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文化帝国主义》有感

摒弃狭隘民族主义思想，寻求真正文化自信

——读《文化帝国主义》有感

摘要

尊重所有人的文化认同,这里的主体是“人”而不是出于暧昧地位的“民族国家”。大而化之的民族认同是否真的能代表文化的多样性,是否有一个统一的、独一无二的民族文化?在谈论世界文化的多样性,谈论本国文化怎样抵制他国文化的入侵时候,文化被冠以“国家”为单位,从而忽视了民族国家内部处于弱势甚至劣势的文化群体的呼声。文化属于全人类,在大而化之地谈民族认同的同时也应该小而细之地考虑民族内部的文化的共存性。一方面它必须全方位地在任何一个层面上强调多元精神的必要,另一方面它又必须以现有的民族国家的格局作为捍卫文化的依据。两者处理不当极易把文化认同草率地等同于民族认同，在头脑里留下一个原本不存在的文化同一体。实际上,无论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都不存在统一的文化,必须小心地对待“民族认同”这个话语，杜绝狭隘民族主义。

关键词：文化帝国主义，狭隘民族主义，文化多样性。

通过阅读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一书，我对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有了肤浅的认知。对"文化帝国主义"论的批判并不意味着不存在文化帝国主义的事实,而是说"文化帝国主义"这一概念已经不足以表述如今的全球化及其文化后果,因而"全球化"应该被提升为一个新的概念,至少应该被作为一个新的视角。同样道理,也不能将"全球文化"或"文化全球化"理解为文化的西方化和同质化,理解为"文化帝国主义",它们应该被作为对全球化时代文化变迁的一种新的概念化方式。我们应该建立起更宽广的视野，把文化思考提升到全世界、全人类的格局高度，在寻求自身民族文化自信的同时，形成更博爱的普适价值观。

狭隘民族主义思想是错误的价值取向，有碍民族国家进步

我们讨论某种思想行为是狭隘民族主义，首先是站在追求人类美好前景、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普遍逻辑和共同价值立场上，其次是站在国家民族的高度上，以追求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国民心态积极健康为宗旨。站在国家民族的高度，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的应当是要积极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总体上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逻辑框架有两个:第一是群体视角，各民族自我认同，各民族之间互相认同，在上述基础上实现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统一体的认同。第二是公民视角，全体国民理性健康、积极向上的心态同样是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基础。

与上述两个框架相背离的思想观念即是当前中国狭隘民族主义产生的理论源头。以上述逻辑框架为基础，根据产生的基础和呈现形式不同，当代中国狭隘民族主义可大致分为单元民族的狭隘民族主义，即地方民族主义，及以维护国家民族利益和爱国之名相号召的狭隘民族主义。其中地方民族主义的典型特点有:只将本民族的狭隘范围作为思考问题的基础，只考虑和强调本民族的局部利益，忽视国家的整体利益和其他民族的利益；夸大本民族的特殊性，或将特殊性作为借口，对于适用于本民族地区的党和国家的统一方针政策不积极贯彻执行，不愿意与其他民族互相亲近，更强调民族划分，试图使民族差别巩固和强化；忽视国家和其他民族的帮助，无视民族团结对国家稳定发展的重要意义;地方民族主义极端化会表现出分离倾向，盲目夸大单元民族价值，试图从多民族国家分裂出去，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

以维护国家民族利益和爱国之名相号召的民族主义同样也是一种复杂的民族情绪，作为一种反应型的民族情绪，一般情况下，国家关系间的利益冲突和遏制需要才成为民族主义思考的基本框架。从反对干涉中国内政，打破西方遏制到反抗文化霸权，民族主义的自保自强策略和目的都是在这个基本框架中展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结束，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推进，国家之间经济交往频繁，利益博弈次数空前增加，“银河号事件”、“南斯拉夫大使馆轰炸事件”、“撞机事件”、“钓鱼岛事件”等都成为以维护国家民族利益和爱国之名相号召的狭隘民族主义产生的现实基础。部分人主张中国为了进一步发展必须为“生存空间”而战，主张应该采取强硬的外交政策，甚至主张用武力来解决外交问题。更为极端和狭隘的倾向是在政治上特别强调用牺牲其他国家的利益和不顾其它价值观念，以此寻求本民族的利益。这种特别的民族主义同一般意义上的民族主义的关系就如同自私自利与个人主义的关系。这种极端民族主义还可能表现为保守排外，在外部压力下，对自身文化和风俗习惯盲目自信，甚至夸大，不做选择地拥抱传统，缺乏创新和改革精神。对外表现为反对对外交流，主张闭关锁国，反对与外国交往交流，反对借鉴外国的经验和制度；极端自信，认为本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进而歧视别的民族，甚至把其他民族视为劣等民族，反对移民，歧视外国移民等。

文化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求同存异

谈到文化帝国权,“民族”和“民族主义”成为文化帝国主义视阈下逃离不开的话题。汤林森援引第三世界的学者常有的观点是：西方发达国家运用强大的政治与经济权力宣扬并普及外来文化的种种价值及习惯,牺牲的却是本土文化。因此,第三世界的很多学者强烈反对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同一与文化霸权,主张维护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与自主性。而汤林森却认为民族国家是一个虚构的想象中的概念,民族认同在很大程度上被误认为是地域认同。提到民族文化,在全球官方舞台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地位不容忽视,现在几乎所有关于文化议题的圆桌对话都没有超越它所设定的尺度,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就民族国家认同是否一定就是文化认同,该组织内部存在很大的分歧。此外还有一股多元化的倾向,认为所有的文化都具有平等的地位。

尊重所有人的文化认同,这里的主体是“人”而不是出于暧昧地位的“民族国家”。大而化之的民族认同是否真的能代表文化的多样性,是否有一个统一的、独一无二的民族文化,当各国代表在教科文组织发言的时候他所代表的是本国处于优势的占主流的文化发言还是代表了该国内所有的类型丰富的文化呢?黎巴嫩的基督教文化与伊斯兰教文化该由谁来代表其民族文化的认同呢?到底“谁在说话”?“谁赋予他们权利说话”?在谈论世界文化的多样性,谈论本国文化怎样抵制他国文化的入侵时候,文化被冠以“国家”为单位,从而忽视了民族国家内部处于弱势甚至劣势的文化群体的呼声。文化属于全人类,在大而化之地谈民族认同的同时也应该小而细之地考虑民族内部的文化的共存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处的境地极为尴尬,一方面它必须全方位地在任何一个层面上强调多元精神的必要,另一方面它又必须以现有的民族国家的格局作为捍卫文化的依据。两者处理不当极易把文化认同草率地等同于民族认同,忽视了民族国家内部的文化抗争,在头脑里留下一个原本不存在的文化同一体,仿佛拿出地图画个圈就圈定了某一特定的文化认同。实际上,无论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都不存在统一的文化,必须小心地对待“民族认同”这个话语。

汤林森接着提到了另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不同的文化应该相互容忍?答案似乎很明显:人类在深层次上存在着一些共通的东西,比如人性中的宽容、善良、民主、自由等。由此往下推断,那么在不同的文化之间理智的选择应该不是关起门来为保持独特个性而全然拒绝他者的异端性,也不应该是苛求所有文化大一统的大而化之的做法,更为清醒的做法是“求同存异”,即肯定人类文化中共通的文化因素的存在,这是不同文化相互交流的基础,但在相互的融合中又要保存自身的独特文化特性。

如何把握“同与异”的尺度,人类该如何在这两端行走,以留给后人一个没有遗憾的多元的文化历史?民族国家内部又该怎样兼顾弱势边缘团体的话语权呢?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各国文化的相互兼容与碰撞,如此大规模的文化交流与融合究竟是历史的庆幸还是悲哀,处在当下的人们谁都没有发言权。

地域认同涉及民族群内部的支配与压抑,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地域语言的使用。回到当下的中国,几年前方言类电视节目异军突起,以方言为代表的地方语言很大程度上代表的是民族国家内部的地方认同,有人认为狭隘的地域文化观会排拒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普通话作为中华民族的官方语言有自己的政治地位,并承担着意识形态价值,但是在现代性的发展过程中,是不是为了形成一个国家的民族的同一向心力及所谓的民族认同,民族国家内部的“文化帝国主义”就成为理所当然的呢?实际上,民族国家内部的文化多样性值得重视。

在全球化的格局下,典型的文化霸权的口号是“美国佬滚出去”。对于“美国佬滚出去”的口号,汤林森认为反对者忽视了美国文化内部的细致差别,无论是“可口可乐”还是“麦当娜”都只是美国国内占优势的文化行为与作风的负载者,而不是美国文化的全部。如同民族文化的认同一样暧昧,遭遇抵制的文化内部认同也出现了许多微妙细微的模糊点,我们应该谨慎对待。

汤林森提出,如果完全用“想象出来的社群”来定义民族国家,那么又如何理解一个国家整体的向心力呢?民族情绪不一定盘踞在人们心中的最前哨,但在危机发生时民众表现出来的民族情绪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民族认同的表现形式,民族主义成为鼓动政治运动的响亮号角。在平静的日常生活中,民族国家会游离于个人生活之外,但并不能否认其真实的存在。典型的例子是在汶川地震发生的时候国人表现出的民族国家概念,都不是能用“想象”这一术语一言以蔽之的。

对此季定思有很好地论述:“大多数时候的现代社会,本位安全感根本就是脆弱的,事实上只有在民族国家将崩溃之际,民族国家的情绪才容易找到最坚强的突出点。”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危机来临时,这样的民族情绪又极易演变成失去理性的“非我族类”的排斥他族的民族极端主义。这里又涉及另一个问题:极端的民族主义是否等同于民族认同。人们对私人现实生活的关怀,虽有其文化含义,但与民族国家认同相去甚远,在更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它是隐现于后的背景,只有在社会情绪不稳定,出现异端意见时,民族认同甚至民族威胁论才会出现。

汤林森在谈论文化帝国主义对民族国家的攻击时,更多的批评话语都停留在“我们与他们”的“共时的空间”层面上。把民族文化看成是静态的,忽视了其动态发展的本质,及自古以来的文化互动。其实每一种文化本质上都是“动态发展的混血儿”。文化本质上是动态的同化与异化的过程,在互动中如何保持文化的自主性就尤为重要。如何处理同化与异化的关系及在两者之间怎样保持一个平衡点,并在此过程中培养国民的文化自觉呢?刻意地追逐西方,模仿美国风格的文化统一性,或者为了所谓的古老的传统而盲目排外都是不理智的做法。

对于外来文化的包容是对自身文化的发展建设

如果我们接受了现代化的产品,享受了现代化的成果,那么接受现代化的理性制度、价值观念也是必要的。所以我们要肯定普世价值的存在,肯定各民族、各地区在追求终极目标上的共性。但是当一个民族的文化受到其他文化的潜在威胁时,必然产生对本民族文化的强烈认同感和对外来文化的极度排斥,这种反应可以说是正常的,但以民族认同来否定外来文化,则是错误的。因为民族文化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只能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当下的民族文化相对于外来文化是落后的,它没有能力去改造正在传入的先进文化。在这样的情况下,拒绝外来文化就是拒绝进步、拒绝先进。所以,当出现这样的情况时,我们必须想办法解决这种冲突。

毋庸置疑,文化的传播与发展是跨越地区与民族的界限,而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传播的,尤其是在当今全球化的态势之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抱着自己的原有文化固步自封,拒绝接受其他文化中的有益成分。文化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那么,如何处理好传统与现代、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冲突呢?一个比较可行的思路就是在理解文化的过程中,运用自身思维对文化进行发挥式的理解,使其符合本民族的思维习惯,与本民族的文化相融合,以便更易为民众所接受。然而,现实的状况却不是如此的简单。全球资本主义“可能主动采取本土化策略, 通过出卖‘民族性’、‘地域性’和‘传统’来获得土著和民族主义者的青睐, 然后实施控制。”“美国通过‘吸收’外来文化以展示其自由、民主和开放的精神,并以此获得其他民族国家的认同和归附。”恰如古希腊扮演的角色,“从其他文化中吸收不同成分,把它们融合进自己文化当中,形成一种比希腊文化更为广泛的‘希腊精神’,然后将它们进行‘再出口’。”除此之外,在传统与现代融合、用本民族所能接受的方式传播现代化文化的过程中, 不能片面地对现代的、外来的文化断章取义,不能将现代化的文化仅截取对传播者有利的因素进行传播,将其肢解化、片面化。而应该完整深入地对现代化的文化进行解读,使得民众能够更全面、完整地了解外来的文化。

尽管传统和现代之间矛盾重重,但是不难看到,在抗拒外来文化的过程中,我们自然而然地会对自我文化进行反思和调整, 从而摒弃传统文化中落后的内容和形式,接受外来文化中更符合自我价值的思想内核。

总而言之,文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命题,西方在推行文化霸权主义的时候,也将先进的文化带到了落后地区,打破了传统文化的束缚。因此,只有建立传统文化与西方先进文化融合的再生文化体系,才能更好地展开现代化建设。尽管“浓厚的西方中心论色彩、全球化的文化同质化正是汤林森有关文化帝国主义的论调,并对四种文化帝国主义话语分析中流露出来的也是对文化霸权、文化殖民主义的辩护,”但是,现代化作为人类发展的大趋势,必然将不断地深入发展,尽管在不同的国家,现代化表现出来的具体形式是不尽相同的,但是其内在核心价值取向是一样的，是现代化所追求的终极目标:自由、平等、开放。这种内核的共通性促进了不同文化的融合,以使文化更具生命力。所以,当下的中国文化要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主要在于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融合,并用传统的思维习惯诠释现代文化,接受现代文化的价值内核对传统的改造,促进文化的再发展。“西方媒介的扩张对中国文化带来的威胁,其本质依然是资本主义扩张带来的现代性和全球市场的文化产品竞争。当代的文化交锋必然体现在市场竞争中。”因此,对于中国来说,必须做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发展。唯有如此,才能使中国文化在当今的世界上立足。

无论从媒介、民族、资本主义及现代性的角度看,汤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对于当下的中国都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为了发展,实现振兴大业,学西方,与西方融合接轨的做法无可厚非,但对于有着深厚传统与历史的民族来说,在处理过去与现代关系时更应该小心慎重,不能为了现代而现代,也不能为了传统而传统。美国宾州州立大学教授刘康在一次关于中西文化的交流的访谈节目中曾说:“我们呼唤中国的法兰克福学派”,即能站在批判理性的立场为中国寻求富有建设性的现代化方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告诉我们,“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知识精英的思想与理论实践的宗旨,应该是结合历史现实的冷静与理性的批判。

参考文献：

【1】 (英)汤林森（JohnTomlinson），《文化帝国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

【2】 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北京大学学报

【3】 （美）赫伯特·席勒，《大众传播与美帝国》，上海人民出版社

【4】 余建华，《民族主义，历史遗产与时代风云的交汇》，学林出版社