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婴国》读书报告

中国的社会是人情社会，是面子的社会。在中国古典名著《儒林外史》中，人情世故体现得淋漓尽致，这种人情关系体现在金钱与权势上，无论是官员还是底层的百姓，观察事情的方向就只有一个，往的是权势看齐。书里官场也有着“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一说，三年敛财十万白银的官员竟已经算得上为官清廉，纵小说文学有着夸张传奇色彩，但不可否认的是自古以来，中国社会就是充满着人情世故的社会。所以《儒林外史》一书，能从侧面上表达了当时的社会环境并加以作者自身的讽刺。

之所以提及《儒林外史》一书，是因为在宪法与行政法这一门课程上，毛老师提到过自然法的概念以及儒家处世的观念看法，当时我就想到了人情世故这一层面。在我眼里，中国人的中庸之道，很大程度上都源自于儒家思想的集体无意识，它让中国人学会了谦逊、宽容，但是有个观点要明确：知善恶与知是非是不一样的看法。善恶之分与是非之分不可能完全的划上等号，可惜的是，在中国社会中，善恶往往和是非相提并论。善良的一定是正确的，邪恶的一定是错误的，正确的一定是善良的，错误的一定是邪恶的。在客观的层面上并不能完全正确，需要就事论事的分析，但当这种观念放在了中国式的处事情境里，放在了中国式人情世故中，是非的抉择往往就是善恶的抉择。

举个简单的例子，半夜和朋友外出宵夜，在一家烧烤店被偷了钱包，通过查看店家的私人监控，我们在附近找到了那个小偷，是个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面对监控，他无处抵赖，把钱包还给了我们。可能是怕挨打，他可怜巴巴地告诉我们：父母双亡，和年老的奶奶一起生活。没有经济来源，出于无奈才偷东西的。考虑再三后，我们还是报了警。警察了解情况之后，甩了一句“钱包找到了，那就没事儿了嘛”后就准备离开。我们不答应。警察很不耐烦地教育我们：“大家都不容易。你们又没什么损失，就算了嘛。半夜三更的，你们早点去休息，明天好好出去玩；我们也要回去休息。他虽然是个小偷，但是情况我了解，家里穷。都不容易的。”警察走了，小偷也走了。是啊，都不容易。但这能成为一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在大街上堂而皇之行窃的理由吗？

再举个例子，1935年，美国经济大萧条，无数的人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纽约一个区的法庭上也正在审理一起盗窃的案子。一名老太太偷窃了面包，被面包店老板告上法庭。在法庭上，老太陈述说：“偷面包，是因为我三天没吃东西了。更重要的是，我有三个孙子，他们的父母都死了。我得找点东西养活他们。”最后，法官对此案作出判决：“要么罚款10美元，要么拘役10天。”听完宣判，老太太哭了：“偷窃是我的错，我应该接受惩罚。但是如果我有10美元，我就不会去偷面包；如果我被拘役10天，那谁去照顾我的孙子？”法官说：“对不起，我必须要公正执法。”这时候，陪审团中一个人站了起来。他让老太太接受罚款10美元的处罚。同时，他摘下帽子，放了10美元进去，并对在场的所有人说：“我是纽约市市长拉瓜地亚。在我生活的纽约，还有一位老祖母需要通过偷窃面包去养活自己的孙子，这是我的耻辱，也是各位的耻辱。请各位每人掏50美分，为自己的冷漠买单。”、在场的所有人都向帽子了投了50美分，也包括了那位法官大人。

对比起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得出来善恶与是非其实是应该分隔开的两个概念，因为善恶是主观的概念，而是非却是客观的概念，如果硬是要将主观的感受和客观的事实混为一谈，模糊了事实，社会秩序以及社会价值框架就会崩塌。这种情况在国外很少见，因为国外有一种精神，是儒家精神要求不曾拥有的，就是契约精神。何为契约精神，它是西方文明社会的主流价值，在民主法治的形成过程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为法治提供了经济基础，同时根据个人的契约精神上升到公法领域的控制公权力，在实现人权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契约精神可以很好的区分善恶与是非的界限，契约条约上的内容包含着是与非的描写，而不受制于契约内容的则是善恶的界定。放到社会上来讲，最能直面体会的契约就是法律，法律只判定是非，而不判定善恶。所以上文提到的老婆婆盗窃是违反了法律，是错误的行为，不管处于什么理由都应该受到惩罚、付出代价。至于纽约市长接下来的行为才是主观影响的，关于善恶判定的举动。但是那一个偷盗钱包的年青人，他偷盗的理由和老婆婆的如出一撤，但是，执法者却因为产生了恻隐之心，武断地放过了这个年青人，丝毫没有照顾到受害者的感想，单凭年青人的一面之词，就同情心泛滥，将是非判断置于善恶判断之后，可以说是本末倒置了。这就是中国式宽容的其中一种体现，其本质就是缺乏法制精神，在国外体现为契约精神。

要知道，中国社会内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很多，如果在案发现场在增添几名围观群众，围观群众的同情心泛滥的程度更为严重：违法者卖弄同情，将自身弱小化，将自身推升了道德的制高点；受害者追求说法，维护自身的利益，却被看成了咄咄逼人、仗势凌人，这就是中国式宽容的表现形式。更有人精辟的总结出中国式宽容的口头禅，比如说，来都来了、都不容易、吃亏是福、习惯就好、还是孩子等等等等。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子不分是非的同情心理呢？这种心理让我看到了鲁迅笔下的阿Q，看到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即便自己占据道理，也本能的或者被迫的息事宁人，因为想着息事宁人，所以总是会被不占理的一方或者不分青红皂白就劝和的一方，强迫你必须宽容，你不懂得宽容，你才是真正做错的一方。的确，中国人都是善良的，从每个人从小到大生活的环境，经历的教育，都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善良，我们小时候看到的电影，无论主角受到过多少苦难，在最后可以选择了结恶人的瞬间，他总是会犹豫，往往大部分都会留下恶人的性命，这才能彰显英雄本色、英雄气概。原谅是结局的主旋律，这样子带来的观念就是，原谅做错事的人是应该的。但是国外的电影，往往快意恩仇，看畅淋漓，能让你血脉膨胀。这宣扬的就两种明显不一样的价值观。很明显，国内的想让观众接受的价值观是后者，善良更可贵一些。因此，中国人将善良看得比是非更重要。

龙应台在《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中指出，比起规则制度，似乎人情面子才是决定社会秩序的关键，比起较真冲突，更多人选择的是息事宁人，并且美其名曰为中庸。他人有错，你不要与人过不去。你要反思自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收到伤害，要以德报怨。冤冤相报何时了，不如宽容了好。这种无理的道德要求，就像是一锅毒药，旁观者们满心热切的劝你喝了它，它看上去是那么的滋润大补，其实内在早已变了质。比起诚恳的道歉，解决问题、寻求谅解，这种宽容更倾向于简单粗暴的将过失转嫁到受害者身上，利用道德绑架，逼迫受害者做出谅解的姿态。

中国式宽容本质是内在的冷漠。旁观者们的态度无非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他们所要求的的宽容，完全是站在一旁的说风凉话。当涉及自身利益，牵涉到自己头上的过失，无论是谁都无法轻易原谅吧。更何况就凭宽容二字，就可以忽视对错，忽视责任了吗？宽容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但所谓宽容并非纵容，在蛮横的善良面前，我们瞠目结舌，无言以对，宽容一词一旦出现，万马齐喑，无人敢言，所到之处如沐春风，风月无边。胡适曾说，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

而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最终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最后说一句，自以为是的善，比无可救药的恶更可怕。要知道，道德这个词，虚无缥缈，从来只能用来约束自己。如果想用道德来约束其他人，谋取自己的利益，无疑是中国式宽容的做法，也会是最大的不道德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