，不损害其他主体的利益，特别不能以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来维护强势群体的利益。

综合上述，构建和谐社会是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而经济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和保证，二者是具有内在联系的统一整体。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更好的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经济发展论文 篇十

一、普京经济思想的基本特色

普京在出任代总统前夕，就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阐明了他对俄经济现状的看法和对未来发展的基本构想。此后，他以该文的思想为基础，不断对俄经济发展做出更加深刻而全面的思考，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系统经济思想。概括来看，普京的经济思想具有鲜明的“赶超”特色，具体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以国际经济发展状况为参照，强调速度的至关重要性。普京充分认识到，俄经济已“落伍”，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有愈拉愈大的趋势；为缩小差距，跟上世界步伐，跨入“文明”和“发达”国家行列，俄必须以高速甚至超高速发展经济；因此在俄改革和发展战略中，居于首要位置的是速度问题。按他的估计，俄经济在6-7%的增长速度下，还需要5年才能使生产规模恢复到1990年的水平，而要达到今日英国、法国的水平，未来15年要保持10%以上的增长率，要赶上今日西班牙和葡萄牙，未来同期也必需保持8%的增速。（注：ПутинВ.В.“Россиянапорогеновоготысячилетия”Независимаягазета．30/12/1999.c.1.）因此，他把增速问题上升到“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甚至是“思想”、“精神”和“道德问题”，是检验俄政府经济工作是否“称职”的重要标准。（注：Тамже．）在2002年《国情咨文》中，他就对政府预测今后几年俄经济增长仅为3.5%至4.6%提出严厉批评，认为这是政府“不指望更高增长速度”的表现，“低估了俄罗斯的能力”，并进而指出，为了使俄罗斯人过上“富裕生活”，使俄保持国际社会“举足轻重和名副其实的成员资格”，以及作为“强有力的竞争者”，俄“经济应当更快速地发展”，否则“永远都赢不了”，“在世界经济中的能力将大大缩水”。（注：ПутинВ．В．“Посланиепрезинтега”．Известня．19,04,2002.c.1.）

其次，充分发挥能源和军工两大优势，壮大新型产业。能源和军工是俄国民经济两大支柱，也是政府预算和国家外汇的主要来源。2001年，能源和军工分别创汇500亿和44亿美元。近年来俄一些人主张减少资源出口，避免成为发达国家“资源附属国”；减少武器出口，以避免得罪西方和将来对俄自身安全构成威胁。但普京力主继续“发挥两大优势”，找到符合俄“资源、当前市场分布和联系形式的方式”，使“俄巨大潜力为己所用”。（注：Тамже．）普京的策略是用能源拉住欧、美等发达国家市场，用军售保住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市场，以增强俄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保障财政预算，换回发展知识和信息等新型产业所需的投资，力争使高新技术产品的市场占有率由目前不到世界市场的1%，提高到2015年左右的5%以上。

再次，建立健全国家调控体系。针对上世纪90年代俄经济自由派忽视甚至回避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作用，普京强调，俄不仅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权力体系，而且还要建立对经济“完整的国家调控体系”，但这“并不是说要重新实行命令式的计划和管理体系”，也不是仅限于“制定游戏规则并监督规则执行”，而是要比一般意义上的国家调控“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要让国家政权体系成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力量的有效“协调员”，使它们的利益保持平衡。当然，普京也并非轻视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特殊作用，在他看来，没有发育成熟的各类市场，俄经济就永远不可能迈入先进国家行列。（注：ПутинВ．В．“Посланиепрезинтета”．Известия．19,04,2002.c.1.）

最后，加快融入国际经济体系步伐，以促进俄经济改革和结构改造，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力。普京认为，俄是否融入世界经济空间的问题“已经没有选择余地”，俄已经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一部分”，俄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利用国际经济形势带来的好处”。在他看来，过去十年改革使俄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明显加深，但由于经济体制长期与国际未接轨，以及过去俄政治经济的混乱局面，俄经济对外资缺乏吸引力；又因俄没有“市场经济国家”的名份，从而饱受西方贸易歧视却难以有效反击。（注：Тамже．）为彻底改变被动局面，普京一方面利用“9·11”后的新形势加大对西方外交力度，致使欧美在2002年5月和6月先后宣布承认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并承诺尽快取消对俄的一切不合理限制；另一方面，要求政府加速加入WTO的谈判，尽管目前80%以上的俄企业不太赞成加入WTO，但普京在加强与企业沟通的同时，要求政府争取在2003年底前领到“入门券”，以其推动俄经济尽快按国际规范运作，在竞争中提高素质。

二、俄中长期计划的制定和实施

系统的经济思想形成之后，如何落实无疑成为一大关键。鉴于20世纪90年代俄经济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缺乏为期15-20年或更长期限的远景发展战略”（注：ПутинВ．В．“Россиянапорогеновоготысячелегия”．Независимаягазета．c.1.30,12,1999.）这一判断，在普京的积极倡议和大力推动下，俄罗斯于1999年底成立了由现政府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格列夫主持的战略研究中心，聘请国内各派著名经济学家和议会及政府有关部门专家，负责着手制定国家中长期经济发展计划。2000年4月该中心制订出《俄联邦2010年前社会经济发展纲要》草案，后经政府反复讨论修改，于6月最后形成作为政府施政纲领的《俄罗斯政府社会经济政策远景基本方针》（注：“俄罗斯政府社会经济政策远景基本方针”，《俄罗斯报》2000年8月5日，第2、3版。）（以下简称《基本方针》）和《2000-2001年政府优先任务》。前者是对俄未来十年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划，后者则是对最近一两年具体执行措施的安排。《基本方针》从宏观经济指标、经济结构改革和社会政策等三方面，对俄政府希望在未来十年应达到的战略目标和任务进行了总体设计，并定出了阶段性目标，成为政府各部门制定政策和规划的重要依据。

《基本方针》提出，今后十年内俄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至少为5%，加上卢布在十年内可能会升值50%，因而到2010年，俄国内生产总值大约增长1.5倍，即由2000年的约2050亿美元增至4570亿美元。年通胀率将由2000年的约20%降至2004年及以后的不超过10%。年外贸出口额由2000年预计的846亿美元，达到2004年的887亿美元和2010年的1042亿美元；同期的进口额则要分别达到459亿美元、707亿美元和953亿美元。国家外汇储备由2000年底的约191亿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391亿美元，2010年达524亿美元。十年内居民个人消费将增长1.5倍。到2005年，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将减少1/3，占人口40%的贫困阶层的收入将比2000年提高一倍，各占10%的最穷和最富居民收入差距不高于14倍。（注：“俄罗斯政府社会经济政策远景基本方针”，《俄罗斯报》2000年8月5日，第2、3版。）

《基本方针》对社会经济领域改革的总体构想是：第一阶段（2001-2003年）将把经济调整、保障所有权和平等竞争作为改革重点，第二阶段（2004-2010年）将进行大规模的经济结构改革。主要内容包括：在经济领域，必须创造良好的投资和经营环境，保证高水平的经济自由，确保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其中关键因素是保障所有权和公平的竞争条件；在经营、劳动力和资本流动中清除行政障碍，关闭亏损银行，降低税收，实施负责任的预算政策和货币政策。在社会领域，改革要达到的主要目标是：有效保护低收入家庭，向其提供社会帮助；确保每个公民都能享受主要社会福利，提高各种福利和服务的质量；努力使公民能获得更好的社会消费水平，包括舒适的住宅、优质的教育和医疗服务，以及在中老年时期享有应有的生活水平。在行政领域，确实贯彻明确划分国家各级权力机关的职能与责任的原则，最大限度地实行地方自治，逐步将国家部分职能转交给地方自治机关；提高立法质量，加强立法机关对所通过的决策应负的责任；改革司法体系及国家其它护法机关；恢复俄联邦执行权力机关体系的可控性和运转效率。

为保证中长期计划落实，以该文件为指导，由政府经济发展与贸易部协调各有关部门，在短时间内制订了一系列与之相配套的部门或行业的中长期改革发展规划，如：“俄罗斯森林工业发展纲要”（2000年5月提出）、“俄罗斯2020年前燃料开采指标”（2000年5月）、“2030年前和2050年前核动力发展战略”（2000年5月）、“2001年至2006年俄联邦电子商务发展目标规划”（2000年6月）、“俄罗斯七年铁路改革计划”（2000年10月）、“俄罗斯能源长期发展战略草案”（2000年11月），“俄罗斯与外国到2010年前的军事技术合作领域国家构想”（2001年6月），“俄罗斯国防综合体2010年前和长远发展规划”（2001年11月），“俄罗斯联邦至2015年人口政策构想”（2001年12月），等等。政府的中长期计划正是通过这些部门或行业规划，被落实到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

从《基本方针》两年来的实施情况看，文件中所规定的指标绝大部分都按期得到落实或超额完成。如根据俄国家统计委员会资料，2001年俄GDP达到9.04万亿卢布，按当年官方平均汇率1美元兑30.14卢布计算，约为2700亿美元，比2000年增加650亿美元。外贸进出口总额为1570亿美元，其中出口达1032亿美元，不仅超过了文件规定2004年887亿美元的目标，而且距该文件所定2010年1047亿美元的指标已相差不远。（注：“Основныесошиалъ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покаэателипоросийскойфедерацииза1997-2002гг”．Вопросыстатистики，6/2002.c.49-55.）外汇储备达到380亿美元，与计划中2004年的水平接近。这说明俄政府的中长期计划不仅是务实和稳健的，而且从某些方面看，还有些“保守”。

三、俄罗斯经济前景评估

俄经济正处在1998年危机后的持续增长期，虽然期间有较大起伏，但1999-2001年平均增幅仍达6.6%，累积增长达20%。2001年9月以来，受国际石油和原料价格下降影响，俄经济增速放慢，2002年上半年平均增长3.8%。没有迹象表明俄经济会在今明两年内再度陷入一场危机中，或再次跌入负增长。目前的增长率显然不能达到俄总统的要求，且受多种因素制约，俄未来几年的经济平均增长率可能难以达到7%以上，但保持政府中长期计划中提出的2010年前平均增长5%以上的速度仍有希望。具体似可作出如下判断：

(1)2002年将是增幅“下降年”。从俄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以能源和原料为主的出口增加，收入增长，以及由此转换形成的居民收入增加，购买力趋旺是近三年拉动经济的主要动力。卢布贬值和进口减少、国内生产形势趋好等也是重要因素。但2002年上述增长因素的潜力正在耗尽，加之随着改革加深，能源和原料等自然垄断部门开始自主定价，原来按国家计划，低价向国内生产企业提供所需能源和原料的体制已被打破，生产企业只能按市场价格购买所需能源和原料，企业生产成本因此提高，严重影响到其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影响经济增长。今年以来俄国内能源价格平均上涨15%，按有关专家测算，要使能源价格真正实现市场化，未来还应再涨15-20%。欧佩克等国际能源组织和能源生产国对俄能源压价出口大为不满，多次以反倾销调查等手段，要求俄必须将能源的国内价格和出口价格基本统一，使之最终与国际市场价格接轨，这将对俄能源和其它生产企业造成更大压力。此外，俄企业还普遍面临设备老化，人才紧缺、产品创新能力下降、投资不足等直接影响经济增长和竞争力的问题，这些因素合力“发作”，构成2002年经济增速低迷的态势。今年上半年俄国内生产总值仅增长3.8%，略高于政府计划的3.4-3.6%。工业仅增3.2%，农业增4%，固定资产仅增1.8%，外贸还下降了1.7%，尤其出口下降6.6%。（注：МакроекономическаяситуациявРоссии．.23,09,2002.）经普京批评后，俄政府对今年的增长计划调整为3.9%，这虽与普京的要求和中长期规划确定的目标相差甚远，但经济发展与贸易部长格列夫认为，这已是经济发展的“最大能力”。

(2)2003年是“问题年”。目前俄国内经常提及有关“2003年问题”，主要是指2002年俄经济的多数负面影响不会立即克服，其惯性还会持续，并将继续制约俄经济增长，因而使2003年可能成为“困难年”。具体原因包括：首先，劳动生产率依然不高，难以保障其与劳动工资和消费增长相适应，因而影响经济稳定增长。正如俄总理在国家杜马作国家社会经济形势报告时所承认，俄经济现在的问题是“劳动生产率依然很低，进口商品越来越多，工资增长了，但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注：КасьяновМ．М．“Доклало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мположении”．Российскаягаэета．15,06,2002,c.2.）。1999-2001年，名义上整个工业领域的平均劳动生产率高于工资增长率，而实际上工资增长率高于劳动生产率，如2001年二者之比实际为8%比5%。为实现社会稳定，俄总统和政府决定实施积极的社会政策，规定从2003年起，包括军人津贴、退休人员和学生的生活补贴以及给贫困家庭的补助都要逐渐指数化，这无疑会增加居民实际收入，它对提高劳动生产率未必有直接帮助，但肯定会增加二者之间的差距，从而导致通胀压力加大。其次，经济部门之间的投资不平衡问题难以解决。出口部门特别是能源领域吸纳投资占俄全部投资的2/3，而其它生产部门的投资不增反降。以近两年为例，在工业总投资中，对石油开采就占33%，冶金、天然气和电力分别占13%、11%和10%，而机器制造和轻工业仅占7%和0.5%。这种投资结构的弊病是，一方面能源出口在经济中的比例越来越大，吸纳投资多，一旦出口因国际市场变化受阻，经济增长率就会迅速滑坡；另一方面，国家欲扶持的领域很难吸引到投资，因而发展缓慢。其三，技术创新滞后影响产品质量、效益和竞争力。由于整个90年代技术创新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因此，虽然近年来企业技术创新积极性有所上升，但用于技术创新的资金投入总量和占GDP的比例远低于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且技术创新投资的近一半主要用于购买设备，用于研发新技术和新产品的资金不到20%。新技术产品在整个工业产品中的比重2001年仅占3.1%，出口产品中新技术产品比例不到1/5，这说明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俄技术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仍将处于弱势。其四，正值还债高峰期。债务偿还一直是俄政府面临的难题之一，也严重影响着俄经济发展。据俄财政部长库德林透露，截止到2002年4月1日，俄外债总额为1283亿美元，占俄GDP的48%，政府的目标是在还清今年的约140亿美元后，到年底将这一比例降低到41%的国际认可“安全线”内。据俄政府资料，2003年俄预算总额为770亿美元，而已被列入预算的外债偿还额高达173亿美元，约占1/5。（注：УлъяновΗ．“Бюджет－2003”，2002/08/15）其五，受世界经济继续低迷影响。去年以来，受美国经济下降拖累，西方经济普遍出现不景气，整个世界经济呈现低速增长态势，对能源和原料的需求也相应减少，导致国际市场此类产品价格下降。俄经济中出口占GDP近1/3、出口产品中石油又占1/3，其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和敏感度显而易见。据俄有关专家测算，国际市场石油价格每下降1美元，俄经济增长率就相应下降0.4-0.6个百分点，年出口收入减少20-21亿美元，财政税收减少8-9亿美元。（注：БелонсовА．Р．“Урокипосткризисногороста”．вопросыстатистики，6/2002г．с．16．）国际市场石油价格从2000年的平均每桶26-28美元跌落到2001年的24美元，以及2002年的上半年的平均21美元，俄经济增长率也相应由2000年的8.6%跌至2002年上半年的3.2%，出口收入和财政税收也相应减少。有迹象表明世界经济的这种低增长可能还要维持1-2年，中国有关专家预测可能要到2005年方能结束，（注：中国社科院《重论动态》课题组：“关于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七种观点”，《新华经济》2002年8月27日，第3页。）这就意味着俄经济也将不可避免地受此影响，预计2003年也只能维持3-4%的增长率。俄副总理兼财长库德林日前表示，2003年对俄经济又是一个转折点，渡过这一年，人们就将增加对俄的信心和投资。（注：КудринА．“Докладоприоритетахсоциально－зкономическойполитикиипараметровфедеральныхтерриториалъныхбюджетов”，26/08/2002）

(3)2004-2005年可能成为“好转年”。俄政府认为，在渡过2003年的“转折”后，俄经济增长应逐步加速，向着良性、规范、持续增长的目标挺进。近年来为整治俄经济环境，当局参照国际经济体制和发展趋势，已经和正在加快出台一系列法律、条例和规定，经济交流和投资环境将更加宽松。政府近日还向国家杜马提交了《2005年前社会经济发展纲要》，其中对下一阶段经济改革、通胀控制等提出了相应政策和目标。纲要提出，国家将通过落实一系列高效机制和补贴部分贷款利息，优先对社会发展、经济基础设施建设、环保、国防工业等方面进行投资，将对高技术和生态技术的发展给予支持，将努力确保在资源出口领域内的“重要国际地位”（注：СергеевМ．“Бюджет－2003”．20/08/2002）。政府还计划在2004年实现“无盈余”预算，以加大对社会和经济的财政投入，同时，要求将通胀率由2002年预期的12-14%降低到2005年的8-10%。计划实施50项促进俄各地区发展的联邦计划，其中包括《远东和后贝加尔2010年前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实现通过加速地区发展带动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目的。

如果俄争取2003年底前加入WTO的努力成功，这对俄扩大对外经贸合作将起到促进作用。欧美承认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后，也会相应取消部分过去针对俄的歧视政策。世界经济也许能在此期间走出增长“低迷”期，对能源和原料的需求增长，这对能源出口占重要地位的俄经济将是好消息。俄期望2004-2005年间每桶俄石油的国际市场价能保持23美元以上，如此按俄经济发展与贸易部长格列夫的预测，2004年经济增速就能达到5.4%，2005年则可达到5.6%。（注：“Нуженлиростбезразвития”．ЭкономикаиЖизнь．16/2002.С．2-3.）

(4)中长期前景基本看好。俄罗斯拥有未来成为经济强国的基本条件，如丰富的资源特别是能源和较大的出口生产规模，强大的军工和机器制造业基础，良好的人才素质和创新能力，以及日渐稳定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环境等。普京推行全面改革，将引入“当代世界最科学的管理机制、最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对俄经济予以尽可能彻底的改造，使它的潜力得到充分开发和释放，从而实现跻身世界经济前列的中长期战略目标。

对俄中长期经济发展前景，俄政府持谨慎乐观态度，所订规划也充分考虑到俄经济未来发展中可能出现的困难和机遇，经济增长面临的不稳定性等。俄经济界对中长期发展前景的评估各不相同，但大多接近或赞同政府谨慎乐观的态度。对普京决策有重要影响的俄智囊机构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的专题报告认为，“俄拥有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一切可能条件”，只要实施“全面深入的经济结构改革”，“广泛制定和采用稳定、公开、透明和符合国际规范的‘游戏规则’”，未来10-20年内，经济“可以”并且“应当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速度发展”。（注：“СтратегиядляРоосии：повесткидняпрезидента－2000”．СВОП．Изд－во“Вагриус”，2000.c.51.）俄科学院经济所的专家们对2001-2015年的俄经济也做了较乐观的分析，他们把这15年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01-2008年，GDP增长率应为6-8%，投资增长8-12%，居民实际收入增长5-7%。他们甚至预测，由于投资不足、设备老化等原因，2003-2005年经济有可能出现低速增长。第二阶段为2009-2015年，GDP增长率为3-5%，这一阶段虽然长幅有所下降，但经济质量效益提高，最终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增强。到2015年俄将完成经济结构转换，信息工业以及其它节能性和科技附加值高的产品生产将在俄整个工业中占据主导地位。（注：“Россия－2015：оптимистичесхийсденарий”．Отвег．ред．Абалкин．Л．И．М．1999.c.51-52.）

俄宏观经济分析和短期预测中心的专家看法与上述预测有所不同，认为2010年前，俄经济将一直面临如何在促进增长与加快结构改革之间找到平衡点的问题。为保障经济增长，政府将继续执行鼓励能源和军工生产及出口的政策，但能源生产成本将逐年增加。如每桶俄原油的成本价有可能从2001年的13.6美元，上升到2005年的15.9美元和2010年的19.5美元，而石油产量却不会大幅增加，相反可能减少。按俄联邦“能源效益经济”计划预计，俄石油产量将从2001年的3.48亿吨增加到2005年的3.60亿吨和2010年的3.60-3.70亿吨；而能源部“2020年前能源战略”预计，将从2001年的3.48亿吨减少到2005年的3.08-3.27亿吨和2010年的3.05-3.35亿吨。（注：“Урокипосткризисногороста（1999-2001гг．）”．Вопросыстатистики．6/2002.c.19-27.）能源部认为，如果国际市场石油价格不能维持在23美元以上，2010年前俄经济平均增长速度只能维持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