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散文（精品多篇）

余光中散文 篇一

德国还有一种声音令人记忧，鸟声。粉墙白瓦，有人家的处所肯定有花，万紫千红，不是在盆里，就是在架上。花外就是树了。家栗树、菩提树、枫树、橡树、杉树、苹果树、梨树…很少看见屋宇陈整的人家有这么多树，用这么稠密的嘉阴来祝愿。有树就有鸟，树是无行的祝愿，鸟，百啭千啾，即是有声的颂词了。绝对的沉寂不免难免单调，胶原蛋白的作用，若加三两声鸣禽，便脉脉有情起来。

听鸟，有两种情境。一种是浑然之境，听觉一片透明流利，若隐若现地意想到没有什么器械在顺耳忤心，却未决心去追随是甚么在称道悄悄。另外一种是专注之境，在动听的称心当中，俯向头顶的翠影去寻觅长尾细爪的飞踪。如果找到了那"声源"，望见它回头饱舌的姿势，就更教人兴奋。或是在绿阴里侧耳静待，等近处的啁啁弄舌告一段落，远处的枝头便有一只本家用类似的节拍来回覆。我们当然不晓得是谁在问，谁在答，乃至有无问答，但是那样一来一往再参也不透的"高谈"，却真能令人忘机。

在汉堡的湖边，在莱茵河与内卡（Neckar）河边，在巴登巴登的天国泉（Paradies）旁，在迈瑙岛（mainau）的美丽花圃里，在那很多静境里，我们成了百禽的知音，不知其名的知音。至于一进黑森林，那更是大饱耳祸，目不暇接了。

余光中经典散文 篇二

德国的钟声是音乐摇篮，到处摇我们进梦。当代的空间越来越窄，能在工夫上来回古古，多一点弹性，仍是好的。钟声是一程回首之旅。但德国另有一种声音令人转头。从巴登巴登去佛洛伊登希塔特（Freudenstadt，欢喜城之意），我们脱越了整座乌丛林，一路寻觅著名的梦寐湖（Mummelsee）。过了霍尼斯格林德峰，才发明已过了头。本来梦寐湖是黑丛林公有的一面小镜子，以杉树丛为茶青的宝盒，人不知鬼不觉地躲在浓阳的深处，现代骑士们策其宾士与宝马一掠而过，怎会注重到呢？

我们在如幻如惑的湖光里迷了一阵，才带了利欲熏心重上南征之路。临去前，在湖边的小店里买了两件会收声的工具。一件是三尺多长的一条浅绿色塑胶管子，上里印着一圈圈的凸纹，舞动如轮的时刻会咿嘤出声，浑俗可听。我借觉得是谁这么好兴趣，居然在湖边吹笛。因而以四马克购了一条，一起上泊车在林间，拿出来挥弄一番，浓淡的音韵，险些召来牧神战树粗，两人相瞅而笑，浑不知身在那边。

另一件倒是一匣灌音带。我问伙计有没有Volksmusik，她就拿这一匣给我。名叫DeutschlandSchnHeimat，正是"德意志，斑斓的故里"。我们一路南行，就在车上听了起来。第二面的歌最有特点，咏叹的尽是南边的风土。脚风琴婉转的韵律里，艰深而沉洪的男高音缓缓唱出"从阿尔亢斯山地到北海边"，那声音，充足之中躲藏着磁性，令人光荣这十块马克花得相称值得。《黑森林谷地的磨坊》、《陈腐的海德堡》、《波定湖上的好日子》…一尾又一首，知足了我们的等候。我们的车头一路向南，正指着水光潋滟的波定湖，听着LustigeTageamBodensee飞扬的音调，更删壮游的劳兴，加快中，黑森林的黛绿酿成了惊涛骇浪而来。是果为发生贝多芬与瓦格纳的国家吗？为何连江湖上的平易近谣也扬起激越的号声与鼓声呢？末了一首鼓号交鸣的《横越德国》更动听激情，而林木开处，佛洛伊登希塔特的红顶白墙，渐已琳琅可看了。

余光中散文 篇三

《听听那冷雨》是余光中的散文代表作，正如《荷塘月色》之于朱自清。初读《听听那冷雨》，不禁大惊:散文可以如此写？细读之则手不释卷。余光中曾戏称:“右手写诗，偶尔左手写散文，算是副产品。”但这样的副产品在当代散文家中有几人能出其右？诗一样的充满腾跃联想的言语是《听听那冷雨》的最大特征。作者在文中大量动用了迭字句。

文章开始，就对雨作纵情的描绘:时而淋淋漓漓，时而淅淅沥沥，天潮潮地湿湿······一句就写出雨的形声。接着他腾跃联想，写道:······即便在梦里，也似乎把雨伞撑着······这句奠定了整篇一种“忧伤”的基调。马上，他大胆想象:整个中国整部中国历史无非是一张黑白片子，片头到片尾，不断这样下着雨。此时，我窒息般地感觉到余光中心坎那种深深的乡愁以及爱国情怀。本文恰似一首长诗，字字句句，充满令人惊奇的诗的意象。作者笔下的雨时而是“黑白片子”，时而是“宋画”，时而是“一滴湿漉漉的灵魂”，时而是“温柔的灰美人”等等。作者凭非凡的才力和杰出的想象力，把乡愁化为种种意象，而意象又于作者的某段人生遭逢及心灵历程相连相融。堪称情丝和雨丝交错。余光中用诗样的言语对雨进行视觉、听觉、嗅觉等多方面感觉进行描写，字里行间，新诗神韵俯拾即是，例“牧童遥指”，“剑门细雨渭城轻尘”，“杏花春雨江南”。

喜好古典文学者看本文，时时会心一笑。而喜欢古代风格的读者也不会失望，例“雨是潮潮湿湿的音乐下在渴望的唇上舔舔那冷雨”一句，已令许多所谓的古代诗人汗颜。言语是思维的载体，言语没有音乐味，何能成为作家？异样，思维不深邃，更是不成作家。余光中将思维完美融入言语，正如他所说:一位出色的散文家，当他的思维和文字相遇，美如盐撒于烛，会喷出七色的火花。我读书，常爱划句，但是读《听听那冷雨》，居然摘不下一句，由于每一句话都这么美。

文坛宿耆柯灵说:《听听那冷雨》直接用文字的雨珠，声色光影，密密层层，犬牙交错而成。这也答应以协助咱们对中国文字和古代文学的体现力添加一点决心，也应该承认这在五四以来的散文畛域中，算是别辟一境。评论毫无过奖，也深刻公道。

余光中散文 篇四

飞行袋鼠“旷达士”（Qantas）才一展翅，偌大的新几内亚，怎么竟缩成两只青螺，大的一只，是维多利亚峰，那么小的一只，该就是塞克林峰了吧。都是海拔万呎以上的高峰，此刻，在“旷达士”的翼下，却纤小可玩，一簇黛青，娇不盈握，虚虚幻幻浮动在水波不兴一碧千哩的“南溟”之上。不是水波不兴，是“旷达士”太旷达了，俯仰之间，忽已睥睨八荒，游戏云表，遂无视于海涛的起起伏伏了。不到一杯橙汁的工夫，新几内内亚的郁郁苍苍，倏已陆沉，我们的老地球，所有故乡的故乡，一切国恨家愁的所依所托，顷刻之间都已消逝。所谓地球，变成了一只水球，好蓝好美的一只水球，在好不真实的空间好缓好慢地旋转，昼转成夜，春转成秋，青青的少年转成白头。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水汪汪的一只蓝眼睛，造物的水族馆，下面泳多少鲨多少鲸，多少亿兆的鱼虾在暖洋洋的热带海中悠然摆尾，多少岛多少屿在高敢的梦史蒂文森的记忆里午寐，鼾声均匀。只是我的想象罢了，那淡蓝的大眼睛笑得很含蓄，可是什么秘密也没有说。古往今来，她的眼里该只有日起月落，星出星没，映现一些最原始的抽象图形。留下我，上天无门，下临无地，一只“旷达士”鹤一般地骑着，虚悬在中间。头等舱的邻座，不是李白，不是苏轼，是双下巴大肚皮的西方绅士。一杯酒握着，不知该邀谁对饮。

有一种叫做云的骗子，什么人都骗，就是骗不了“旷达士”。“旷达士”，一飞冲天的现代鹏鸟，经纬线织成密密的网，再也网它不住。北半球飞来南半球，我骑在“旷达士”的背上，“旷达士”骑在云的背上。飞上三万呎的高空，云便留在下面，制造它骗人的气候去了。有时它层层叠起，雪峰竟拔，冰崖争高，一望无尽的皑皑，疑是西藏高原雄踞在世界之脊。有时它皎如白莲，幻开千朵，无风的岑寂中，“旷达士”翩翩飞翔，人莲出莲，像一只恋莲的蜻蜓。仰望白云，是人。俯玩白云，是仙。仙在常中观变，在阴晴之外观阴晴，仙是我。哪怕是幻觉，哪怕仅仅是几个时辰。

“旷达土”从北半球飞来，五千哩的云驿，只在新几内亚的南岸息一息羽毛。摩尔斯比（PortMoresby）浸在温暖的海水里，刚从热带的夜里醒来，机场四周的青山和遍山的丛林，晓色中，显得生机都勃，绵延不尽。机场上见到好多巴布亚的土人，肤色深棕近黑，阔鼻、厚唇、凹陷的眼眶中，眸光炯炯探人，很是可畏。

从新几内亚向南飞，下面便是美丽的珊瑚海（CoralSea）了。太平洋水，澈澈澄澄清清，浮云开处，一望见底，见到有名的珊瑚礁，绰号“屏藩大礁”（GreatBarrierReef），迤迤逦逦，零零落落，系住澳洲大陆的东北海岸，好精巧的一条珊瑚带子。珊瑚是浅红色，珊瑚礁呢，说也奇怪，却是青绿色。开始我简直看不懂，双层玻璃的机窗下，奇迹一般浮现一块小岛，四周湖绿，托出中央一方翠青，正觉这小岛好漂亮好有意思，前面似真似幻，竟又浮来一块，形状不同，青绿色泽的配合则大致相同。猜疑未定，远方海上又出现了，不是一个，而是一群，长的长，短的短，不规不则得乖乖巧巧，玲玲珑珑，那样讨人喜欢的图案层出不穷，令人简直不暇目迎目送。诗人侯伯特（GeorgeHerbert）说：色泽鲜丽。

令仓促的观者拭目重看。

惊愕间，我真的揉揉眼睛，被香港的红尘吹翳了的眼睛，仔细看一遍。不是岛！青绿色的图形是平铺在水底，不是突出在水面。啊我知道了，这就是闻名世界的所谓”屏藩大礁”了。透明的柔蓝中漾现变化无穷的青绿群礁，三种凉凉的颜色配合得那么谐美而典雅，织成海神最豪华的地毡。数百丛的珊瑚礁，检阅了一个多小时才看完。

夜读叔本华 篇五

体系博大、思虑精纯的哲学名家不少，但是文笔清畅、引人入胜的却不多见。对于一般读者，康德这样的哲学大师永远像一座墙峭堑深的名城，望之十分壮观，可惜警卫严密，不得其门而入。这样的大师，也许体系太大，也许思路太玄，也许只顾言之有物，不暇言之动听，总之好处难以句摘。所以翻开任何谚语名言的词典，康德被人引述的次数远比培根、尼采、罗素、桑塔耶纳一类哲人为少。叔本华正属于这澄明透彻易于句摘的一类。他虽然不以文采斐然取胜，但是他的思路清晰，文字干净，语气坚定，读来令人眼明气畅，对哲人寂寞

而孤高的情操无限神往。夜读叔本华，一杯苦茶，独斟千古，忍不住要转译几段出来，和读者共赏。我用的是企鹅版英译的《叔本华小品警语录》（Arthur Schopenhauer：Essays and Aphorisms）：

“作家可以分为流星、行星、恒星三类。第一类的时效只在转瞬之间，你仰视而惊呼：‘看哪！’——他们却一闪而逝。第二类是行星，耐久得多。他们离我们较近，所以亮度往往胜过恒星，无知的人以为那就是恒星了。但是他们不久也必然消逝，何况他们的光辉不过借自他人，而所生的影响只及于同路的行人（也就是同辈）。只有第三类不变，他们坚守着太空，闪着自己的光芒，对所有的时代保持相同的影响，因为他们没有视差，不随我们观点的改变而变形。他们属于全宇宙，不像别人那样只属于一个系统（也就是国家）。正因为恒星太高了，所以他们的光辉要好多年后才照到世人的眼里。”

叔本华用天文来喻人文，生动而有趣。除了说恒星没有视差之外，他的天文大致不错。叔本华的天文倒令我联想到徐霞客的地理，徐霞客在游太华山日记里写道：“未入关，百里外即见太华兀出云表；及入关，反为冈陇所蔽。”太华山就像一个伟人，要在够远的地方才见其巨大。世人习于贵古贱今，总觉得自己的时代没有伟人。凡高离我们够远，我们才把他看清，可是当日阿罗的市民只看见一个疯子。

“风格正如心灵的面貌，比肉体的面貌更难作假。模仿他人的风格，等于戴上一副假面具；不管那面具有多美，它那死气沉沉的样子很快就会显得索然无味，使人受不了，反而欢迎其丑无比的真人面貌。学他人的风格，就像是在扮鬼脸。”

作家的风格各如其面，宁真而丑，毋假而妍。这比喻也很传神，可是也会被平庸或懒惰的作家用来解嘲。这类作家无力建立或改变自己的风格，只好绷着一张没有表情或者表情不变的面孔，看到别的作家表情生动而多变，反而说那是在扮鬼脸。颇有一些作家喜欢标榜“朴素”。其实朴素应该是“藏巧”，不是“藏拙”，应该是“藏富”，不是“炫穷”。拼命说自己朴素的人，其实是在炫耀美德，已经不太朴素了。

“‘不读’之道才真是大道。其道在于全然漠视当前人人都热中的一切题目。不论引起轰动的是政府或宗教的小册子，是小说或者是诗，切勿忘记，凡是写给笨蛋看的东西，总会吸引广大读者。读好书的先决条件，就是不读坏书：因为人寿有限。”

这一番话说得斩钉截铁，痛快极了。不过，话要说得痛快淋漓，总不免带点武断，把真理的一笔账，四舍五入，作断然的处理。叔本华漫长的一生，在学界和文坛都不得意。他的传世杰作《意志与观念的世界》在他三十一岁那年出版，其后反应一直冷淡，十六年后，他才知道自己的滞销书大半是当作废纸卖掉了的。叔本华要等待很多很多年，才等到像瓦格纳、尼采这样的知音。他的这番话为自己解嘲，痛快的背后难免带点酸意。其实曲高不一定和寡，也不一定要久等知音，披头的歌曲可以印证。不过这只是次文化的现象，至于高文化，最多只能“小众化”而已。轰动一时的作品，虽经报刊鼓吹，市场畅售，也可能只是一个假象，“传后率”不高。判别高下，应该是批评家的事，不应任其商业化，取决于什么排行榜。这其间如果还有几位文教记者来推波助澜，更据以教训滞销的作家要反省自己孤芳的风格，那就是僭越过甚，误会采访就是文学批评了。

余光中散文 篇六

德国的音乐已经是西方之最。从巴哈到贝多芬，从瓦格纳到施特劳斯，那样宏壮的音乐，哪个国度发得出来？人杰，是由于地灵吗？该邦的最顶峰楚克希匹泽（Zugspitze）还不到三千米。莱茵河悄悄地流，并不怎么宏伟，反而有几分清秀。黑森林的名气大得吓人，连我常吃的一种蛋糕也借势其台甫，真令人骇怪，那一带不知该如何地暗无天日，出没龙妖。到了跟前，那满山的杜紧黛绿盈眸，针叶之密，果真是如如鬟，平行拔竖的树干，又密又齐，像是一排排的梳齿。然则要比壮硕建伟，怎么攀附得上减州巨杉的大巫身段呢？

莱茵河固然不怎样浩大，可是《齐格非莱茵之旅》却写得那样壮烈，天天听到，我城市情不自禁地热血翻腾而豪杰气衰。只惋惜史诗已成尽响了。我在西德租车观光，曾向平常的人家投宿。这种路旁人家总有空屋三两，丈妇多已退戚，太太归正忙着，便欢迎过路车客，供给当晚一宿，次朝一餐，免费之廉，只要普通大旅店的三分或四分之一。在西德的城道上开车，瞥见路旁横一小牌，写着Zimmer frei的，即是这类人家了。在巴登巴登（Baden Baden）南郊，我们住在格洛斯家。第二天早饭的时分，格洛斯太太的厨房里正放着支音机，德文唱的风行直素昧平生；侧耳再听，居然学好国盛行曲的曼妙吟叹，又有点像披头的咕咕调。巴哈的先人天天就听如许的曲调吗？尼采听了会怎样说呢？

余光中经典散文 篇七

鸟声令人忘忧，德国却有一种声音令人难以放心。在汉堡举办的国际笔会上，东德与西德之间，最近几年虽然垂垂趋和缓，仍旧磨擦有声。此次去汉堡列席笔会的东德作家多达十三人，颇出我的不测，此中有一名叫汉姆林（StephanHermlin，1915—）的墨客，很有名望，比来更中选为国际笔会的副会长。他在论述东德文坛时，通知各国作家说，东德前十名的作家没有一位恭维政府，也没有一名不满现政。此语一出，听众惊诧，田主国西德的作家特别不苦接管。许多人默示贰言，而说得最坦白的，是小说家格拉斯（GünterGrass）。汉姆林其实不佩服，在第二天上午的文学会里再度登台辩论。

德文原本就没有是一种柔驯的说话，而用去争辩的时辰，便更隐得矛头逼人了。德国人本身也感觉德文太刚，歌德就道："谁用德文来讲客套话，必然是在扯谎。"本国人听德文，固然更辛劳了。法国文豪伏尔泰往腓特烈年夜帝宫中做客，曾念教说德语，却几近给呛住了。他说希望德国人多一点脑筋，少一面辅音。

跟法文比拟，德文的子音当然是太多了。例如"黑"吧，英文叫black，头尾都是发作的所谓塞音，听来有点坚强。西班牙文叫negra，用大启齿的母音扫尾就缓和很多。法文叫noir，愈加圆转开放。到了德文，竟然成为schwarz，读如"希勿阿尔茨"，前面有四个子音，背面有两个子音，而且都是摩擦生风，就显得有点威风了。在德文里，S开首的字都以Z起音，齿舌之间的摩擦音由无声降真为有声，难听逆耳多了，另外一圆面，Z开首的字在英文里绝少，在德文里倒是大宗，约为英文的五十倍；不但云云，其读音更酿成英文的ts，因而充耳平增了一片刺刺擦擦之声。例如英文的成语fromtimetotime到了德文里却成了vonZeitzuZeit，不光商讨有声，而且峨然大写，真是气派实足。

德文不单辅音整齐，令人读来怒目切齿，并且好长喜大，不动声色，真把人唬得一愣一愣。比方"黑森林"吧，英文不过是BlackForest，德文就接青叠翠地连成一气，成了Schwarzwald，教人没法小觑了。从这个字延张开来，巴登巴登到佛洛伊登希塔特之间的山讲，能够畅览黑森林光景的，英文不外叫BlackForestWay，德国人本人却叫做Schwarzwaldhohestrasse。我们住在巴登巴登的那三天，每次开车找路，左兜右转眼花计贫之际，这恐怖的"千字文"常会闪此刻一瞥即逝的路牌上，更令人惶惑手足无措。本来巴登巴登在这条"黑森林道"的北端，几多车辆觅幽探胜，南下驰驱，都要*这长名来指引。这当然是我厥后才弄清晰了的，其时看见，不外直觉它必定来头不小罢了。在德国的街上开车找路，那里容得你细看路牌？那末稀而长的地名，眼光还没扫描终了，早已过了，"视觉久留"当中，谁能肯定中心有无sch，而末端那一截事实是bach，berg照旧burg呢？

尼采在《擅恶以外》里就这么说："一切烦闷、黏滞、拙笨得仿佛盛大的器材，统统冗杂而可厌的架式，一成不变而层见叠出，都是德国人搞出来的。"尼采本身是德国人，尚且如此不耐心。马克吐温说得更绝："每当德国的文人跳水似的一头钻进句子里去，你就别想见到他了，一向要等他从大西洋的那一边再冒出来，嘴里衔着他的动词。"虽然如此，德文照样令我镇静的，由于它听来是那么阳刚，看来是那么声势赫赫，而所有的名词又都那么高冠崔巍，啊，真有气派！

石城之行 篇八

一九五七年的雪佛兰小汽车以每小时七十英里的高速在爱奥华的大平原上疾驶。北纬四十二度的深秋，正午的太阳以四十余度的斜角在南方的蓝空滚着铜环，而金黄色的光波溢进玻璃窗来，抚我新剃过的脸。我深深地饮着飘过草香的空气，让北美成熟的秋注满我多东方回忆的肺叶。是的，这是深秋，亦即北佬们所谓的“小阳春”（Indian Summer），下半年中最值得留恋的好天气。不久寒流将从北极掠过加拿大的平原南侵，那便是戴皮帽、穿皮衣、着长统靴子在雪中挣扎的日子了。而此刻，太阳正凝望平原上做着金色梦的玉蜀黍们；奇迹似的，成群的燕子在晴空中呢喃地飞逐，老鹰自地平线升起，在远空打着圈子，觊觎人家白色栅栏里的鸡雏，或者，安格尔教授告诉我，草丛里的野鼠。正是万圣节之次日，家家廊上都装饰着画成人面的空南瓜皮。排着禾墩的空田尽处，伸展着一片片缓缓起伏的黄艳艳的阳光，我真想请安格尔教授把车停在路边，让我去那上面狂奔，乱嚷，打几个滚，最后便卧仰在上面晒太阳，睡一个童话式的午睡。真的，十年了，我一直想在草原的大摇篮上睡觉。我一直羡慕塞拉的名画《星期日午后的大碗岛》中懒洋洋地斜靠在草地上幻想的法国绅士，羡慕以抒情诗的节奏跳跳蹦蹦于其上的那个红衣小女孩。我更羡慕鲍罗丁在音乐中展露的那种广阔，那种柔和而奢侈的安全感。然而东方人毕竟是东方人，我自然没有把这思想告诉安格尔教授。

东方人确实是东方人，喏，就以坐在我左边的安格尔先生来说，他今年已经五十开外，出版过一本小说和十六本诗集，做过哈佛大学的教授，且是两个女儿的爸爸了；而他，戴着灰格白底的鸭舌小帽，穿一件套头的毛线衣，磨得发白的蓝色工作裤（在中国只有中学生才穿的）球鞋。比起他来，我是“绅士”得多了；眼镜，领带，皮大衣，笔挺的西装裤加上光亮的黑皮鞋，使我觉得自己不像是他的学生。从反光镜中，我不时瞥见后座的安格尔太太，莎拉和小花狗克丽丝。看上去，安格尔太太也有五十多岁了。莎拉是安格尔的小女儿，十五岁左右，面貌酷似爸爸——淡金色的发自在地垂落在头后，细直的鼻子微微翘起，止于鼻尖，形成她顽皮的焦点，而脸上，美国小女孩常有的雀斑是不免的了。后排一律是女性，小花狗克丽丝也不例外。她大概很少看见东方人，几度跳到前座和我挤在一起，斜昂着头打量我，且以冰冷的鼻尖触我的颈背。

昨夜安格尔教授打电话给我，约我今天中午去“郊外”一游。当时我也不知道他们所谓的“郊外”是指何处，自然答应了下来。而现在，我们在平直的公路上疾驶了一个多小时，他们还没有停车的意思。自然，老师邀你出游，那是不好拒绝的。我在“受宠”之余，心里仍不免怀着鬼胎，正觉“惊”多于“宠”。他们所谓请客，往往只是吃不饱的“点心”。正如我上次在他们家中经验过的一样——两片面包，一块牛油，一盘蕃茄汤，几块饼干；那晚回到宿舍“四方城”中，已是十一点半，要去吃自助餐已经太迟，结果只饮了一杯冰牛奶，饿了一夜。

“保罗，”安格尔太太终于开口了，“我们去安娜摩莎（Anamosa）吃午饭吧。我好久没去看玛丽了。”

“哦，我们还是直接去石城好些。”

“石城（Stone City）？”这地名好熟！我一定在哪儿听过，或是看过这名字。只是现在它已漏出我的记忆之网。

“哦，保罗，又不远，顺便弯一弯不行吗？”安格尔太太坚持着。

“O please，Daddy！”莎拉在思念她的好朋友琳达。

安格尔教授OK了一声，把车转向右方的碎石子路。他的爱女儿是有名的。他曾经为两个女儿写了一百首十四行诗，出版了一个单行本《美国的孩子》（American Child）。莎拉爱马，他以一百五十元买了一匹小白马。莎拉要骑马参加爱荷华大学“校友回校游行”，父亲巴巴地去二十英里外的俄林（Olin）借来一辆拖车，把小白马载在拖车上，运去游行的广场，因为公路上是不准骑马的。可是父母老后，儿女是一定分居的。老人院的门前，经常可以看见坐在靠椅上无聊地晒着太阳的老人。这景象在中国是不可思议的。我曾看见一位七十五岁（一说已八十）步态蹒跚的老工匠独住在一座颇大的空屋中，因而才了解佛洛斯特（Robert Frost）《老人的冬夜》一诗的凄凉意境。

不过那次的游行是很有趣的。平时人口仅及二万八千的爱荷华城，当晚竟挤满了五万以上的观众——有的自香柏滩（Cedar Rapids）赶来，有的甚至来自三百英里外的芝加哥。数英里长的游行行列，包括竞选广告车，赛美花车，老人队，双人脚踏车队，单轮脚踏车，密西西比河上的古画舫，开辟西部时用的老火车，以及四马拉的旧马车，最精彩的是老爷车队；爱荷华州全部一九二〇年以前的小汽车都出动了。一时街上火车尖叫，汽船鸣笛，古车蹒跚而行，给人一种时间上的错觉。百人左右的大乐队间隔数十丈便出现一组，领先的女孩子，在四十几度的寒夜穿着短裤，精神抖擞地舞着指挥杖，踏着步子。最动人的一队是“苏格兰高地乐队”（The Scottish Highlanders），不但阵容强大，色彩华丽，音乐也最悠扬。一时你只见花裙和流苏飘动，鼓号和风笛齐鸣，那嘹亮的笛声在空中回荡又回荡，使你怅然想起司各特的传奇和彭斯的民歌。

汽车在一个小镇的巷口停了下来，我从古代的光荣梦中醒来。向一只小花狗吠声的方向望去，一座小平房中走出来一对老年的夫妻，欢迎客人。等到大家在客厅坐定后，安格尔教授遂将我介绍给鲍尔先生及太太。鲍尔先生头发已经花白，望上去有五十七八的年纪，以皱纹装饰成的微笑中有一影古远的忧郁，有别于一般面有得色、颇有余肉的典型美国人。他听安格尔教授说我来自台湾，眼中的浅蓝色立刻增加了光辉。他说二十年前曾去过中国，在广州住过三年多；接着他讲了几句迄今犹能追忆的广东话，他的目光停在虚空里，显然是陷入

往事中了。在地球的反面，在异国的深秋的下午，一位碧瞳的老人竟向我娓娓而谈中国，流浪的乡愁是很重很重了。我回想在香港的一段日子，那时母亲尚健在……

莎拉早已去后面找小朋友琳达去了，安格尔教授夫妇也随女主人去地下室取酒。主客的寒暄告一段落，一切落入冷场。我的眼睛被吸引于墙上的一幅翻印油画：小河、小桥、近村、远径，圆圆的树，一切皆呈半寐状态，梦想在一片童话式的处女绿中；稍加思索，我认出那是美国已故名画家伍德（Grant Wood，1892—1942）的名作《石城》。在国内，我和咪也有这么一小张翻版；两人都说这画太美了，而且静得出奇，当是出于幻想。联想到刚才车上安格尔教授所说的“石城”，我不禁因吃惊而心跳了。这时安格尔教授已回到客厅，发现我投向壁上的困惑的眼色，朝那幅画瞥了一眼，说：

“这风景正是我们的目的地。我们在石城有—座小小的别墅，好久没有人看守，今天特地去看一看。”

我惊喜未定，鲍尔先生向我解释，伍德原是安格尔教授的好友，生在本州的香柏滩，曾在爱荷华大学的艺术系授课，这幅《石城》便是伍德从安格尔教授的夏屋走廊上远眺石城镇所作。

匆匆吃过“零食”式的午餐，我们别了鲍尔家人，继续开车向石城疾驶。随着沿途树影的加长，我们渐渐接近了目的地。终于在转过第三个小山坡时，我们从异于伍德画中的角度眺见了石城。河水在斜阳下反映着淡郁郁的金色，小桥犹在，只是已经陈旧剥落，不似画中那么光彩。啊，磨坊犹在，丛树犹在，但是一切都像古铜币一般，被时间磨得黯淡多了；而圆浑的山峦顶上，只见半黄的草地和零乱的禾墩，一如黄金时代的余灰残烬。我不禁失望了。

“啊，春天来时，一切都会变的。草的颜色比画中的还鲜！”安格尔教授解释说。

转眼我们就行驶于木桥上了；过了小河，我们渐渐盘上坡去，不久，河水的淡青色便蜿蜒在俯视中了。到了山顶，安格尔教授将车停在别墅的矮木栅门前。大家向夏屋的前门走去，忽然安格尔太太叫出声来，原来门上的锁已经给人扭坏。进了屋去，过道上、客厅里、书房里，到处狼藉着破杯、碎纸，分了尸的书，断了肢的玩具，剖了腹的沙发椅垫，零乱不堪，有如兵后劫余。安格尔教授一耸哲学式的两肩，对我苦笑。莎拉看见她的玩具被毁，无言地捡起来捧在手里。安格尔太太绝望地诉苦着，拾起一件破家具，又丢下另一件。

“这些野孩子！这些该死的野孩子！”

“哪里来的野孩子呢？你们不能报警吗？”

“都是附近人家的孩子，中学放了暑假，就成群结党，来我们这里胡闹、作乐、跳舞、喝酒。”说着她拾起一只断了颈子的空酒杯，“报警吗？每年我们都报的，有什么用处呢？你晓得是谁闯进来的呢？”

“不可以请人看守吗？”我问。

“噢，那太贵了，同时也没有人肯做这种事啊！每年夏天，我们只来这里住三个月，总不能雇一个人来看其他的九个月啊。”

接着安格尔太太想起了楼上的两大间卧室和一间客房，匆匆赶了上去，大家也跟在后面。凌乱的情形一如楼下：席梦思上有污秽的足印，地板上横着钓竿，滚着开口的皮球。嗟叹既毕，她也只好颓坐了下来。安格尔教授和我立在朝西的走廊上，倚栏而眺。太阳已经在下降，暮霭升起于黄金球和我们之间。从此处俯瞰，正好看到画中的石城；自然，在艺术家的画布上，一切皆被简化、美化，且重加安排，经过想像的沉淀作用了。安格尔教授告诉我说，当初伍德即在此廊上支架作画，数易其稿始成。接着他为我追述伍德的生平，说格兰特（Grant，伍德之名）年轻时不肯做工，作画之余，成天闲逛，常常把胶水贴成的纸花献给女人，不久那束花便散落了，或者教小学生把灯罩做成羊皮纸手稿的形状。可是爱荷华的人们都喜欢他，朋友们分钱给他用，古玩店悬卖他的作品，甚至一位百万财主也从老远赶来赴他开的波希米亚式的晚会——他的卧室是一家殡仪馆的老板免费借用的。可是他鄙视这种局限于一隅的声名，曾经数次去巴黎，想要征服艺术的京都。然而巴黎是不容易征服的，你必须用巴黎没有的东西去征服巴黎；而伍德只是一个摹仿者，他从印象主义一直学到抽象主义。他在塞纳路租了一间画展室，展出自己的三十七幅风景，但是批评界始终非常冷淡。在第四次游欧时，他从十五世纪的德国原始派那种精确而细腻的乡土风物画上，悟出他的艺术必须以自己的故乡，以美国的中西部为对象。赶回爱荷华后，他开始创造一种朴实、坚厚而又经过艺术简化的风格，等到《美国的哥特式》一画展出时，批评界乃一致承认他的艺术。不过，这幅《石城》应该仍属他的比较“软性”的作品，不足以代表他的最高成就，可是一种迷人的纯真仍是难以抗拒的。

“格兰特已经死了十七年了，可是对于我，他一直坐在长廊上，做着征服巴黎的梦。”

橙红色的日轮坠向了辽阔的地平线，秋晚的凉意渐浓。草上已经见霜，薄薄的一层，但是在我，已有十年不见了。具有图案美的树尖上还流连着淡淡的夕照，而脚底下的山谷里，阴影已经在扩大。不知从什么地方响起一两声蟋蟀的微鸣，但除此之外，鸟声寂寂，四野悄悄。我想念的不是亚热带的岛，而是嘉陵江边的一个古城。

归途中，我们把落日抛向右手，向南疾驶。橙红色弥留在平原上，转眼即将消灭。天空蓝得很虚幻，不久便可以写上星座的神话了。我们似乎以高速梦游于一个不知名的世纪；而来自东方的我，更与一切时空的背景脱了节，如一缕游丝，完全不着边际。

自豪与自幸 篇九

每个人的童年未必都像童话，但是至少该像童年。若是在都市的红尘里长大，不得亲近草木虫鱼，且又饱受考试的威胁，就不得纵情于杂学闲书，更不得看云、听雨，发一整个下午的呆。我的中学时代在四川的乡下度过，正是抗战，尽管贫于物质，却富于自然，裕于时光，稚小的我乃得以亲近山水，且涵泳中国的文学。所以每次忆起童年，我都心存感慰。

我相信一个人的中文根抵，必须深固于中学时代。若是等到大学才来补救，就太晚了，所以大一国文之类的课程不过虚设。我的幸运在于中学时代是在纯朴的乡间度过，而家庭背景和学校教育也宜于学习中文。

一九四○年秋天，我进入南京青年会中学，成为初一的学生。那家中学在四川江北县悦来场，靠近嘉陵江边，因为抗战，才从南京迁去了当时所谓的“大后方”。不能算是甚么名校，但是教学认真。我的中文跟英文底子，都是在那几年打结实的。尤其是英文老师孙良骥先生，严谨而又关切，对我的教益最多。当初若非他教我英文，日后我是否进外文系，大有问题。

至于国文老师，则前后换了好几位。川大毕业的陈梦家先生，兼授国文和历史，虽然深度近视，戴着厚如酱油瓶底的眼镜，却非目光如豆，学问和口才都颇出众。另有一个国文老师，已忘其名，只记得仪容儒雅，身材高大，不像陈老师那么不修边幅，甚至有点邋遢。更记得他是北师大出身，师承自多名士耆宿，就有些看不起陈先生，甚至溢于言表。

高一那年，一位前清的拔贡来教我们国文。他是戴伯琼先生，年已古稀，十足是川人惯称的“老夫子”。依清制科举，每十二年由各省学政考选品学兼优的生员，保送入京，也就是贡入国子监。谓之拔贡。再经朝考及格，可充京官、知县或教职。如此考选拔贡，每县只取一人，真是高材生了。戴老夫子应该就是巴县（即江北县）的拔贡，旧学之好可以想见。冬天他来上课，步履缓慢，意态从容，常着长衫，戴黑帽，坐着讲书。至今我还记得他教周敦颐的《爱莲说》，如何摇头晃脑，用川腔吟诵，有金石之声。这种老派的吟诵，随情转腔，一咏三叹，无论是当众朗诵或者独自低吟，对于体味古文或诗词的意境，最具感性的功效。现在的学生，甚至主修中文系的，也往往只会默读而不会吟诵，与古典文学不免隔了一层。

为了戴老夫子的耆宿背景，我们交作文时，就试写文言。凭我们这一手稚嫩的文言，怎能入夫子的法眼呢？幸而他颇客气，遇到交文言的，他一律给六十分。后来我们死了心，改写白话，结果反而获得七八十分，真是出人意外。

有一次和同班的吴显恕读了孔稚珪的《北山移文》，佩服其文采之余，对纷繁的典故似懂非懂，乃持以请教戴老夫子，也带点好奇，有意考他一考。不料夫子一瞥题目，便把书合上，滔滔不绝，不但我们问的典故他如数家珍地详予解答，就连没有问的，他也一并加以讲解，令我们佩服之至。

国文班上，限于课本，所读毕竟有限，课外研修的师承则来自家庭。我的父母都算不上甚么学者，但他们出身旧式家庭，文言底子照例不弱，至少文理是晓畅通达的。我一进中学，他们就认为我应该读点古文了，父亲便开始教我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母亲也在一旁帮腔。我不太喜欢这种文章，但感于双亲的谆谆指点，也就十分认真地学习。接下来是读《留侯论》，虽然也是以知性为主的议论文，却淋漓恣肆，兼具生动而铿锵的感性，令我非常感动。再下来便是《春夜宴桃李园序》、《吊古战场文》、《与韩荆州书》、《陋室铭》等几篇。我领悟渐深，兴趣渐浓，甚至倒过来央求他们多教一些美文。起初他们不很愿意，认为我应该多读一些载道的文章，但见我颇有进步，也真有兴趣，便又教了《为徐敬业讨武里檄》、《滕王阁序》、《阿房宫赋》。

父母教我这些，每在讲解之余，各以自己的乡音吟哦给我听。父亲诵的是闽南调，母亲吟的是常州腔，古典的情操从乡音深处召唤着我，对我都有异常的亲切。就这么，每晚就着摇曳的桐油灯光，一遍又一遍，有时低回，有时高亢，我习诵着这些古文，忘情地赞叹骈文的工整典丽，散文的开阖自如。这样的反复吟咏，潜心体会，对于真正进入古人的感情，去呼吸历史，涵泳文化，最为深刻、委婉。日后我在诗文之中展现的。古典风格，正以桐油灯下的夜读为其源头。为此，我永远感激父母当日的启发。

不过那时为我启蒙的，还应该一提二舅父孙有孚先生。那时我们是在说来场的乡下，住在一座朱氏宗祠里，山下是南去的嘉陵江，涛声日夜不断，入夜尤其撼耳。二舅父家就在附近的另一个山头，和朱家祠堂隔谷相望。父亲经常在重庆城里办公，只有母亲带我住在乡下，教授古文这件事就由二舅父来接手。他比父亲要闲，旧学造诣也似较高，而且更加喜欢美文，正合我的抒情倾向。

他为我讲了前后《赤壁赋》和《秋声赋》，一面捧着水烟筒，不时滋滋地抽吸，一面为我娓娓释义，哦哦诵读。他的乡音同于母亲，近于吴侬软语，纤秀之中透出儒雅。他家中藏书不少，最吸引我的是一部插图动人的线装《聊斋志异》。二舅父和父亲那一代，认为这种书轻佻侧艳，只宜偶尔消遣，当然不会鼓励子弟去读。好在二舅父也不怎么反对，课余任我取阅，纵容我神游于人鬼之间。

后来父亲又找来《古文笔法百篇》和《幼学琼林》、《东莱博议》之类，抽教了一些。长夏的午后，吃罢绿豆汤，父亲便躺在竹睡椅上，一卷接一卷地细览他的《纲鉴易知录》，一面叹息盛衰之理，我则畅读旧小说，尤其耽看《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甚至《封神榜》、《东周列国志》、《七侠五义》、《包公案》、《平山冷燕》等等也在闲观之列，但看得最入神也最仔细的，是《三国演义》，连草船借箭那一段的《大雾迷江赋》也读了好几遍。至于《儒林外史》和《红楼梦》，则要到进了大学才认真阅读。当时初看《红楼梦》，只觉其婆婆妈妈，很不耐烦，竟半途而废。早在高中时代，我的英文已经颇有进境，可以自修《莎氏乐府本事》（Tales from Shakespeare：by Charles Lamb），甚至试译拜伦《海罗德公子游记》（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的片段。只怪我野心太大，头绪太多，所以读中国作品也未能全力以赴。

我一直认为，不读旧小说难谓中国的读书人。“高眉”（high—brow）的古典文学固然是在诗文与史哲，但“低眉”（low—brow）的旧小说与民谣、地方戏之类，却为市并与江湖的文化所寄，上至骚人墨客，下至走卒贩夫，广为雅俗共赏。身为中国人而不识关公、包公、武松、薛仁贵、孙悟空、林黛玉，是不可思议的。如果说庄、骚、李、杜、韩、柳、欧、苏是古典之葩，则西游、水浒、三国、红楼正是民俗之根，有如圆规，缺其一脚必难成其圆。

读中国的旧小说，至少有两大好处。一是可以认识旧社会的民俗风土、市井江湖，为儒道释俗化的三教文化作一注脚；另一则是在文言与白话之间搭一桥梁，俾在两岸自由来往。当代学者概叹学子中文程度日低，开出来的药方常是“多读古书”。其实目前学生中文之病已近膏育，勉强吞咽几丸孟子或史记，实在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根底太弱，虚不受补。倒是旧小说融贯文白，不但语言生动，句法自然，而且平仄妥帖，词汇丰富；用白话写的，有口语的流畅，无西化之夹生，可谓旧社会白语文的“原汤正味”，而用文话写的，如《三国演义》、《聊斋志异》与唐人传奇之类，亦属浅近文言，便于白话过渡。加以故事引人入胜，这些小说最能使青年读者潜化于无形，耽读之余，不知不觉就把中文摸熟弄通，虽不足从事甚么声韵训诂，至少可以做到文从字顺，达意通情。

我那一代的中学生，非但没有电视，也难得看到电影，甚至广播也不普及。声色之娱，恐怕只有靠话剧了，所以那是话剧的黄金时代。一位穷乡僻壤的少年要享受故事，最方便的方式就是读旧小说。加以考试压力不大，都市娱乐的诱惑不多而且太远，而长夏午寐之余，隆冬雪窗之内，常与诸葛亮、秦叔宝为伍，其乐何输今日的磁碟、录影带、卡拉OK？而更幸运的，是在“且听下回分解”之余，我们那一代的小“看官”们竟把中文读通了。

同学之间互勉的风气也很重要。巴蜀文风颇盛，民间素来重视旧学，可谓弦歌不辍。我的四川同学家里常见线装藏书，有的可能还是珍本，不免拿来校中炫耀，乃得奇书共赏。当时中学生之间，流行的课外读物分为三类：即古典文学，尤其是旧小说；新文学，尤其是三十年代白话小说；翻译文学，尤其是帝俄与苏联的小说。三类之中，我对后面两类并不太热衷，一来因为我勤读英文，进步很快，准备日后直接欣赏原文，至少可读英译本，二来我对当时西化而生硬的新文学文体，多无好感，对一般新诗，尤其是普罗八股，实在看不上眼。同班的吴显恕是蜀人，家多古典藏书，常携来与我共赏，每遇奇文妙句，辄同声啧啧。有一次我们迷上了《西厢记》，爱不释手，甚至会趁下课的十分钟展卷共读，碰上空堂，更并坐在校园的石阶上、膝头摊开张生的苦恋，你一节，我一段，吟咏甚么“颠不刺的见了万千，似这般可喜娘的庞儿罕曾见”。后来发现了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也激赏了一阵，并传观彼此抄下的佳句。

至于诗词，则除了课本里的少量作品以外，老师和长辈并未着意为我启蒙，倒是性之相近，习以为常，可谓无师自通。当然起初不是真通，只是感性上觉得美，觉得亲切而已。遇到典故多而背景曲折的作品，就感到隔了一层，纷繁的附注也不暇细读。不过热爱却是真的，从初中起就喜欢唐诗，到了高中更兼好五代与宋之词，历大学时代而不衰。

最奇怪的，是我吟咏古诗的方式，虽得闽腔吴调的口授启蒙，兼采二舅父哦叹之音，日后竟然发展成唯我独有的曼吟回唱，一波三折，余韵不绝，跟长辈比较单调的诵法全然相异。五十年来，每逢独处寂寞，例如异国的风如雪夜，或是高速长途独自驾车，便纵情朗吟“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 或是“长洪斗落生跳波，轻舟南下如投梭，水师绝叫凫雁起，乱石一线争磋磨！” 顿觉太白、东坡就在肘边，一股豪气上通唐宋。若是叶起更高古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意兴就更加苍凉了。

《晋书》王敦传说王敦酒后，辄咏曹操这四句古诗，一边用玉如意敲打唾壶作节拍，壶边尽缺。清朝的名诗人龚自珍有这么一首七绝：“回肠荡气感精灵，座容苍凉酒半醒。自别吴郎高咏减，珊瑚击碎有谁听？”说的正是这种酒酣耳热，纵情朗吟，而四座共鸣的豪兴。这也正是中国古典诗感性的生命所在。只用今日的国语来读古诗或者默念，只恐永远难以和李杜呼吸相通，太可惜了。

在年十月，我在英国六个城市巡回诵诗。每次在朗诵自己作品六七首的英译之后，我一定选一两首中国古诗，先读其英译，然后朗吟原文。吟声一断，掌声立起，反应之热烈，从无例外。足见诗之朗诵具有超乎意义的感染性，不幸这种感性教育今已荡然无存，与书法同一式微。

去年十二月，我在“第二届中国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上，对各国的汉学家报告我中译王尔德喜剧《温夫人的扇子》的经验，说王尔德的文字好炫才气，每今译者“望洋兴叹”而难以下笔，但是有些地方碰巧，我的译文也会胜过他的原文。众多学者吃了一惊，一起抬头等待下文。我说：“有些地方，例如对仗，英文根本比不上中文。在这种地方，原文不如译文，不是王尔德不如我，而是他捞过了界，竟以英文的弱点来碰中文的强势。”

我以身为中国人自豪，更以能使用中文为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