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称评定论文（精品多篇）

社会科学知识的局限。 篇一

拉坦（Ｒuttan）观察到制度变化的供给依赖于两个因素：知识基础和创新成本。拉坦断言，我们拥有的社会科学知识越多，我们设计和实施制度变迁就会干得越好。林毅夫也认为，制度安排选择集合受到社会科学知识储备的束缚。即使组织有心建立新制度安排以使制度从不均衡恢复到均衡，但由于社会科学知识不足，也不可能建立一个正确的制度安排。

正如当科学和技术知识进步时，技术变迁的供给曲线会向右移一样，当社会科学知识和有关的商业、计划、法律和社会公共管理专业的知识进步时，制度变迁的供给曲线也会右移。社会科学和有关专业知识的进步降低了制度发展的成本，正如自然科学及工程知识的进步降低了技术变迁的成本一样。

由于我们社会现在还没有足够的社会科学知识来设计一项相对完美的教师职称评审制度，因此，我国目前的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制度是一种无奈选择的结果。在一种可以替代现有制度的更有效率的制度出现之前，“一旦制度得以确立，即使它们是集体次优的，也会持续存在下去”。但是目前的教师职称评审制度具有自我强加的趋势，因为当初对该制度的选择抑制了知识创造和积累的速率，进而造成了有关制度发展的社会科学知识的短缺，从而阻碍了制度变迁的步伐。

结语 篇二

我国高校财政拨款方式为“基本支出加项目支出”，而对于高校科研而言，主要是项目制拨款方式。这种拨款方式的主要缺陷在于立项标准的模糊性以及程序的阙如。其后果是高校往往把科研论文数量作为自己获得项目拨款的一项竞争性指标，因为在科研能力方面，科研论文水平往往在同一个评价指标体系内被同质化了，能说明问题的就剩下在该评价指标体系下的数字的差别，也就是说，数字成了能力的重要表征。虽然上级主管部门已经逐渐意识到量化学术的弊端，并且还出台了相关政策，比如，201*年教育部颁布了《关于进一步改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意见》、201*年教育部颁布了《关于深化高等学校科技评价改革的意见》，但是，上级主管部门对高校评价、经费支持、干部选拔考核等方面的指标化倾向已然形成了一种心智模式。“尽管人们不（总是）完全遵照自己口头‘声称的理论’（他们所说的）去行事，但是他们一定会完全遵照自己实际‘实行的理论’（他们的心智模式）去做”。

因此，教育部出台的相关政策并不能在实践中得到遵守，而与此同时，高校也宁愿相信上级主管部门的心智模式而不是政策文本。因此，政府首先要改变和重塑的是自己的心智模式，对于高校的评估考核以及基于其上的经费支持、干部选拔等管理方式要尽量去指标化，并且让这种心智模式在政策文本中得到真实表达，以换取高校对政府相关政策的真心支持和信任。而作为高校改革的真正主体，各高校要敢于在合法框架下进行制度创新，创造出符合学术生产规律和教师专业发展规律并契合学校实际的教师职称评审制度。尽管制度创新会有风险，但至少一所高校的失败会让其他高校吸取教训，降低其他高校进行创新的成本；倘若创新成功了，也不必在意自己的制度创新成果被其他高校所模仿，这同样能够降低其他高校的创新成本，也就是说，任何一所高校进行教师职称评审制度的改革与创新，不管成功与否，其组织收益都小于社会收益，但这也正是高等教育公益性的一种具体体现。

所以任何一所高校及其领导者都要有一种超脱[]的姿态以及成为制度创新的关键行动者的意识和准备。总而言之，要想改变高校低效的教师职称评审制度长期存在的现状，以政府为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和以高校个体为主导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有机结合是基本路径选择。

冲击了教学。 篇三

以科研为主的能力累加模式，过分强调了科研的绩效，而弱化了对教学的要求，再加之高校的收入分配以及相关福利待遇都与教师职称密切关联，因此，这是一种对教师将主要精力配置于科学研究的内在激励。对于教师而言，如果说教学是不可不承担的，那至少也是可以轻松应付过关的。这就是“科研吃教学”的“教学漂移”现象。就连副教授、教授给本科生上课这种天经地义的事情都需要政府红头文件来保证，我们能否认教学没有受到冲击吗？

组织目标的模糊性。 篇四

高校承担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并且总是被一系列的评估者所评估（或者是同一个评估者评估不同的方面），并且这些评估者倾向于运用不同类型的、通常不相容的标准或准绳。由于评估意味着竞争稀缺资源的机会，因此，这些稀缺资源的价值，对于高校整体而言，可能是经费的增加，而对于高校领导而言，可能是政治晋升。

我国高校深深地内嵌在整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和环境之中，高校管理仍然表现出和现在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的政治行为色彩。由于高校的领导都被赋予相应的行政级别，他们也因此被纳入到更为广阔的政治晋升锦标赛格局中，晋升锦标赛引起了高校之间的激烈竞争。高校多维任务的实现都是建立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基础之上，而人才培养目标最为模糊，导致其评价标准也不明晰，高校无法直接确切地证明学生获得良好教育，教育效果的显示在时间上是终身的，而且高校所起的`效果很难与其他作用于个人之上的影响相分离。“在理性原则下，复杂组织对那些重要的环境要素所最容易观察的标准会保持高度警觉，并且强调在此类标准上获得好评”。因此，高校就会有追求发表论文的数量、获得的研究基金或研究奖励数量的内在动力以彰显自身科学研究水平。高校的这种发展模式并不是孤立的，因为它的主管部门同样也面临着类似的评估和考核。高校的上级主管部门及其领导也希望在他们那一层次上的竞争中取胜以获取更多的预算和进一步的晋升。因此对于高校而言，在教师考核和职称评审中，主要看教师的论文数量、研究基金数量、研究奖励数量，因此，这些“数量”也就具有相当的正当性和必要性了。这实在不是说这些“数量”反映了或有助于提高高校的质量或其未来发展的适宜性，而是这些“数量”特别引人注目，尤其是上级主管部门的注目

。当一个组织向另一个更有权力的组织主动表现出这样的行为时，人们往往称之为预期从属或依附(anticipatorysubordination)。这种预期从属或依附行为会传递给高校内部相关管理部门和广大教师，并在教师职称评审制度中体现出维持和扩散这种制度的积极因素。

污染了学术。 篇五

由于以科研为主的能力累加模式，认可不同水平绩效之间的可替代性，教师便会追求更多数量的低质量工作绩效，通过低水平工作绩效的数量累加来替代高水平工作绩效。也就是说，教师在此评审模式下，有发表“短、平、快”文章的动力，而没有甘愿坐冷板凳、追求高质量学术创新的意愿。鉴于学习效应，那些高能力的教师也会逐渐采取类似的策略选择。如果有足够多的人争相效仿这一行为，就会在共同体内形成一个临界多数，从而———逐渐地———策略行为就被制度化了。面对科研成果的数量要求，有些教师可能会铤而走险，在科学研究中进行抄袭、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而面对广大教师发表论文的刚性需求，一些学术期刊为了谋取利润公然贩卖版面，诸多教师为了职称早日晋升，也积极参与这种“钱学交易”之中。上述种种学术浮躁、学术注水、学术腐败行为严重污染了本该神圣的学术环境，严重制约了学术创造性，使得我国的科研论文数量和科学研究水平出现严重的不对称。关于对目前我国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制度的检讨以及所带来的上述不良后果的批评早已频繁见于学术期刊以及大众媒体，部分教育主管部门的领导以及高校领导也在公开场合对目前教师职称评审制度表达了极大担忧。但检讨、批评与担忧也仅仅止于口头，以科研为主的能力累加模式仍然在延续。为什么如此低效的制度能够长期生存下来呢？

我国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制度的内核与绩效 篇六

在讨论我国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制度之前，我们先看一下一个流传甚广的有关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的故事。

1968年，我在芝加哥大学做助理教授，问大教授D．GaleJohnson关于升级的衡量准则。我问：“文章要有多少才可升级？”答曰：“据我所知，从来不计多少。”再问：“发表的学报声望计多少？”答曰：“从来没有想过。”再问：“多取几个名衔怎么样？”答曰：“没有谁管你的名衔。”“没有博士也可升级？”“当然可以。”我再问：“一篇文章也没有发表过，可以升级吗？”答曰：“可以的。”我又逼问：“连文稿也没有一篇，也可以升级吗？”答曰：“那会比较困难，但要是你能多说话，表达你的思想，若够分量，升级单靠口述是可以的。”

作为经济学研究重镇的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在这种教师职称评审模式下，迄今培养了9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这种教师职称评审模式可以被称为“能力最大模式”，即是以被评审者在评审期内的最大能力为测量对象，若评审期内的最大能力达到或超过职称晋升的能力标准，被评审者获得职称晋升，否则，被评审者的职称保持不变。这种模式看重的是被评审者在评审期内的最高绩效水平。

而在我国高校普遍存在的教师职称评审制度则呈现截然不同的另一番景象。我国高校在评聘专业技术职务的过程中，对于教师在大学的两项基本职能“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方面的表现均有规定，在人才培养方面，除了对教学工作量有明确要求，在学科建设、专业建设以及课程建设等工作上规定得甚为含糊。在一个“教授不愿上讲台”的潜规则下，完成教学量对于那些想晋升的教师来说实在不是一件难事。但是在科学研究方面，其要求则是一种硬约束：一是规定了认定期刊的范围；二是规定了在认定期刊发表论文的数量。不能达到在认定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最低数量要求的教师，则不具有参加学校评聘专业技术职务的资格。即使达到在认定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最低数量要求的教师，也只意味着他取得参加学校评聘专业技术职务的资格，最终能否实现晋升，还要看他发表的论文、获得的科技奖励通过量化后所得到的分数是否比别人高。

事实上，在科研方面的量化要求构成了我国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模式的内核。我国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模式可以被称为“以科研为主的能力累加模式”，即是以被评审者在评审期内的以科研为主的能力总和为测量对象，若评审期内的能力总和达到或超过职称晋升的能力标准，则被评审者获得职称晋升，否则，被评审者的职称保持不变。这种模式认可不同水平绩效之间的相互替代性。

也不知何时，我国高校职称评审制度演变成目前的以科研为主的能力累加模式。在高校职称评审制度演变进程中，以科研为主的能力累加模式或许是一开始被采纳是因为其他的原因，甚或完全是出于偶然，尔后这种模式之所以得以持续，乃是因为它能使它产生于其间的组织能够胜过其他组织。我国高校在教师职称评审过程中奉行的以科研为主的能力累加模式，促进了我国科研论文的生产力，使得我国成为名副其实的科研论文大国。但是，最初的制度发明者们对于这种模式所带来的弊端是始料未及的。这也正如哈耶克所言，制度是人之行动而非人之设计的结果，亦即无数独立的决策和行动的非意图的结果。这种模式也给我国高等教育和学术界带来严重内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