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自由》读后感（精品多篇）

《论自由》的读后感 篇一

把一本叫《论自由》的小册子看完了，作者是英国19世纪的哲学家约翰·穆勒。在阅读的过程中，想到一句《马哲》教科书中的话：哲学是世界观与方法论。论自由是向真理接近的方法论。

人类对自身有多不满，就意味着人类所掌握的真理有多残缺。同时，人类没有出现比现实更糟糕的状况，意味着人类某种程度上走在通往真理的道路上，或快或慢，有时甚至曲曲折折。

真理可能是碎片化存在，而人类则透过海量的探索，将这些碎片拼在一齐，并透过传播、共享。这就有了主流与边缘（异端）的分界，自由意味着让主流之外的边缘（异端）存在。这能够算作是一种宽容，但其实际上是对真理的维护。穆勒对此作了详细的论证。

异端可能是一种谬误，可能是一种邪说，也可能是尚未被人们感知的真理的一部分。不管怎样，它要么刺激着现有的主流真理使其尽量不被教条化、概念化，它要么将在未来补充现有主流真理身上藏有的缺陷。

人类对自身的前途似乎有很多的话要说，但很多时候又似乎一无所知。如果70亿的人类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机器，真理就会收缩；如果这是70亿充满个性、首创精神的鲜活的人，真理才会扩张。人类才有可能迈向终极目的地，如果有的话。

思想上的自由，放到生活中，就是一种彰显个性的态度与行动，与众不同，标新立异。它的原则是，如果不伤害到他人，能够为所欲为；如果伤害到了别人，就需要遭受处罚，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由此可见，那些看似囚禁人们自由的监狱，如果被正当使用，实际上也是维护自由的设施。

这就引出了社会对个人自由控制的限度问题。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点是，教育。如果一种教育体系，它的存在是为了统治官僚机制输送人才，它就是一种反自由的，其结果是，最聪明的人被聚集在一齐去控制其余人的自由。

比如科举制度，哪怕我承认它是一种公平的制度而且它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但它的结果必然造成官僚体系之外的，其余国民在自由领域探索活动的萎缩，如此，这个国家不会再有个性，不会再有首创精神，真理因此教条化，社会停滞。如果没有英国的坚船利炮，这天的中国或许与过去两千年的中国没什么差别，当然好与不好，大家自己会有想法。

这本书写在一个半世纪之前的英国土地上，如今的中国人读起来，或有许多共鸣。听我乱说，不如自己去看，很短，才10万余字。

《论自由》的读后感 篇二

自由，乃吾心向往之，而不能久得。逛卓越网时偶然看得《论自由》一书，介绍说此书主要解决个人与社会控制的关系问题，遂买下并决意静心读之。然至今，只读了引论，有一点浅想，记之成陋文，望通读后看到此文不会成笑话。

穆勒云，“虽有民主，而操纵力之国民，与权力所加之国民，实非同物。”此话乃针对所谓的民主国家而言。理论上的民主乃掌权者与被治者是一体的，因此国家的好恶就是人民的好恶，然而，实际中的掌权者与被管者不可能是一体，“人民的好恶”并不是整个国家的好恶，只是其中多数人的好恶，况且多数人的好恶也不是最多数人的好恶，或者实际上所谓的“多数人”只是少数人，这样的政治体制就容易造成人民与人民之间相互劫持。穆勒感叹道：“太白之豪暴，且无异于专制之一人。”其实，如斯统治较专制更残暴。因为专制是让人民明白地看到它的武断专权，而这样的统治是在暗地里施加百姓于“暴力”，表面却打着民主的旗帜。拿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来说，最后就流为了斯大林式的少数人专制：政治上控制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切权力，人民却没有监督党和政府的权力；经济上它可以“卫星上天”，却不能满足公民基本生活需求；思想文化上进行高度垄断，书报检查制度剥夺了公民的言论自由和创作自由，作家经常遭意识形态恫吓。据索尔尼仁琴在《古拉格群岛》中引用俄国刑法专家的统计，沙皇1876——1905年的30年间共处死486人，被斯大林在1930——1953年所谓23年中处以极刑的人是沙皇的一千多倍。此种“专制”无人民自由的国家，表面上是无产阶级专政，实则是将国囚禁起来，里面的溃烂终会蔓延至表面的浮华。因而为国治理者，应当为民之权益谋事，万不可将自己当做人民代表，却把为自己谋权当成是在为人民谋权。

自由之初义乃不为外物所拘牵，无胜义也无劣义。有个性的人大多事上不为外物所牵，正如穆勒所说，个性就是个人具有独立意志，根据自己的经验、知识、性格与利益对外界事物作出判断，而不是根据他人、社会、传统和习俗作出判断。社会上总有一部分人活得自由个性，他们特立独行、不怕孤立、敢说老实话、敢向社会大多数的专制权威挑战，他们比其他人更不能适应社会准备下的模子。自由个性之人是理想主义者，是孩子也是老者，是推动社会不断完善的先驱力量，这样的力量要影响他人，必得将思想观点形成舆论，要形成舆论就得有发言权。但是社会暴虐的目的就是要摧折人的个性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其首先禁绝的即言论自由。《礼记》中说“情欲信，词欲巧”，便是要提醒人们说话时态度要坚定，但是说话的方式则要非常客气、非常婉转，自由个性之人当这样才能让当权者听得进去。

穆勒在《论自由》一书中说，言论自由为一切自由的根本。同时，又认为我们认为“真理”的，我们认为“是”的，我们认为“最好”的，不一定就是那样的。正因为人类不是“不可能错误的”，因此需要容忍异己才能实现自由。比如，岳飞抗金之时自然认为自己是正义的，然而对于金人而言岳飞是灭国者是自己的敌人，金人认为自己才是正义的。那么，到底谁才是对的、是正义的？我们无从判断。社会中也常常有人认为自己的正确的，因此带着“正义的火气”残酷地摧毁了另一个可能是正确的思想或事物，这样也摧毁了别人的自由。

《论自由》读后感 篇三

《论自由》是英国思想家约翰。密尓的代表作，被誉为“自由主义的集大成之作”，在西方社会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书中完善和发展了英国传统的个人主义思想，大力为个人自由鼓与呼，同时清晰地划定了个人自由与社会干涉之间的界限，为国家政治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与支持。

人类个性的自由发展乃是密尓自由论证的核心。在这一点上，密尔似乎与康德“人是目的”的哲学观点一致。上天赋予每个人的禀赋，理应通过个性得到充分发扬，这是个人福祉和社会福祉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密尓坚决反对对个性的束缚。一方面，他认为每个人的禀赋不同，痛苦的感受和快乐的来源也不同，怎样才是最好最适宜的生活方式，只有个人最清楚。选择怎样的生活方式，应该交给个人自由决定。可以看出，密尓的论述中隐含着价值多元的观念，即使在今天也没有过时。

另一方面，对人民个性的束缚，将会限制社会的发展甚至导致其陷于停顿（很不幸中国成了密尓所举的反面例子）。他认为德国思想家洪堡提出的“首创性”概念，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必要因素，也就是说任何进步必须有人第一个开创新的做法。而“首创性”有赖于人民个性的自由发展。个性和境地的多样化，才是国家发展进步的源泉。顺便说一句，这一观点与进化论的理论倒很相符，物种单一性发展在环境巨变时很容易造成灾难性后果，甚至整体灭绝。

密尓认为，任何压制个性的制度，无论以怎样冠冕堂皇的名义进行，都是专制。专制有两种，一种是权力专制，一种是习俗专制。权力专制用武力压制人性中的突出部分，强迫个人屈服，那些敢于特立独行、突破平凡的人被迫消失，反而是那些顺服和平庸之人得到鼓励，久而久之形成习俗专制。习俗专制更加可怕，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当一切事情都取决于习俗，无人想到抗拒和变革，整个社会就会陷入平庸的沉寂，失去发展进步的可能。

密尓对思想和言论自由极为重视，认为这是个性发展的最重要基础，也是最重要的自由之一，因为人类的精神福祉是其他一切福祉的基础。密尓在论证思想和言论自由的必要性时，提出了四条依据。

第一，非主流的异端思想有可能是正确的，这在历史上一再被证明，密尔列举了苏格拉底和耶稣的例子。如果有人否认这一点，就是“冒领不可能错误性”（假冒上帝）。

第二，假如异端思想有很多错误，但是不可轻易否认其中也存在着部分真理。得势意见很难或者从来都不是全部真理，借助于异端思想中的部分真理，可以让自己得到补充和完善。

第三，即便我们假设公认的意见就是全部真理，但它仍然需要不断地接受质疑与争议的冲击，以保持其活力与生动。一旦其开始拒绝讨论，就会沦为教条，接受者就如同持有一个偏见一样，很少领会并真正认同它，最后的结果必然是知行不能合一。

第四，教条只能导致人心的硬化和僵化，拒绝任何新的思想观念进入人心，妨碍了人的精神发展，同时导致社会僵化。

因此，保证思想和言论自由发表十分必要。前提是在方式上要有所节制，不能越过公平讨论的界限。其一是不能夸大和歪曲事实，不能对对方的事实和论据进行压制，或者故意扭曲对方的意见表述。其二是不能实施人身攻击，不能以武力、法律、道德为武器对对方进行威胁。

当然，如果所有人任由个性自由发展，必将相互影响和争斗，因此社会的干预在所难免。密尔在划定个人自由与社会干涉之间的界限时，给定了两条原则。第一，个人的行动只要不涉及他人的利害，个人就不必向社会负责及交代。这条原则是关于涉己的行为，也就是个人自由所应具有的最低限度。第二，对他人利益有害的行为，个人则应当负责及交代，并且还应当承受社会或法律的惩罚。

密尓对政府干涉问题特别谨慎，对不侵犯他人自由的问题，坚决反对政府干涉。他提出了三点理由。

第一，如果事情由个人来办比政府办更胜一筹，自然应该由个人来办，比如自由生产和贸易问题。

第二，有些事即使政府办比个人办效果好，仍有必要交给个人办，因为这样可以锻炼公民管理社会事务的能力，从长远来看，个人的发展必将有利于国家的发展。

第三，不必要的增加政府权力，将会在今后带来更大的祸患，一方面造就难以根除的利益集团，另一方面使人们逐渐依附于政府，政府将会越来越为所欲为。可以看出，密尓希望的政府是“守夜人”的'角色。

概言之，能够合理干涉个人自由的，只能是为了自我防卫和由此衍生出来的必要责任。当然，密尓没有忘记将未成年人排除在外，强调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是家长和社会的义务，适当限制未成年人的自由是必要的，这点可以理解。

但是，密尓将所谓落后种族或者野蛮人也排除在外，却是犯了一个歧视性的错误，并为殖民统治和专制压迫留下了空间。进步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的界定，难道有所谓客观标准吗？如果没有，岂不是又成为强者的借口？这不能不说是密尓思想中的一大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